真理的光芒_真理的光芒,穿境越世

　　1848年2月23日，一本封面简单朴素、只有23页的德文小册子被运出伦敦一家印刷厂。从那一刻起，共产主义这个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闻草屋里，《共产党宣言》正在一位29岁青年的笔下，一字一句变成方块文字。
　　在微弱的油灯前，青年未曾想到，他笔下的这些文字，即将照亮中国。
　　
　　全然忘我，竟把墨汁当红糖
　　
　　1920年的中国，暗流涌动。
　　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激情勃发，却又踌躇迷茫。他们渴望改变，想要有所作为，可缺少清晰的路径，这让他们苦闷不堪。浙江人陈望道亦是其中一位。在学校里发起的新文学运动遭遇当局残暴打击后，寻求方向和道路，成为他和同仁们的迫切需要。
　　带着使命，回到家乡。山风穿透草屋，裹挟着阵阵寒意，却吹不灭心中升腾的信念。
　　字字句句，从此烙印终生。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让陈望道先生成为《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版的全译者?
　　陈振新：那是1920年3月，父亲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一封信，说《星期评论》总编辑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捎给他一本戴季陶收藏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有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经能够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一些片段，但没有一个人把《共产党宣言》全文完整地翻译过来。当时戴季陶也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觉得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我的父亲望道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认识了日本一些著名学者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很喜欢看他们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文章，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另外，他在日本学的是文学，精通日语，汉语功底也好，同时还懂英文。
　　记者：三个条件恰好都吻合，这好像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陈振新：当然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望道先生在接受翻译任务前，刚经历了“一师风潮”。“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怀揣报国之志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员，倡导新文学、白话文，是一师“四大金刚”之首。后来，父亲指导一师学生施承统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激烈抨击封建纲常伦理，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惊恐，父亲也因此被扣上了“非孝”、“废孔”等罪名，最后不得不离开一师。这个事件对父亲的触动很大，其实他们在一师只是宣传文学革命，但即使是这样，当局还是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这让父亲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1920年3月，他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他自己说“是为了进修马克思主义，同时试译《共产党宣言》”，从中寻找力量和方向。
　　记者：这部意义非凡的著作的翻译工作是怎样完成的?
　　陈振新：为了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译书，他躲进了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柴屋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屋里除了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村子在山沟里，早春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到了晚上，冻得他手脚发麻。
　　因为父亲译书经常要熬夜，没几天，他就瘦了不少。祖母很心疼，特地包了粽子，配了些红糖，想给父亲补补身体。祖母把粽子和红糖都送了进去，过了一会，她在屋外问父亲，是不是还要加点糖，就听父亲说：“够甜，够甜了!”等到祖母进去收拾碗碟的时候，看到父亲满嘴都黑乎乎的，原来他把砚台里的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给吃了!就是这样，全然忘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后来父亲自己都说，“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
　　记者：除了物质条件的艰苦，翻译这本书必然还有很多挑战，比如虽然只有3万多字，但内容广博，需要宽泛的知识、深厚的底蕴和众多资料的支持。
　　陈振新：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的，而且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很碎片，但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记得有人曾回忆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个翻译部，有几个人想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直接翻译过来，但翻译第一句时就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翻，最后就放在了那里，加了一段文字说明大意，因为实在找不到很恰当的语句来表达。父亲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记者：但我们看到的版本多是翻译成“幽灵”。
　　陈振新：以后的多个版本，对第一句的译法都不尽相同。改来改去，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成仿吾新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就改成了：“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这种译法与父亲的译法十分接近。当年望道先生没有任何版本可借鉴，他可能一方面根据外文意义，另一方面也是结合了中国人的习惯。为什么现在的翻译改来改去又回到接近父亲的翻法了呢?我想，父亲的译文是经得起推敲的。
　　
　　仓促印刷，首版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
　　
　　1920年5月，陈望道正想着怎么把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戴季陶，恰巧一位同村人进城回来，给他捎回了一份电报。电报是《星期评论》社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于是，带着译稿，陈望道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与一群怀揣激情与理想的青年同心合意，高擎真理之火，照亮黎明前的暗夜。
　　记者：1920年的氛围很紧张，这本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出版得顺利吗?
　　陈振新：很曲折。原来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这个刊物因为进步倾向太明显了，被勒令停办。大家又非常想把这个册子出版，让更多人看到，但因为没有经费，所以一直等到1920年8月，才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了。
　　那时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为封面是红色头像的，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首版只印了1000册，我父亲自己一本也没留，全送人了。目前国内仅存7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都有。1920年9月，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记者：翻译这本书对您父亲后来所选择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
　　陈振新：在试译《共产党宣言》完成后，望道先生应邀到《新青年》任编辑，同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他当时是陈独秀身边的一员大将，发起成立了纺织工会、邮电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等。他还在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等组织中担任文化教员，同时还是《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杂志的编辑，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
　　望道先生还是一位忠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920年3月试译《共产党宣言》到1977年去世，无论 是早期做党的工作，还是后来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未变。
　　
　　信仰因着字字句句，清晰起来
　　
　　1920年，夏天。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长沙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他很是欣喜，信仰也因着字字句句，清晰起来。
　　十多年后的一天，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外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记者：陈译《共产党宣言》是怎样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陈振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是先从学习陈译《共产党宣言》开始的，他们传阅、热议，甚至是辩论，如饥似渴地在字里行间寻求答案与光明。1000册《共产党宣言》甫一问世，便一书难求。
　　记者：这本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重视和追捧?
　　陈振新：在那个年代，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很多乱七八糟的主义都有，但就是没有一本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文书。很多革命青年，空有报国激情、爱国理想，他们迫切想让中国强盛起来，但是缺少理论根基，相信各种主义的人都有。像陈望道先生在“一师”的学生施承统、俞秀松开始就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后来看了《共产党宣言》，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者：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让无数革命者找到了信仰的航道。
　　陈振新：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讲过，他说那时还在考虑入不入党。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对我父亲说：“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彭德怀讲：“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停下脚步
　　
　　时光流泻。
　　《共产党宣言》问世已有163个年头，它的中文版也诞生了90多年。其间世界风云变幻，时势更迭，但巨著栉风沐雨，经久不衰，真理的光芒依旧闪耀。
　　她在中国所焕发出的光芒与力量，更令世人瞩目。
　　记者：《共产党宣言》对历经90春秋风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意义?
　　陈振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90年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到成熟、成熟后又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
　　90年来，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停下脚步，更没有封闭、僵化，而是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包容和完善。无论是我们穿越血与火的历史云烟，还是历经建设时期的艰苦卓绝，或是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命题，她所阐释的核心价值、她所发出的声声呐喊，都得到了最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发展。
　　记者：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本百年巨著又焕发了青春，在西方世界再度受到热捧，被奉为圭臬。
　　陈振新：《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传播得非常广泛，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它的受众群体也非常广泛，不只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读，许多大学生、进步人士、经营管理者都在读，足以证明其魅力之大，影响之广。1999年，全球读者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还排在爱因斯坦的前面，位列第一。
　　就像你说的，206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重新在西方市场热销，甚至很多人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赠送挚友亲朋。为什么大家会对这本书如此热捧?我想正是因为它理性的光辉。一又二分之一多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长河带走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但这本书的思想光辉不因岁月流逝而销蚀，不因遭受坎坷而迷失，不因经受挫折而暗淡，而是穿境越世，生生不息地照耀人心。
　　记者：90多年过去了，望道先生若在世，想必会很惦念自己当年在小山村里撒下的信仰种子，是否能够在今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陈振新：如果让我们选择一本近一百年来对中华民族命运影响巨大的著作，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共产党宣言》。它不仅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影响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走向，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她所传递的核心价值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她所提供的哲学视角、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已然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血脉中，代代相承。
　　我想，如果父亲在世，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不断地获得完善、丰富和发展。
　　
　　复旦大学，有一条“望道路”
　　
　　“望道先生”，是陈振新与记者交谈时常用的对父亲的称呼。
　　与父亲相处28年，在陈振新眼中，父亲于他更像是导师、指路人。
　　而还原陈望道的父亲身份，陈振新深情中流溢的是敬意，还是敬意。
　　记者：您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也是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抛开所有这些光环，作为一位父亲，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陈振新：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他的学生都叫他“老夫子”。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多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我从乡下回到父母身边读书。因为听不懂上海话，加上农村教育与上海教育有很大差距，成绩很不理想。父亲看了我的成绩单后，就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了一句，“新从乡间来沪，语言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带给老师。你想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是很怕家长说的，父亲不但没责骂我，反而那么信任我。他写下的这寥寥数语，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者：冰心说过，父爱是沉默的。
　　陈振新：父亲给我们的爱是深沉的。虽然他话很少，但有一次却跟我谈了很久。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他找我谈话说，你到了复旦，一定要好好工作，一般复旦老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我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他是复旦大学校长，我作为他的儿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夹着尾巴做人”。
　　记者：对此您有委屈吗?
　　陈振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凡事低调处理的风格，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父亲的一生，在中国的革命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但他从不张扬。像关于早期参加建党的事，他生前就没有对我们讲过，很多情况是后来我查阅资料才了解的。他说过，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什么位置。
　　复旦大学，有一条“望道路”。
　　那是一条并不宽敞，也不显眼的路。它紧靠校门，贯穿东西，又是一条让人不由得注目的路。
　　这条路，陈振新不知已经走过了多少遍。每一次漫步于望道路上，在他看来都是与父亲的相逢。
　　站在望道先生的塑像前，陈振新又一次注视着父亲，父亲也注视着他，注视着眼前的校园，周围的青年，和速片深爱的土地。
　　
　　(摘自6月10日《解放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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