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该退出吗?|中国经济刺激政策

　　在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下,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中国经济在内忧外患之下去年仍然实现8.7%增长,今年开局迅猛,投资刺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中国出口开始回升,消费增长平缓,本年内中国经济可能会实现远超过8%的增长目标。
　　另一方面,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使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显任重道远。
　　而经济刺激政策极大释放地方政府投资潜能,地方投资突进和信贷跃进裹挟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爆发式增长,也正使资产泡沫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进一步放大。同时政府进一步直接涉入经济领域,引发的“国进民退”疑虑亦不断放大,此类问题值得警醒和未雨绸缪。
　　2010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如今的经济增长基础是否稳固?是否应该寻机退出刺激政策?中国如何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调整?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会对经济造成最小的冲击?
　　对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勇、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银华基金研究部总监金斌各抒已见
　　
　　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可能会二次探底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最近国外投行报告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很多预测2010年经济增长会超过10%,大家认为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可能?
　　贺铿:中国去年保八成功,目前来说情况不错。但是至于中国经济是不是复苏了,甚至说进入了另一个繁荣期,我没有那么乐观,甚至现在还不能说是复苏。中国的经济要真正的复苏要三个条件:一个是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这个现在没有实现;第二是外需稳定增长,外需1、2月份增长40%多,那是因为去年基数很低,同比外需应该有好转,但是并不是很乐观;第三个是刺激政策可以退出,但是现在不行,如果退出第二次探底就会出现。所以不要把自己经济看得太乐观,世界经济也不要太悲观。
　　徐刚:中信证券研究部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认为中国今年GDP应该可以达到10%,CPI应该在3%左右。现在市场一致预期GDP增长9.5%-10%,通胀预测虽然前三个月分歧比较大,但今年只要粮食和猪肉不出大问题应该可以控制在3%以内。
　　现在证券界对经济最大的分歧不是2010年而是2011年。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今年底明年初二次探底概率比较低,前提是今年包括整体货币供应量在内的宏观政策前紧后松。但是恰恰分歧就在这个地方,认为明年初可能会出现一次二次探底的观点前提就是今年的政策很可能会走过头,就是前后都紧,全年紧。因为货币政策紧缩有一个时滞,今年一季度紧缩不会表现在一季度,半年之后会表现出来,如果半年之后政策还不松,那么再过半年还会往下调整。所以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下半年的政策究竟是紧还是松,但是这个问题的前提又在于CPI。
　　我们认为全年CPI应该可以维持在3%,去年巨额信贷投放不会简单表现为今年CPI的上涨,因为现在的环境跟1993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原因是现在有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1993年没有。所以那时候超额信贷投放迅速进入实体经济,表现为钢铁、水泥、粮食这些实体经济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而现在经济体中有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市场,还有20万亿的股票市场,吸纳流动性能力很强,使得超额的信贷没有简单的进入实体领域中去。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CPI不会简单一路攀升。
　　政府最担心的是农产品价格问题,若CPI全年都比较稳定,使得下半年政策有松的余地,从而使12个月之后经济不会进一步下探。
　　李勇:今年经济增长10%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具体多少还要考虑消费、出口、投资的结构。首先,今年与美国、欧洲的贸易摩擦可能会越来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会从美国方面传导到其他地区,因此出口拉动经济大幅度增长的难度比较大。
　　第二是消费,目前消费主体是住房和汽车,在房价去年涨幅这么大的情况下,今年政府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汽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幅度的增加,这两个因素对经济拉动的贡献很难超过去年。
　　第三是投资,我们还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没有投资的拉动经济可能难以维持较高的增长,而没有高增长很多结构性的矛盾会演化得比较严重,所以保持一定增长是必要的,但是有意推高经济增长则没有必要。因为经济结构需要优化的地方还很多,很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追求太高的增长速度,8%左右已经足够。
　　金斌:去年GDP增长8.7%,若按照支出法的计算方法分解,消费大约贡献4个百分点,进出口贡献负的3.8个百分点,消费和进出口的贡献几乎抵消,投资的贡献是8.7个百分点。今年进出口预计会与去年持平,意味着负的3.8个百分点今年变成0了;消费增长态势相对稳定,大概贡献4个正百分点。按照中央政府提的保八目标,投资对CDP贡献只要有4个百分点。所以大家对今年GDP增长不用特别担心。
　　贺铿:我认为不要太看重GDP的增长,保八没问题,但低于八又如何?只要结构调整有进步,只要民生问题有改善,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有增加,GDP稍微低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物价我一直是认为,比较健康的发展应该有温和的通货膨胀,最好是高于3%但应低于5%,今年在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始终是有信心的。
　　
　　房市“泡沫”根源
　　
　　记者:对于GDP增长大家普遍还都是比较乐观,但是大家担心去年放出的信贷有多少进入了实体经济领域,会不会造成资产泡沫出现,这种泡沫会不会累积后破灭影响实体经济;第二种担心是现在投资如此之迅猛,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
　　李勇:去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主体还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10万亿贷款增量至少有2/3是投向电力、高速公路、铁路、城建还有房地产,这些方面如果没有政策急速、猛烈退出的话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第二是政府融资平台,据央行统计是3800家,9万亿资产,5万多亿的负债。对融资平台应该区别对待,地级市以上融资平台投资的项目只要是基础设施或民生的,有稳定现金流,而且未来的现金流是能够覆盖项目本身的要求的,银行就应该会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沿海地区的县级政府融资平台非常发达,应该也不会有大问题。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内地的县级政府融资平台。
　　综合以上两点,出现严重资产泡沫以及大批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贺铿:基础设施建设过分超前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投资的前提是有回报,但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支线机场曾修了很多,但据我所知好几个支线机场没有产生效益,现在修了那么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如果没有车子跑怎么办?投资就要考虑适当的时候把成本收回来,收不回来就是坏账。
　　我主张今年不能再搞新的项目,要尽可能支持已经开工的项目,形成效益,同时慢慢的调我们的结构,提高消费需求,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金斌:就资产价格泡沫而言,股票市场算不上有泡沫。沪深300市盈率现在大概是17倍,相当于花100块钱买一个股票平均一年大概能有5.9%的回报,投资价值还是比较明显的。房地产市场方面,一线城市可能有一点过热的迹象,很多二三线城市相对还是比较健康的,投资的比例较低。中国的问题是贫富分化明显,有一部分有一定财富的人没有投资渠道,很多有钱人就把房子变成投资品,普通老百姓就感觉房子太贵,如果政府增加这些人的投资渠道有可能会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说到改变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主要的问题是老百姓收入没有提高起来,但是提高老百姓消费是很复杂的问题。主要看供求,前些年可能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了只能有这么多的收入,而主流观点认为到2015年每年新增劳动人口比重在往下降,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情况下,新增供给跟不上,劳动力价格就会往上涨。所以类似珠三角的民工荒其实也不是说招到人,涨钱就能招到,关键是价钱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讲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长期来看是一个大趋势。
　　李勇:去年北京很多地区的房价翻了一番,这一定是泡沫,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局限于房价本身,而是需要从三个层面来看:房子是投资品、储蓄品还是必备品?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因素,存款利率可能是负的,那么拥有一定财富的人为了保值增值就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重点,把房子作为投资品或者储蓄品。而大多数人认为房子是生活必备品,所以角度不一样,对房价上涨观点可能就不一样。
　　目前整个金融体系的存款大约60万亿,其中居民储蓄近30万亿,贷款近40万亿。既然存在这么大的存贷款差,而金融体系又没有为这些财富提供足够的投资通道,这些财富放在银行有可能十年或二十年之后负增长。目前股市真正自由流通的市值不到10万亿,这个规模远远吸纳不了如此多的财富,也无法满足财富进一步升值的需要。金融体系必须为这些财富积累寻求保值增值的通道,没有这个功能,金融和经济相互促进作用就实现不了。所以很多问题是金融问题,但是反映出来是实体经济问题以及房价问题。
　　贺铿:关于存贷款差,我稍微有一点可能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第一,这60万亿储蓄的构成要分析,要严格区分真正属于居民的储蓄以及财政储蓄和企业储蓄。第二,就算这20万亿是居民的,那么究竟是哪些居民的,占存款人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是少数人的储蓄,为什么一定要在房市和股市里投机呢?为什么不搞实业呢?股市从6000多点掉到3000多点,池沫当然不多了,但房市问题就大了,所有金融危机都是从房市泡沫引起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民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
　　
　　政府“进退”
　　
　　记者:房价问题与土地财政密切相连,4万亿投资下去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没有特别好的来源,卖地是最现实的路径,在财税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如何应用金融或其他手段调整和引导资金进入新能源或战略性新兴产业?
　　贺铿:首先,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很大毫无疑问,但投资冲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应该说政府也认识到了,所以才有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再一味靠投资发展经济,结构就会越来越差。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肯定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形成这样的结构也不是一两天。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最终消费率不是太低,62.5%,接近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走了一段高投资的路,但二十年当中消费率只降低了3个百分点。但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到2007年,最终消费率就降了11个百分点,由改革开放之初的62.5%降到了48.8%。所以说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只会让经济结构越来越糟糕。
　　有人主张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的顺差太大,要抑制出口,我是坚决反对。第一出口没有必要抑制,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是靠外贸;第二真要抑制出口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出口退税也可以少一点,都可以提高出口成本。如果一方面加大出口退税,压低劳动者报酬,另一方面提高人民币汇率,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劳动者报酬上升了,国内需求就上去了,国内需求上去了企业真正投资就上去了,所以现在结构调性和收入分配调整问题是当务之急。
　　再就是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民收入靠农产品价格,因此农产品价格我一直主张要上升的。我认为2007年食品、农副产品涨价很正常,不涨9亿农民收入上不去,所以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农民收入,10亿甚至10亿以上的人收入太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重点。结构调整不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市场会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政府也要引导;结构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要从这里着手。
　　李勇:政府的投资冲动关键还是机制问题,储蓄转化不成投资,关键在于缺乏转化为投资的畅通通道和有效的金融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就成为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增加投资的结果就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现在的储蓄结构是80%以上的存款在10%的人手里,但是有存款的人为什么不搞投资?因为单个个体不具备投资企业能力,必须通过一定的金融载体或者机构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投房子呢?投资房子相对比较简单。股市为什么炒的多呢?因为股市25万亿市值里只有10万亿真正流通,如果全流通了就很难炒起来,我觉得还是金融体系的要素市场功能不够完备,投资出口太少,因此现在股市和房市存在翘翘板效应。10%的这部分人作为个体没有办法进行实业投资,必须有机构代投资,但我们的产业基金、股权私募基金不够发达,特别是股权私募基金,现在有几百家股权私募基金,基金找项目可能不错,但是筹资问题解决不了。因为目前中国股权私募基金市场基金经理没有品牌和信誉积累,没有人敢投给他,因此规模一直发展不起来。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要素市场不够发达以及各种金融功能严重缺乏,是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金斌:美国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动资产价格的上升,只是缓解了下滑的势头;而我们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流动性过剩,从而容易引发资产价格膨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更快一些。产业结构改善,关键还是要依靠利益驱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跟考核机制相关。主要考核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投资需求必然十分旺盛,胃口很大,给他多少钱都愿意投。所以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是改变这种考核方式。对新兴产业,关键是要在促进需求上做文章,可以通过推行强制性标准来促进需求,有了需求,经济利益驱动,新兴产业供给自然能迅速发展;而不是靠增加新产业的供给,这只能造成新的浪费。
　　记者:比如现在很多沿海地区土地价格上升得很厉害,企业利润很薄不干实业了,搞地产去了,大家如何看?
　　徐刚:去浙江调研的时候我也发现,浙江有很多小企业,比如打火机做了全世界最大,或者某一种类型的领带全世界最大,很多这样的小企业。但是都不干了,都把资金撤出来炒房、炒股去了,这个现象我也在思考。
　　我不认同楼市、股市泡沫的说法。我的感觉是实体经济给民营资本留出的空间越来越小,做实体经济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因此民营资本只好退出来,那往哪儿退?不能都变成银行存款,而在楼市、股市,资本不分民营还是国有,所以这里对民营资本最安全。还有10万亿信贷究竟多少进了民营企业、究竟多少进了国有企业?因为进国有企业的太多,进民营企业的太少,民营资本经营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大家就退了,退的结果一个副产品是股市、楼市暴涨。
　　现在关于国进民退各种争论,我觉得应该比较利润率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利润率高的行业基本上国有往里进。国进民退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国有企业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有了利润以后也不分红,也不能涨工资,所以就再投资,再投资的结果就是国有经济不断的扩张,带来对民间资本的挤出的问题。
　　贺铿:关于国进民退,大家常举的例子是两个,一个是济钢兼并日照钢铁,第二个是山西煤企整合。济钢兼并日照具体情况我没去调查,如果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兼并盈利的民营企业是政府意图的话,那确实是国进民退。山西煤企整合问题,我认为应当具体分析,因为山西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资源浪费很严重,安全隐患严重,这个非改不可,改了以后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结果,恐怕也要调查研究再说。我所知道的民营资本在现在改制过的企业当中还是有较大的股份的。这个是国进民退吗?我觉得要分析。
　　但是去年的10万亿贷款,银行肯定是爱国不爱民。第一是体制问题。10万亿当中,国有企业不需要贷款,银行动员贷款。民营企业需要贷款,也贷不到款。去年的10万亿有相当一部分贷给并不需要钱的国有企业,才使我们的房市、股市去年出现了不正常的波动,原因可能很多,但体制问题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是风险问题。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平均寿命6年,经营期限太短,银行不敢贷款。但我们银行去年贷款确实是太不爱民了。
　　第二个是土地财政。有人说,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逼出土地财政,这个观点我不赞成。要说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对所有地方政府都是一样的,土地财政究竟能解决多少地方的财政问题?北京、上梅、杭州也许可以解决,但这地方建设得已经可以了;中西部也要建设,但这些地方的土地换不了多少钱。所以不能简单说少数地方可以搞土地财政就是合理的。既然土地国有,卖的钱就应该由中央财政转移到更需要钱的地方去,这才是公平合理的。
　　分税制改革中央分多了、地方分少了,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我们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在世界上并不是最高的,而且中央掌握大量财力将钱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去,才可以使这个国家得到均衡发展。但是中央财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问题在哪?转移不科学。怎么转移?现在是专项转移比例太大,所以出现“跑部钱进”,现在是要把转移支付的办法如何科学化,如何转移的更加合理。
　　
　　刺激政策要退出吗?
　　
　　记者:关于经济刺激政策在这个阶段要不要退出,或者退出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么组合,在此之前有很多呼声或者很多争议,各位嘉宾怎么看?
　　贺铿:现在不是讨论刺激政策退不退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今年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年初定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这么一个定性的说法之后我还有一点定量的说法,就是说要稳、要看,怎么看?因为今年我们实行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把去年铺开的基本建设形成效益,保持经济比较稳定的发展。货币的投放和财政的投放都要保持稳定,不要忽高忽低,同时1.05万亿的赤字能少一点就少一点,7.5万亿的新增贷款也最好能少就少一点。根据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到下半年如果经济比较稳定,到了明年就可淡出。
　　李勇:我同意贺主任的观点,同时补充两点建议:第一,去年开工的续建项目一定要保证,否则对整体经济包括银行贷款都会造成不良影响。对今年新开工项目则要谨慎。第二目前来讲复苏基础还不是特别牢靠的时候要比较慎重讨论退出问题。其实有一些措施已经比去年紧了,但是先紧后松不如均衡好。
　　金斌: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跟中央政府的目标有关系,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要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为了满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所以从短期来看,要不要退出还是要看政府的GDP增长目标。我们认为货币政策退出会快一些,财政政策退出可能慢一些,因为我们去年新开的项目如果突然停下来那就要出大问题了,另外财政政策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更多一点,所以一刀切也会出很大问题。
　　徐刚:政策退出实际上隐含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调整能不能完成,如果不能实现结构调整,退出后经济总量下降,然后又得重新刺激;如果调整结构能够完成,那么退出实际上就是政府自愿从旧经济上退出,然后新经济成长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退不退的问题,现在要讨论退出以后的格局究竟怎么演变?中国的结构转型这次应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实是在进行中。
　　中国随着人口的变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总一开始谈到我们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但是这种数量性的人口红利消失恰恰是意味着进入了人口质量为发展的新的人口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会带来新的变化,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如果这个阶段中国切换成功了,那么过去一两年所实行的刺激政策退出不会影响中国长期增长。如果切换不成功会影响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出现拉美化。
　　(4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分别为该报记者和见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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