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他们的编制?:安置卡的工作有编制吗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王迪,2008年本科毕业时,放弃了一份“机会很好”的工作,仅仅因为他在签约时被告知,不能进入单位的正式编制。
　　经过多方打听,他最终权衡:还是先读研吧,“没有编制,还是有点问题”。
　　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编外人员。他们遍布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媒体、学校等单位,以科教文卫领域的事业单位中人数为最多,在各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大量存在,一般负担书记员、协警、记录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等所谓“辅助性”工作。
　　河北省青县法院的刘建法官最近在上访,为自己讨要编制内的身份。他曾对记者说,在这个法院工作了20年,审了无数个案子,但至今都是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一方面,在就业日益困难的现实中,他们挤进了那些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的单位,进出高墙大院,收入稳定,无疑令人羡慕;但在单位内部,与那些生存在体制内、享受体制带来的完整福利待遇的人而言,他们又相对较难获得权力资源,政治、经济上的待遇都不及正式员工,一些人甚至有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感觉。
　　在一些单位内部,这种类似“双轨”的用工导致了同工却不同酬的状况――有的单位甚至用一份编制内员工的钱去养活三到四个编外人员。
　　在一些拥有正式编制的单位管理者眼中,编外人员是“外人”,没有“编内人”忠诚、可靠。一些政府机关,在加强保密教育时,公开规定“保密要害部门的涉密岗位和保密要害部位不得使用聘用的编外人员”。
　　另一方面,在一些党政机关,也有少数编外人员是通过各种关系挤进来,因编制名额之限,暂以编外身份任职。他们没有通过竞争就获得了现有的职位,也因此得不到同事、以及公众的同情。
　　“编外人员”这一群体,因人事制度的变通性改革而诞生。而他们的命运,也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指标之一。
　　
　　“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流落街头了”
　　赵金凤在一家医院做护士,不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之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很多年。
　　尽管在她的观察中,自己的工资福利与编内人基本一样,领导也没什么内外之别。干得出色的合同工一样会被尊重。“有些人说编外的人最多做到中层,不过,到了中层就可能已经有了编制,再往上发展也不是问题了。”她说。
　　但是,她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偶尔当着编内人的面自嘲时,她总是说:“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流落街头了。”
　　2008年一个刚来的大学生入了编制,这让赵金凤失落了很久。“我今后,就是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编。”她说。
　　赵金凤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后,除了领取养老保险,还可以比编外人员多领取200到400元不等的机制补贴。这部分由其所在的事业单位补发。”北京市某剧院负责人许洪说。“我知道他们不平衡,但也很无奈。”他说。
　　在编外人员这一群体中,赵金凤算是幸运的。至少在退休之前,单位一视同仁,同工同酬。而另有一些人,则要在不公平中学会克制。在那些内外有别的事业单位里,中央电视台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2003年,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实行了劳务派遣制度。这些人被称为“企聘职工”――地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
　　“一些台聘员工除了每季度有三四千元的广告提成――这可是所有人一起做节目挣来的,每月还有800元的‘精神文明奖’。过年过节,他们的餐卡里还会打入500到1000元。”在央视一个栏目任编导的王晓樵说,“我们没有这些。”
　　那些负责每日在各档新闻节目前后串录广告的职位,尽管一年到头都跟播出的广告打交道,“但也拿不到广告提成,就因为我们是企聘”。她说。
　　在这个话题里,她用“他们”和“我们”划开了不同的利益阵营。
　　此外,央视还可以将台聘职工的外地户口落在北京,足以使部分编外人员艳羡。“绝对不平衡。想想吧,干活的、卖力的都是我们这些人。”但是,“没有办法”,她平时在单位依然会低调做人。
　　
　　“渐进式”改革路径
　　在诸如博物馆、图书馆等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单位里,编外人员数量最少。而那些自收自支的单位,一方面编制名额少,另一方面有着扩张需要,就会聘用较多的编外人员。有些单位的“编外人员”甚至比正式员工还多。
　　这一状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人事编制极大束缚了机关单位的手脚,吸纳编外工作人员,用这种临时性的“应急”办法来引入新鲜血液,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用人体制的条条框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编制”的负面效应也在不断放大。也正因此,国家逐步地推行人事制度改革。
　　2002年是个重要的节点,国务院办公厅在当年以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通知》的形式,确定了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的大方向。这一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使聘用制度正常化、规范化,曾被媒体称为“继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后,在人事制度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在这次改革中,制度的设计确保了老员工的利益。通知中规定,凡工龄满25年,或连续工龄达10年,且距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有权向原单位要求签订至退休的终身合同。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句公众耳熟能详的话,是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2003年――《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通知》颁布的次年,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中视汇才,开始劳务派遣制度。“那之后进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企聘’了。”王晓樵说。“占用事业编制的,多是40岁以上的老员工。等他们都退休了,这种内外之别大概也就结束了。”许洪说。在该剧院,年龄已经成为划分是否为在编人员的最大标志。
　　这些清晰地呈现出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这正是一些官员和学者口中的“中国经验”之一。
　　
　　劳动合同法的受益者?
　　对于那些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编外人员来讲,近年有两个好消息。一是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二是2010年将全面启动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尽管具体方案至今仍不清晰。
　　2007年,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一刻,部分地区才开始集中对各单位的编外人员统计调查。此前,一些人事局还将保持着对编外人员群体的数量、现状一无所知的状态。
　　部分人事局也是从去年才开始意识到,“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维护用人单位和个人双向的合法权益”,提出“今后事业单位不得对编外使用的各类人员称呼其‘临时工’‘农民工’等不适时宜的称呼”,并要为他们补齐社保。
　　编外人员显然是劳动合同法的受益者。“连续签两个三年的合同,他们就可以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许洪说。鉴于事业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希望队伍稳定,以减少人力培养的成本,因此,为规避法律而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也并不多见。
　　而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成为打破编制内外之别的重要一步。
　　在此基础上,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改革,也被编外人员期待为可以将编制内外的员工放入同一个制度中考评。虽然,这并不是这场改革的主要目的。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德贵在提到这一改革时也曾表示: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人员业绩大小,无论编内编外人员理应一视同仁,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绩效工资的初衷。从长远发展来讲,同等类型、同等岗位、同等绩效的编内与编外人员,应当享受同等水平的绩效工资。
　　在一些陆续出现的非官方消息中,央视改革方案有多个版本。比如,将企聘人员直接改成台聘,取消身份之别。或者,将正式职工、台聘职工与企聘职工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拉平。“但也没有啥真的动静。”王晓樵说,没敢抱太大的希望,甚至觉得“根本行不通”。“他们工作量或值班时长,肯定不如年轻人,到时候拿的钱比我们还少。他们能平衡吗?”
　　阻力显而易见。不过,尽管央视终将如何取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王晓樵已十分清楚地感到,界限的淡化是大势所趋。
　　“比如节目的制片人一定是台聘以上,但是一些企聘的人也开始当上了副手。”
　　而河北某市交通局的职员何磊,觉得编制内外除了待遇不同,其他区别不大。刚毕业不久的他,更相信实力。“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啊,许多时候是凭能力说话的。”他说,领导已经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活儿交给他去处理了。与年纪大他十多岁的人相比,何磊对编制没有那么敏感,甚至,他还能看出编外更有人身自由的好处来:“编内人换工作时审批比较麻烦,而非编人员合同到期自己可以轻松走人。”“其实,‘编外人员’这种提法我们已经很久不用了。现在人事局也在有意淡化‘编制’这个概念。”许洪说。(文中王迪、王晓樵、许洪为化名)
　　(2009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和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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