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当前全球治理危机中中国主张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记者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记者: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记者:“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民族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
　　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确立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不断发展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仍要“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中国模式”一说的流行,是否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时代已成为过去?
　　严书翰:“中国模式”恰恰是党领导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的。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中国模式”也要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我很欣赏邓小平1987年11月接见外宾时讲的一段很有气势的话:“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房宁:“摸着石头过河”与自觉按规律办事不矛盾。我们的发展框架有了,方向明确了,也积累了很多有益做法,但还要继续“摸”下去。
　　胡星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少有理论、战略,缺少精心设计,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与盲目性共存的特点。正因为盲目性的存在,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扭曲、公权力的过度扩张、腐败与道德堕落。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垄断、道德等还要依靠不断地创新“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记者:放眼60年,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主要是建构、设计出来的,还是在实践中摸索、被“逼”出来的?
　　房宁:后发国家在民族振兴意识萌发之时,都会有建构,中国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建构的因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试错、创新、发展。可以说,前一阶段建构的色彩浓一些,后一阶段探索的色彩浓一些。
　　马振岗:中国发展道路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毫无疑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认真借鉴了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包括参考吸纳了西方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
　　
　　权利与权力
　　
　　记者:西方在研究中国时,普遍认可经济成就,但对政治制度有争议,您怎么看?
　　严书翰:西方学者、政要在研究“中国模式”时争论最大的是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看法,这是事实。这里头原因很多,其中中西方国情不同,研究者价值观对立和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是主要原因。别指望短期内就能消失。关键是我们对自己的制度选择要有信心,要有底气。别人的议论是次要的。我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时常举两个案例:(一)、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对温总理说,他佩服中国两点,一是不搬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照样发展;二是不搞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照样发展。(二)、在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各国学者、政要对此几乎已成共识。
　　记者:对政治主导经济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关于地方政府,有的认为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的说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腐败横行、经济结构失衡的源头。您怎么看?
　　胡星斗:经济学中有“诺斯悖论”,指的是政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诺斯悖论”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过多地介入市场,一方面促成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导致权力寻租等问题。未来中国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特权、腐败、垄断、官德败坏、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必须建立权力分立的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不同的人或组织掌握,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与行政保持相对独立性,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而不能只搞自我监督、同体监督,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道德的沦落。
　　房宁:以前,乡镇企业火的时候,几乎每个农民企业家的背后都有政府、官员的帮助。现在,几乎每个腐败干部的背后都有老板的影子。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经济有很大推动,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另一方面,官商离得太近,涉及太深,也成了问题。以前,政府较多介入经济生产是必经之路,现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都较健全,政府不宜再过多介入,而应主要在外边间接服务。这个不光是中国,日韩等都有这个经验教训。
　　记者:这么一来,是否意味着您所说的“集中权力”的特点会有所弱化、改变?
　　房宁:可以这么说。集中是阶段性特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会转型。成功的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危机中提升形象
　　
　　记者:金融危机与全球格局变化更有利于“中国模式”的成熟,是原有结构定型,还是有所变革,抑或兼而有之?
　　严书翰:应当说,当前还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无一幸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这场危机也考验着“中国模式”。我欣赏“倒逼机制”的提法。国际金融危机也倒逼着我们要不断完善和调整“中国模式”。比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我们不能只看到成绩,看不到未解决的问题。与市场经济结合包括与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接轨,并不是加入WTO就自然而然解决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吃亏的教训的。
　　房宁:一方面要坚持我们好的做法,比如注重监管、注重实业。另一方面也要把危机当成机遇,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黑爪子干活,白爪子抓钱”,这种不平等、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秩序不能长存下去了。
　　在全球化中,中国的贡献远大于获得,给全世界打工,供应全世界的生活必需品,付出了劳动力、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但这在以前也没有办法,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只能用这种方式。
　　胡星斗: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模式”因此也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和青睐。以前就有“北京共识”之说,但我们认为“北京共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北京共识”并非过度强调政府,“华盛顿共识”也并非过度依赖市场,美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越来越重视建立“有限政府”。
　　记者:危机对中国国际地位与形象的影响如何?
　　马振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在英国当大使,很明显地感到那是中国国际形象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政策,履行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当时在外交场合,我经常听到英国官员、银行家、学者对中国的好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较早地提出要建立信心,呼吁各国合作共克时艰,照顾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积极认真作为,受到世界广泛的承认和赞赏。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不少人对中国的看法。也许经过当前这场全球性的严重的金融危机,更多国家和人们能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认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现在需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估计中国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观地对待外界的评述。对待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一是要“尽力”,二是要“量力”。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的“救世主”,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只有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式“普适”价值
　　
　　记者:一百多年来师法西方的中国,现在反过来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启示?外来普适价值中国化的同时,中国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适价值?
　　严书翰:中国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启示,这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对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能给别国提供启示这也不必怀疑。但不能讲过头话,即仍然要实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能轻率地说“为发生金融危机的世界指明方向”这类话。
　　当前对普适价值的争论很热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即“两点论”:一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某些价值加以包装,就变成普适价值向全世界推销。这里面确实存在在话语上搞“霸权”的事实。二是我们不能因此轻率地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适价值这个提法。千万不要把普适价值的提法拱手让给别人,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比如,曾经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星斗:普适价值应当与中国价值互补,或者说普适价值中就应当包括中国价值。文化价值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义标准、功利主义标准,等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和中华文化价值,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适价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效率等之外,还应当包括中华价值之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学习,过去中国很落后,需要学习西方;现在我们似乎强大了,同样也要学习西方,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具有先发的优势,但是也需要向中国智慧学习,尤其要学习中国人对和平、和谐的追求。
　　房宁: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启示,比如金融监管方面,美国也在危机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样,而中国则有望跨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经验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有启发,因为发展背景、阶段、条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美国道路别人走不了,但中国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记者:如果有第三世界国家政界、学者来中国取经,您会给什么具体建议?
　　房宁:一、从本国国情、历史条件出发,把他国好的做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二、给人民以权利和自由,适度集中权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人民的权利。三、中国式协商政治求同存异,求最大公约数,比竞争性选举更适合工业化初期国家。在社会矛盾较多时期,民主应更侧重于协商、监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记者:热议中国时是否需要提防“捧杀”中国?当前中国的自信心上来了,如何自省呢?
　　严书翰:当今世界确实复杂。就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中种种观点都有。真心羡慕高兴者有之,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杀中国的意图。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
　　房宁: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静头脑。做个简单的对比,东京城铁、地铁有四十多条,北京地铁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尔汉江上有二十多座桥,上海黄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还大得很。中国的现代化已初具模样,但下面的“细活”还多着呢。内部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外面还有捣乱的、防堵的,接下来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尽力说英文,因为说普通话被人看不起;现在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板,说普通话、中国话是荣耀。
　　“中国模式”让中国人获得了自信,但是我认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们的不足,国家才能进步;否则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可能昙花一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无论国际上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模式论”,我们都要头脑冷静,正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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