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大学】 可笑的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理由】 　　1970年―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荣欣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荣欣（70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1958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天上掉下个大学名额
　　
　　1970年8月，李荣欣陪同通讯总站站长到重庆出差。
　　这是李荣欣参军的第二年。这名在部队表现优秀，任何活动中都少不了他的士兵，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眼里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李荣欣自己也感觉到提干的目标已是指日可待。
　　几天后，李荣欣他们从重庆返回成都驻地。刚回驻地不久，连队的杨指导员就跑来找李荣欣，他以为又是连队要办什么活动，或者要搞什么训练。谁知杨指导员将一张表格塞到李荣欣手里，让他填一下，说部队准备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外语。
　　无论如何，李荣欣都没想到，杨指导员找他居然是这个事情，居然是上大学――上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李荣欣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李荣欣：当时心里很激动。为什么很激动？因为即使不搞“文革”，我考大学也考不到北大，最多只能上三流大学，所以当时很高兴。
　　兴奋之余，李荣欣向指导员打听去北大学什么语种。杨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处的人说是学印地语。但是两人都不知道印地语到底是哪国的语言。最后指导员琢磨出印地语大概是美国的语言，他说，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那可能是他们的语言。
　　李荣欣：实际上他也不懂，他说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很崇拜，还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时，在成都军区7656部队，李荣欣的老乡郭进才也接到推荐上北大的通知。与李荣欣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郭进才也十分兴奋。这种推荐，除了代表部队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其本身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几百上千人的队伍里，幸运者只有一两名。
　　但是这些被推荐的人不知道去北大学习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大学”；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只知道，在当时来说他们属于十分幸运的一群人。
　　此时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
　　当李荣欣和郭进才们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作为“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李荣欣和其他60多名推荐上来的解放军学员在成都集合。集合完毕后，在没有任何欢送仪式的情况下，部队领导带领学员从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后，学员们抵达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园已经成了沸腾的海洋，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和“欢迎工农兵学员”的横幅与标语。
　　学员们在北大领到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件。“北京大学”四个字是很流行的毛泽东的草书体。校徽、学生证与以往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成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他们每人都怀有与李荣欣类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大家得到通知书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这样一份“大学入学通知书”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
　　在感慨过去的岁月时，或许有一些学员还怀有一丝丝的惆怅。但在他们身上，更多的却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与自豪。在知识荒芜、教育空白的年代里，他们得到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上管改”与工农兵学员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参差不齐，而且他们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杨东平：当时“上、管、改”这个东西，基本是一个口号。但是它机构设置里面，从校一级的机构，就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到各个系革命委员会。它都组成三结合。就是有工人和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学校干部、教师和学员代表。这就是它的三结合，在组织结构当中都有三结合的成分。
　　对于李荣欣他们来说，改造大学的第一个印象，也许来自劳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学生们的离开，曾经干净整齐的北大校园早已萧条破败，不堪入目。到处都是破桌椅板凳、损坏的门窗和荒乱的杂草，角落里堆满了玻璃碴、废纸等垃圾，根本不像一个学校的样子。
　　工农兵大学生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除垃圾。这是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组织下完成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是“文革”中特有的派驻到各大、中、小学校的工作队。全称一般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丁东（现代历史学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尤其是1967年、1968年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把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派到上层建筑领域，组成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所有的大学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
　　北大的工宣队由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的工人组成，军宣队是8341警卫团和63军的人。其中以新华印刷厂和8341警卫团的人员为主。8341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挂名北大党委书记。日常具体工作基本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
　　工农兵大学生模仿解放军的建制，按班、排、连进行编组。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带解放军学员前来学校的领队则担任指导员一职。
　　在工宣队、军宣队的统一组织下，全校师生在校园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卫生大扫除活动。一连干了好几天，终于恢复了一个干净的北大校园。
　　
　　“上、管、改”下的师生
　　
　　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丁东：推荐过程当中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生源参差不齐。有的人是小学文化，有的初中文化，有的高中文化。但是大家都来学习大学课程，这样就不好办了。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
　　这种学习班最初安排在百来人的小教室进行。可是随着课堂的影响扩大，前来听课的学员们越来越多，几节课后就达到了一千多人，把大教室也挤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安排教学场所。最后决定让老师到大礼堂去上课。
　　李荣欣并不在需要补习的学员之列，但他认为中学语法与大学语法不一样，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几节课后，让他感觉获益匪浅。很多学员经过北大中文系的教师的讲解后，也迅速明白了在中学学习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北大中文系老师的功力，让大家从心里由衷地佩服。
　　李荣欣主课是印地语。这是一种音节拼音文字，一共有44个字母，此外还有7个带点的辅音字母。上第一节课时，老师按照以前教学方式，打算从语音给学员们讲课。这也是学员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然而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愿，北大的领导从政治上考虑，认为第一节课应该教的是用印地语发音的“毛主席万岁”。面对这种情况，老师们向校方提出，这种教法对学员来说太难了。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金岳霖先生的侄子、北大著名教授金鼎汉当时正好教授印地语，他也不认可校方的这种提法。
　　金鼎汉（北京大学教授）：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度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就提出来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
　　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发音再难也应该要学会。于是老师们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给学员们授课。只是这种方式，对老师和学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无论是“毛泽东万岁”，还是“共产党万岁”。对于刚开始接触印地语的学员来说，里面很多读音，根本发不出来。而且学员们无法理解，更无从去记忆。
　　一个星期结束后，这种教学方法以完全失败告终。校方终于意识到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没有用，之后他们只得同意，让老师们按正规的方式给学员授课。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起。从那一刻起，学员们才真正进入到印地语的学习中。
　　这些几个月前还是手执钢枪的解放军战士，现在坐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这让他们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大家基础差些，但学习非常用功。每天到了晚上，一些学员还在教室里背单词、练语法。但是除了刻苦努力地学习外，印地语中的弹舌音对很多学员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郭进才因为自己的弹舌音老发不好，最后跑到校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弹舌音可以发好了，说话却有点不利索。
　　郭进才：为了把印度语学好，所以动了一次手术，将舌头稍微剪了一点。
　　金鼎汉：他们学习有些人刻苦，有些人还挺用功的。工农兵学员也是这样，里面有些很好，很优秀的，有些不太行的。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毛泽东、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属于“专政”对象，正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
　　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66届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相对来说，这些人上的文化课较少，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应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换教学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师前来授课。
　　李荣欣：所谓的“鸡毛”，就是1966年和1965年的学生给我们上课。讲第一堂课后，本来我们对印地语比较陌生，他讲了以后就更不懂了。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文革”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与他接触后，学员们发现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李荣欣：他们当时没有给我们上课，因为那时年龄比较大。都是讲师讲课，他们给我们编讲义。基本上一天就把讲义拿出来，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些教授确实水平比较高，真是不愧为教授，后来对教授比较崇拜。
　　
　　在北大的最后时光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李荣欣听说，北大校本部的解放军学员基本上属于短训班，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刚开始他还不相信，但这个消息很快被证实了。校本部的解放军学员读的就是学时为一年的短训班。
　　许多人知道真相后，内心非常失落。老师们努力开导大家，告诉他们短训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学一年基本可以顶过去的人学三四年。
　　急于把课程教授给学员的老师们，几乎利用起了所有的时间，给大家上课。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批判会、没有校外活动。每天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的老师和起早贪黑的学生。所有的人都进入到了最紧张的学习中。
　　进入7月份，天气越来越热。不知不觉中，李荣欣他们在北大已经生活了将近10个月。这也意味着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一天，李荣欣他们接到学校通知：交回学生证，他们结业了。
　　消息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预兆。在交学生证的那天，李荣欣留了个心眼，偷偷裁下一页为自己在北大的学习做了一个纪念。接下来的日子，拍照、合影、告别……走的那天，学校没组织任何的欢送仪式，解放军学员们在操场上集合后，排队告别了这所学校。李荣欣的北大生活就这样匆匆地画上了句号。
　　
　　永生难忘的岁月
　　
　　1971年8月下旬，李荣欣等学员在成都集合，统一前往西藏。
　　1971年冬天，经过三个月的高原适应训练后，李荣欣等人调离军区教导队，前往距离拉萨千里之外的亚东边防区，负责对印度的广播工作。
　　李荣欣在西藏一直工作到1986年才转业，时间长达15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当年北大的同学，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不知道他在北大上过学。而自从离开卓拉山口广播队后，他印地语也很少用了。1986年10月，李荣欣转业到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广播电台。
　　李荣欣：我转业回来以后就一直在我们电台当记者，后来当编辑，一直在那儿。
　　1980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而工农兵学员的学历被定为大专学历，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短训学员，李荣欣他们的学历不被承认。在广播系统第一次职称评比中，因为学历问题，李荣欣落选了。
　　心有不甘的李荣欣选读了郑州大学的新闻专业，两年后拿到了专科文凭。1991年他评上了编辑中级职称，1999年他评上了主任编辑的副高级职称。而很多和他一样在北大东语系统学习的同学，却一直过着没有学历的平凡生活。
　　（摘自《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海天、肖炜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5月出版，定价：28.00元）

相关热词搜索：工农兵 大学生 大学 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大学 特殊年代特殊身份的大学生 工农兵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