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时代在变，童心不泯_童心什么泯

　　 　　任溶溶的家是一间二层的老式单元房，隐藏在上海市中心的洋房和大厦中。这位86岁的老人，中国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最多的人，从解放前就开始住在这幢房子里。老读者不会忘记《古丽雅的道路》，中年读者也会记得《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这些都是任溶溶翻译的经典。还有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80后”的年轻人一定印象深刻。而现在的孩子们，还在读着任溶溶翻译或创作的书，比如《小熊维尼》、《夏洛的网》⋯⋯这位说话爽朗，总爱开玩笑，一直把儿童说成“小朋友”的老人，见证、参与了中国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后近一个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对他来说，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孩子们却永远不会变。
　　
　　年轻时代:
　　散漫童年和进步青年
　　
　　“我是给孔夫子磕过头的，从小读私塾，识字很早。”任溶溶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1923年，他出生在上海，原名任根鎏，父亲在上海开店，5岁起，他被送到广州老家。
　　任溶溶说自己度过了一段非常“散漫”的童年生活。他读了大量的杂书，尤其喜欢“人物打来打去”的旧式武侠小说、滑稽搞笑的《济公传》，以及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是任溶溶最喜欢的书，只是小时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得以亲手把这部经典童话翻译成中文，更想不到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经他之手进入中国的外国童话故事数不胜数。
　　小学毕业那年，抗战爆发，任溶溶回到了上海，在英国人开的中学里读书。直到解放前，上海有着无数个悲惨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路遇死尸简直是家常便饭。“冬天的时候，善堂就早早出来收尸了。在虹口等地，垃圾箱旁边扔掉的弃婴，真的是随处可见。”
　　目睹世间疾苦，慢慢长大的任溶溶不再读童话了，他一心向往着革命。1940年，读初三时，任溶溶从家里溜走，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路上为了防止被家人找到，他决定改名。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他就按照这个日期的读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任以奇”。
　　解放前，瞿秋白等人发起了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不到20岁的任溶溶参与编辑《语文》丛刊，在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上做了不少工作。
　　他真正开始翻译儿童文学，则“纯粹是偶然”：“我大学有个同学毕业后到儿童书局工作，知道我也翻译文学作品，就找我帮忙翻译，我到外文书店一看，哎哟这个外国书太漂亮了！我从此就成了外国儿童文学迷了！”
　　解放前，任溶溶为地下党开办的出版社翻译苏联文学，解放后，他成了翻译、创作两栖作家，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
　　“任溶溶”这个笔名，其实是他女儿的名字。一次翻译童话，他顺手署上了女儿的名字，从此就用了下来。但是他忘了“女儿是要长大的”，后来麻烦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家人总得问：您找哪个任溶溶？老的还是小的？还有小读者写信来，经常叫他“任溶溶姐姐”、“任溶溶阿姨”⋯⋯
　　
　　60年代：
　　勤奋翻译，即兴创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革命作品。任溶溶擅长英文和俄文，又偏偏最喜欢翻译儿童文学，他因此成了全国少数几个专门翻译儿童文学的当家人。《任溶溶评传》一书中介绍：“在解放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
　　“出版社常常到年底了和我商量，说创作的书不够，翻译的书再多加几种，所以翻译出的书很多。”任溶溶说，当时原创作品太少，直到《人民日报》出了篇社论，希望文学界多写儿童文学，老舍等一批老作家们开始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情况才稍稍开始好转。在出版社无限渴求原创作品的背景下，任溶溶早期偶然的创作，竟然成为出版社趋之若鹜的佳品。
　　当时，作为出版社编辑的任溶溶经常要往少年宫跑，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他本来讲的都是翻译故事，没想到讲得多了，竟然自己头脑里也跑出了一些故事。后来那篇被看作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和里面生动的笑话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
　　任溶溶说，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过，在少年宫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故事里面，一位穷人黑人小孩靠洁白牙齿为美丽牌牙膏商人做广告，他被一名种族歧视者醉鬼打落了牙齿，结果失业了。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时，任溶溶受邀捧着底稿在电台里读，出版社的主编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当即让他把底稿拿去发表。
　　但是，这些还只是即兴创作，当时的任溶溶翻译都忙不过来。
　　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停止了翻译苏联作品，“中苏吵翻后就什么都不出了，最后是没书出了，就出些朝鲜的，越南的，他们也没什么儿童文学。”
　　接近“失业”的任溶溶只好“改行”搞创作，之前的“即兴”变成了“专业”。“从翻译儿童作品到写，我是熟能生巧了”。这一时代逼出来的改行，让任溶溶给几代人留下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形象，除了《“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之外，他还写出了童话《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小波勃和变戏法的摩莱博士》、《人小时候为什么没胡子》，儿童诗《我抱着什么人》、《我给小鸡起名字》等大量优秀作品。
　　任溶溶很多的创作都在写他小时候的自己。最典型的就是儿童诗《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里面说爸爸、妈妈要到普陀山去了，说孩子你太小了，不能去，等到要走了，他们又说，你现在大了，应该在家帮奶奶做点事。这种事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也是我小时候真实的事情，我当时真是想不通。”
　　“小孩子都是一样的，只是社会变了，生活情况变了，小孩子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他说。
　　
　　“文革”十年：
　　最大收获是偷学外语
　　
　　“文革”开始后，翻译也停了，创作也停了。
　　任溶溶家也被抄过一次。他回忆，自己从小被母亲说成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因为爱下馆子吃各地美食，他虽然稿费赚了不少，但全花在吃上了，“文革”时，红卫兵闯入他家，本以为他父亲是资本家，会有不少收入，没想到他的存款上竟然只写着一块四毛钱。“他们不相信，以为我藏起来了，就斗过一次。”
　　很快，任溶溶和出版社的其他知识分子被关入了“牛棚”，大家集中在上海奉贤的新闻出版署干校，一条河的对面，是电影干校，搞出版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河对面的孙道临、张瑞芳、乔奇等大明星。
　　任溶溶被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一说起来养猪生活，他就连说“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
　　任溶溶说，他自己也属猪，猪倌生活更是让他对猪挺有好感的。在此后的翻译工作中，他也常常想到自己曾经亲密接触过的这些可爱的小猪。
　　后来，干校成立了翻译连，也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周恩来交代任务，各地要分头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以供内部学习用。上海这边分到了《北非史》，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埋头翻译非洲历史。而任溶溶，也带着一身猪味做了好几年的历史翻译。
　　这十年，他收获最大的地方，恐怕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在下放之前，没事做的任溶溶学会了意大利语。因为太喜欢长着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很早就准备好了学意大利语的资料，期待着有一天可以自己翻译《木偶奇遇记》。但“文革”之前，他一直忙于翻译，没有时间学习新的外语，到了“文革”中，所有翻译、创作工作都停下来了，他才有了难得的空闲时间。其他的意大利语“教学资料”还有一本意大利语的《毛主席语录》和外文社出版的意大利语版的《人民画报》。“其实这东西很宝贵的，有着很多当时的照片。”可惜“文革”后，他的儿媳妇把这些多语言版的《人民画报》当废纸处理掉了。
　　然而在“文革”后期，任溶溶也偷偷把日语学会了。“资料室里有着大批的日文革命书，假如有人问我，读哪种文字最多，那应该是日文，因为书实在太多了。”借着这些革命书，他又偷偷学会了日语。
　　
　　改革开放30年：
　　从来没有离开小朋友
　　
　　“文革”结束之后，整个出版环境为之一新。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任溶溶没有回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开始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与此同时，进入中年的他也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他首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意大利文的《木偶奇遇记》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他的翻译版本成了这本书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还重新拾起安徒生童话，在丹麦首相哈斯穆斯的授权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摆上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书店，成为了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在出版界日益开放的30年中，任溶溶翻译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十部重要作品，英国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女巫》等小说，还有《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柳树间的风》、《小飞人》、《随风而去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小熊维尼》等让无数中小读者都喜爱无比的经典童话，直至最近几年，年过八旬的他还在翻译一线上耕耘，翻译了《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等畅销儿童书。
　　不过，他并不喜欢现在大红大紫的《哈利?波特》，“我只喜欢第一部，后来全是讲和妖魔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不过我不喜欢它不代表我否定它，还是一句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现在，不断还有出版社请任溶溶翻译，“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译了。”翻译了一辈子，86岁高龄的任溶溶终于说。
　　另一方面，他也很担心现在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外国儿童文学我感觉比较稳定，每本童话书看下来都很自然，没有什么很怪的，但我们国内的一些作品看着感觉很无厘头，变动得很厉害。”
　　他说自己创作其实并不容易，尽管儿童文学看起来很简单。“你得站在小朋友的立场上，不仅得让小朋友看得懂，还得动点脑筋。”
　　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了，而任溶溶却不大赞成“返老还童”等说法，“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
　　（摘自1月6日《新京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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