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十年之变】中日关系变不好

　　 　　10年前，中日关系曾处在一个潮起、潮落后的转折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迎来了和平友好的“涨潮期”。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政府间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也不断深化。虽然“涨潮期”也有小股支流或逆流，但总是被及时排除，两国友好潮流没有出现逆转。1992年，以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夫妇访华为标志，中日友好达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1993年以后，中日关系却开始陷入“潮落期”。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把中国视为下一个潜在对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而日本也随之转向“挟美制华”。随着日本政界“总体右倾化”趋势的出现，从这种趋势中抬头的主张“修正1972年体制”的对华强硬势力，对中日复交时形成的政治基础发起了冲击。1995～1996年，中日间在历史、台湾、领土、安全、经援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两国关系陷于复交以来最冷的低谷。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是中日修复相互关系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中日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经过了上述转折，中日关系止跌回升，重见潮起。2000年5月，由500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组成的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访华；同年10月，朱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一次旨在“增信释疑”的访问。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对日政策进入了更加稳定、积极的运行轨道。
　　2001年是21世纪的肇始之年。孰料这一年却成了中日新一轮摩擦高发期的起始年。日本政府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森喜朗在下台前匆忙给李登辉访日发放签证，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葱贸易战”……这一系列事端，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一股逆流。这一年4月上台的小泉纯一郎，更是以连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姿态，把中日关系打入了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次“政冷”低谷更长、更冷的“潮落期”。
　　随后，物极必反的道理再次在中日关系中得以应验。经过5年半的“小泉政治”时代，“参拜疲劳”症状开始在日本社会蔓延。2006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着手修正小泉路线，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双方就消除小泉“参拜”造成的“政治障碍”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安倍首相于当年10月8日～9日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
　　中日关系又见潮起。经过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融冰之旅”和同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国的“迎春之旅”，暖潮不断升腾，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机遇期。这一轮潮起，格外令人期待。
　　
　　■“战略”二字的故事
　　安倍首相访华时，提议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这一建议。而10年前，当时的小渊内阁还曾拒绝在中日关系上使用“战略”一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俄美等各大国之间纷纷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之间是否也要建立这种关系？
　　10年前，在双方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日方表示不采纳“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据当时日本各界的反应，“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到了21世纪初，日本政府又在中日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中极力回避“战略”一词，从而硬是把战略对话降一格，称之为“综合政策对话”。
　　日语中的“战略”一词带有浓厚的“军事”或“策略”的涵义。因此日方对与中方建立“战略”关系颇为踌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国对“日中联手”的猜疑；二是因“战略”概念是中方首先提出的而对此抱有抵触心理；三是认为日中之间尚不具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
　　安倍首相刚上任就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是日本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定位上使用“战略”一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战略疑虑主要来源于日美同盟“再定义”造成的中日“安全困境”。中日能否走向“战略互惠”，首先取决于日本能否妥善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亦即取决于中美日能否通过增进安全互信来消除结构性的“安全困境”。
　　对日本来说，对美、对华关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难平衡的两对双边关系。在古代，中国曾是日本引进文字、制度、技术与艺术的主要来源。在当代，美国成为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最为依赖的国家。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顶”握手，是日本最为担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是日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没有在日本停留，给日本各界精英带来了小型的“克林顿冲击”，再次引发了被“越顶外交”疏落的危机感。这使日本感到，美国对日本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最后，日本又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2005年以来，布什政权开始敦促小泉不要继续以“参拜”行为恶化对华关系。这一含蓄的“布什冲击”，是促使安倍上台伊始即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
　　中美日关系摆脱“二对一”的心理诱惑而进入良性互动轨道，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三国利益的最佳状态，同时也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正道。
　　中日走向“战略互惠”，首先要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要构筑什么“价值观联盟”，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起一堵意识形态的围墙；一些日本“专家”津津乐道于陈旧的地缘政治观念，先是武断地规定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然后又渲染“海洋势力必然与大陆势力相对立”，宣称“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对于这些恣意加深“安全困境”的做法，中日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应通过战略对话加以排除。
　　
　　第二，要全面推动各领域的“战略互惠”合作，增进相互信任。中日应继续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进程，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努力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此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进而逐渐在反恐、维和、援助、联合国改革等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第三，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国民众与舆论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和解进程。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中日相互舆论和民众感情呈现出逐渐好转的趋势。中日双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极大的耐心、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这一进程。
　　
　　■抓住“回暖”机遇
　　2007年9月25日，“老成持重”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
　　福田上台的深层背景，是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回落，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遭弃。新保守路线占据主流地位数年之后，日本政治的钟摆回到了“渴求中庸”的一边，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福田临危受命，面对着诸多内政困难，但他在外交上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福田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难得的“福田机遇”。在他任内，历史问题有望继续走向软着陆，台湾问题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日本“价值观外交”进入低潮期，中日舆论氛围亦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中美日之间也可能开始探索共赢框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无疑是今年中日关系的重头戏。此次访问是中日双方总结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发展共同利益的良好机遇。通过胡主席访日，中日两国在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中有望“更上一层楼”。
　　经过十余年的相互关系调整，中日相互战略摸底时期趋于结束，两国关系的焦点正从历史问题上的情感碰撞转移到战略问题上的利益博弈上来。中日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相互关系持续发展，使其从“恢复性发展”向“实质性发展”平稳过渡，将是其“回暖”进程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余年间，面对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各界精英和舆论经历了严重不适应、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逐渐变得相对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点。
　　中国同样面临如何看待日本的课题。过去的十年，中国各界的日本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国力判断和心理上，则有“轻视日本”和“夸大日本”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在认识方法上，则有“注重情感”、“呼唤理性”、“道德批判”、“战略判断”等多种类型。
　　应当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双方应对当前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政治关系波动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将继续相对减弱。“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金熙德）
　　 (摘自《环球》2008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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