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舞影长存】 戴爱莲跳舞的视频播放

　　 　　2006年2月9日,著名作家刘白羽眼中“把整个生命溶解在艺术之中”的戴爱莲先生走了。新华社的讣告称誉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之母”更是朴素地表达着人们对她卓越成就的肯定。戴爱莲,一个享誉世界艺术界的名字,一个开创了中国舞蹈史上无数个第一的艺术家。但是,在与其有过交往的人们心中,她不仅仅是世界艺术界的权威,不仅仅是中国舞蹈界的泰斗,更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将舞蹈与生命、艺术与人生完美结合的、完整的、纯粹的人。
　　
　　“因为我是中国人”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四位杰出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在当年的揭幕式上，她曾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爱祖国，爱自己民族的艺术。她的爱，是那么炽烈，那么忘我，那么义无反顾。
　　这，是所有与戴爱莲有过接触的人们都能强烈感受到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戴爱莲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为什么要放弃国外的一切回到祖国。今天，这七个字品味起来更加重于泰山。不论古典芭蕾还是现代舞，戴爱莲学的都是西方舞蹈艺术，而她却为中国民族舞蹈奉献了毕生精力。戴爱莲曾说：“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懂得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我最初是在那里通过英文写成的中国历史了解祖国的。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
　　戴爱莲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毅然回到祖国，并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思乡曲》、《卖》、《拾穗女》、《游击队员的故事》――这些舞蹈，无一不表现出对于苦难人民的同情和祖国命运的关注。在后来的岁月里，戴爱莲带着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的梦想不辞艰险、不惧劳苦地步入川康等少数民族地区，探寻中华民族舞蹈的真谛，即便到了七八十岁高龄仍然采风不辍，向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民间集体舞蹈。
　　十年浩劫，身心均遭受残酷迫害的戴爱莲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丝毫没有改变。粉碎“四人帮”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戴爱莲回答：“这里是我的祖国！”
　　戴爱莲对自己的学生、亲友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爱国，要爱我们民族的文化”，她经常向外国的朋友说：“我为我们的民间舞蹈而自豪！”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她最打动我的就是那颗赤诚的爱国心。”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赵士英向记者回忆起他与戴先生交往中一个难忘的片断，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艺术汇演中，戴爱莲看到他以往画国外的舞蹈比较多，便叮咛他“不能老画外国的，应该多画一些我们本民族的舞蹈。”之后，赵士英按照她的嘱托为56个民族的舞蹈各画了一幅并集册出版，得到了戴爱莲的称赞。“戴先生这一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国家发达和民族兴旺的期盼，那种强烈的发自心底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真的是很少见。”
　　“她的非凡之处在于她生长在国外，受的是完全的西方教育，甚至中国话讲得都不太标准，但她有一颗中国心。”全国政协委员、舞蹈艺术家姚珠珠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戴先生指导她排练《飞天》时对敦煌艺术的独到见解，“她对祖国的文化是那样酷爱，立志创建真正属于中国的舞蹈体系。”视恩师戴爱莲为“领路人”的姚珠珠记得戴先生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这爱促使她在创作中不懈地追求中国舞蹈的神韵，将一生的全部热情献给祖国和民族。
　　
　　两个爱莲
　　
　　
　　中国舞蹈界有两个爱莲，同是舞蹈大师，同样祖籍广东。
　　谈及这个美丽的巧合，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艺术家陈爱莲表达了对另一位爱莲的无比崇敬：“无论是戴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修养和本人的品格，还是她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都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令陈爱莲尤感钦佩的是戴先生花费了毕生精力到民间搜集民族传统舞蹈然后广为传播，身体力行地为传承、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做着积极的贡献。“无论社会上的浪潮如何，戴先生一生没有告别，从未谢幕，始终在为中国舞蹈事业做着贡献。我要学习她这样做。”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对她有这样的印象:率真、坦荡、质朴而单纯。在陈爱莲记忆中，戴先生还是个颇为开朗风趣的长者。由于中文不好，戴先生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弄出些笑话，一些经典在朋友同事间善意地流传，比如她被邻居家的狗咬了便去向人家投诉，“你们家的狗在我腿上开饭”，想洗澡会说成，“我要洗一个大脸。”陈爱莲说，她曾就此问过先生，戴先生笑言，“有时其实是有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在芭蕾舞团门口碰到先生，她突然高兴地向我喊道：‘你工作吧，我不用工作了，你的就都是我的’。”陈爱莲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感觉很温馨。那时的陈爱莲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舞蹈女神，不知情的人常常会将她和戴先生这“两个爱莲”分不清楚。“戴先生心胸开阔，对培养年轻一代非常用心，对我们后辈也很肯定，她不愧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了”
　　
　　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冯英来说，戴先生的离去多少有些突然。“我腊月九那天还去看望她，当时她各方面都很好，看我穿一件红衣服还直夸说‘你今天真漂亮’。”回忆起与戴先生相处的点滴，冯英感叹受益终生，“她的事业心非常强，把全部的生命和爱都投入到舞蹈中去了。”
　　“先生始终非常关注年轻人的成长，一直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和鼓励。”冯英告诉记者，她和戴先生的接触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已是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的戴爱莲仍呕心沥血培育着芭蕾新秀，还经常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请一些国外名家来帮助排演。作为戴爱莲最为宠爱的学生之一，冯英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戴先生对人才的热爱。“当年在排《吉赛尔》这样难度较高的剧目时，大家都没什么信心，我也有点发虚，可每次排练，戴先生总会鼓励大家说‘不错，今天表现非常好，要有信心。’在赞美肯定的同时再悉心指导我们年轻人。”冯英告诉记者，戴先生一直很关爱她，几乎不错过她演出的任何新戏、大戏，每一次还会到后台对她进行指导，戴先生的一句“不管我身在哪儿，我都会飞回来看你的演出”让她感动不已。
　　“那是个出场，然后看到王子一刹那间的动作，她让我反复排了十多次。她说我技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表现出天鹅第一次看到王子那种复杂的心情，‘要学会用你刹那间的呼吸来表达人物’，她的指点让我受益匪浅。”上世纪90年代初复排《天鹅湖》时戴先生的这个点拨令冯英铭记至今。“1996年6月20日我告别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中，演出了戴先生要的那种感觉，后来她抱着我说：‘你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了’，那天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心中只有舞蹈，没有自己。”在冯英记忆中，20多年来每次和戴先生在一起，她总是关切地询问与舞蹈有关的事情，从来不讲自己。“她就像荷花一样，清新，高洁。”
　　
　　一世情缘
　　
　　1939年戴爱莲在英国留学时，给雕塑家维利?苏科普当人物模特，而这位雕塑家就是戴先生的初恋。后来，维利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但由于他当时已有未婚妻，戴爱莲最终选择了离开。然而，这段恋情影响了戴爱莲一生，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却总也忘不了。”维利为她塑下的石雕头像至今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
　　1940年初，戴爱莲回到祖国，在一次由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众多著名艺术家参加的抗日募捐活动中，她认识了相貌英俊而又画艺高超的青年画家叶浅予，很快就产生了爱情。时隔不久，在宋庆龄先生的主婚下，两人结为连理，开始了为期10年的幸福婚姻生活。其间，叶浅予先生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作品。10年后，二人离婚，但未曾割断过这一世的情缘。戴爱莲曾经表示后悔与叶浅予离婚，而据他们身边的至亲好友说：“叶先生一生都很怀念她，他们不但事业上相辅相成，心灵上也是相互安慰。”
　　1978年，一位朋友帮戴爱莲找到了维利。1979年在英国伦敦戴爱莲和维利见面，她和维利一家成为了好朋友。1994年，维利轻度中风，戴爱莲在英国陪伴维利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直到1995年维利去世。同年，叶浅予也在北京病逝。
　　(2月17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延伸阅读：
　　
　　生平及作品
　　
　　戴爱莲，原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1916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辈华裔，侨居海外多年。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遂沿用至今。戴先生说：“我爱莲花的纯真之美，更爱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1930年，戴爱莲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Anton Dolin)、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等，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在当时芭蕾与现代舞相互对立的状态下，戴爱莲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艺术门户之中,而是兼收博采,在学习严格的古典芭蕾表演技术的同时,发挥创造的开放意识，这对她以后的艺术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戴爱莲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毅然回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舞蹈艺术的探索之中。在香港，她在宋庆龄领导下举行专场义演，她创作的《警醒》、《游击队员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使观众为之动容。在重庆,她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苦难,创作了舞蹈《空袭》、《思乡曲》、《卖》,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罪行,倾诉了沦陷区难民的满腔悲愤。她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等一起,举行了“舞蹈发表会”,用他们创编的舞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歌颂爱国军民的战斗精神。在此期间，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大师张大千、叶浅予等交往颇深，从中受益匪浅。
　　在她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自编自演的独舞――《瑶人鼓舞》、《哑子背疯》等颇具影响。前者是她到瑶族聚居的山区采风后加工而成；后者是提炼戏曲片段(一人扮演两人的“老背少”)。它们与戴爱莲同一时期创作的《巴安弦子》(藏族)、《嘉戎酒会》(苗族)、《青春舞曲》(维族)等舞蹈组成了色彩绚丽的“边疆舞蹈晚会”在重庆演出，风靡了大后方。她是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的第一人，对于中国民族舞蹈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荷花舞》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曾有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过加工，1953年，戴爱莲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
　　另一部传世之作是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成功地运用了戏曲中的“长绸舞”，把它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追求的不是敦煌壁画的描摹再现，而是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表现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寄予人类的希冀与向往。
　　戴爱莲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顾问，中国舞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民盟第二至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王慧峰)
　　
　　您知道春有几种雅称吗
　　
　　三春古人习惯称农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合称“三春”。所以，有的诗文中提到的“三春”，其实就是指春天。孟郊《游子吟》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九春春季3个月共90天，10天一春，故又得“九春”之名。阮籍《咏怀》云：“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青春春天，草林极青，一派葱葱郁郁，因之称春为“青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青阳春天空气清爽新鲜,阳光温和明媚,所以春又有“青阳”之美称。陈子昂《感遇》云:“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
　　艳阳春天风光明媚，故又称“艳阳”。鲍照《学刘公干体》云：“艳阳桃李节，皎洁下成妍。”
　　芳春春天天气渐暖，百草萌发，万木滋长，奇花异草斗芳菲，于是春有了“芳春”的雅号。陆游《长安有狭邪行》云：“烈心厉劲秋，丽月鲜芳春。”
　　此外，春天还有“苍灵”、“阳春”、“阳节”、“昭节”、“淑节”等别称。(晓 康)
　　
　　(200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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