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一 再试身手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被当做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被重新起用。
　　就在邓小平复出后不久，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一心想篡夺党政大权的“四人帮”，看到竟是邓小平总揽大权，嫉恨交加，他们一方面向毛泽东告状攻击邓小平，一方面为邓小平实行的整顿出种种难题，设重重障碍。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艰苦地进行着。他先是整顿铁路运输然后又整顿钢铁生产，都收到明显成效。在继续开展经济领域整顿的同时，他又部署了科技领域的整顿。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上不去，四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久以来他就关注着集中国科学技术精英之大成的中国科学院，谋划着通过大力的整顿，恢复和健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当时已经是百孔千疮。原有的一百零六个研究所只剩了四十多个，北京地区一百七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有一百三十多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者横遭种种迫害；大批科技人员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扣上“走资派”帽子，备受残酷折磨后都已“靠边站”；有几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院机关和各研究所多半由“四人帮”帮派分子掌权，他们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直属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大部分散失毁损。特别是江青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建议。四机部派人赴美国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中方人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作为纪念品。这本是一种民俗工艺品。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得知后，硬说这是美国人讽刺中国像蜗牛一样爬行，借此大闹。)，更搅得科学界一片恐怖。中国科学院遭受了空前浩劫。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那些纷乱如麻的问题，去雷厉风行地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这个读书班主要是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级干部开办的，也安排了少数不属于这个体系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作为“对立面”参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仍处在被批判被监视的地位。但他不理会那些意在影射邓小平的学习内容，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学习会上一言不发。他仍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埋头阅读马列主义原著。
　　一次，叶剑英被请到这个读书班来讲话。他一眼瞧见坐在后面的胡耀邦，便似乎有意地高声说：耀邦，你也来了？胡耀邦说，我来了，叶参座(叶剑英曾任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一直称他为“叶参座”。)，您身体好吧？叶剑英于是招呼要他坐到前排来。散会以后，叶剑英询问他近况如何，他告诉说，还没有“解放”。叶剑英鼓励他说：别理他们，让你出来工作就自然解放了。叶剑英回去以后，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境遇，并且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邓小平同胡耀邦已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对胡耀邦这个时期的遭遇大体有所了解。他相信这个老部下的坚定性、敏锐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会因饱受磨难而消逝，只要有工作的机会，他会不顾一切地奋斗下去。特别是他相信胡耀邦对于“整顿”会同他持同样态度。
　　于是，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7月16日从读书班回到家里，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就找他和李昌谈话，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并且传达邓小平的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邓小平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第二天，7月18日，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
　　同他一起派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的，还有李昌、王光伟；后来又派来了王屏、刘华清、胡克实。胡耀邦同李昌是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时期同甘苦、共死生的老战友，又在团中央共过事，胡克实原先也是团中央书记，同样是老朋友，现在大家又携起手来，参加新的战斗了。
　　事情是千头万绪，但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负责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负责政治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院汇报。除了参加领导层会议之外，就是召开不同内容的、不同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情况。同时，也到各研究所去做实地调查。他每周都要去两个所。他广泛接触群众，倾听老科学家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并考虑如何解决。
　　工作中，胡耀邦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刚刚受命来科学院之时，他曾为自己缺少科学知识基础而感到有些“抓瞎”。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恩格斯。恩格斯就是一边从事革命理论研究，一边又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同杜林作斗争，又继续深入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了八年。恩格斯把这个过程叫“脱毛”，就是从无知到有一定知识，他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一部把自然科学同哲学思想完美结合的精湛作品。胡耀邦下决心也来一个“脱毛”，只要认真学，总会掌握一些东西。于是，他广泛浏览各种科技发展参考资料、国外科技界动态材料;其中所介绍的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非常专业，但他兴味盎然地钻研并设法记住。许多这样的材料上都留下了他的批语：“很有知识，虽然时间已经两年，对我仍感新鲜。”“这份资料有新知识，上次我去研究所时，他们没有向我谈起。”每次到各个所去调查，他也都非常注意听取对有关知识的介绍，遇有不懂的问题，便真诚地向老专家或有关人员请教。因此，到科学院不多久，他已经掌握了十分丰富的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和动态。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月15日，他召开了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他针对性明确地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思想作风的整顿可能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思想作风的整顿包括：一、划清正确与错误科技路线的认识；二、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三、划清正确与错误的干部政策的认识；四、科技战线政治工作的原则，政治工作要为科研的中心服务。党性和党风的整顿包括：一、分清党性和派性，如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二、什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发扬优良传统；三、什么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我们哪些地方违背了党的纪律；四、各级领导班子的作用，是否应该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他提出这一系列原则问题，启发大家思考。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现在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否定实验室的工作，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胡耀邦还明确指示把所长、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他说，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他还指出：“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要重视选拔业务工作骨干，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
　　当时有的研究所只搞器件的仿制，理论研究基本没有。胡耀邦在同科技人员反复讨论后鲜明地指出，新技术的研究要搞，理论也要搞，要一手抓原理的追求，一手抓反复的实验。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科研人员们好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一时之间，他的每一篇讲话都迅速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胡耀邦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他的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得以一舒长期郁积在胸的闷气，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胡耀邦还注意到，科研人员在生活上还有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关怀。他指示有关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解决补贴工资、调整住房、两地分居、孩子入托、煤气灶具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事。他亲自同有关部门领导磋商，请求支持，终于使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后来在科学院被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
　　经过同李昌等领导成员的反复研究和同有关方面的充分酝酿，胡耀邦等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以前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这个做法以后废除。按照邓小平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将新的领导班子建立了起来。
　　
　　二 起草《汇报提纲》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日，胡耀邦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对提纲的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限一星期交卷。随后就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一个起草小组分头起草。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他们边议论，边分章、分节、逐句、逐字定稿。８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同“四人帮”一直宣扬的科学院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截然相反，《提纲》的第一部分从农业、工业、医疗卫生以及原子能、激光、红外等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等方面概括了中国科技事业二十多年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指出“建国以来”“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支队伍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做出了贡献。”肯定了“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作出了贡献，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部分着重提出了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研究机构的组织调整和领导等问题。
　　第三部分共讲了六个方面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是对“四人帮”种种论调的一次集中的批驳，也是在科技战线上进行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全面整顿的鲜明纲领。
　　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要着力阐明的是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因为从林彪开始，一些人利用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口号，把它夸大到了荒谬的地步。而“四人帮”又用这个口号将科研和各项业务工作冲击得几近崩溃。长期以来，政治成了整人和扰乱社会的符咒，造成严重的精神恐惧和思想混乱。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这就从本质上摆正了两者的关系。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关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提纲》指出，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一论断，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当时“四人帮”把科研工作中必要的查阅外国文献、参考借鉴外国已有的科研成果，一概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给同外国科学界共同进行资源考察扣上“卖国主义”帽子，闹得国际学术交流几近中断，没有人再敢去研究国外科技动态和发展成果。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即有分析有批判地将外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他说：要说洋人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不能学，那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洋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行“拿来主义”。在他的授意下，《提纲》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要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在“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节里，《提纲》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不容混淆学术问题和思想政治问题的界限，指出：“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有的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则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和具体方法的问题。既要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又要区别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提纲》进一步写道：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方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四人帮”早就把他们一口否定：从旧社会过来的，是当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国后培养起来的，只要是努力钻研业务，也都成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连科技人员中的党员，也是“戴红帽子的最危险”。这样，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更谈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胡耀邦在《提纲》的第四部分，讲到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首先对不同情况的知识分子作了具体分析，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政治上作了充分肯定。《提纲》写道：
　　一、从解放前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他们要大胆使用，吸收他们参加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对于受审查的，要尽快落实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二、建国以后留学的有近万人，是党和国家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中选拔派遣的，现在一般都是工作中的骨干。不能认为他们到修正主义国家学习过，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不能把他们在修正主义国家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说成是修正主义货色，对他们中有学问、有干劲的要放手使用。三、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占绝大多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且年轻力壮。他们中不少人下放劳动多年，要采取措施，使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得以发挥作用。四、从工农兵中培养提拔的技术人员，他们技术上好，熟悉生产，有实践经验，但不少人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要为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向工农知识化的方向前进。
　　《提纲》中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工作，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包括改造旧的和培养新的）”，“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是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提纲》还从“猛攻关键技术，组织钢铁、粮食两个科学技术大会战”，“为加强国防现代化，研究发展一批新材料、新装备，提供两弹、卫星、飞船、核潜艇所需的各项配套新技术”，“狠抓几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仿生技术）”，“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向认识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等四个方面，勾画了“科技十年规划轮廓”，描绘了一幅鼓舞人心的科技现代化、科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壮阔图景，那真是大气魄、大手笔的杰出构想。
　　
　　三 苦心经营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月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月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画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接受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必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告诉说邓小平已将《提纲》交给他修改，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又找了胡耀邦去，提醒他要“慎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接着，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六部分改为了三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在第二部分里选编了毛泽东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共集纳了十条。《提纲》之外，还编了一个《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作为附件。后来，由于有人对《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提法有疑问，邓小平又指示编了一本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名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作为第二个附件。
　　9月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未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都到了，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教育部等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邓小平提出要把专家治所、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等内容以及会上的一些重要意见增补进去，再改出一稿，就可以报送中央了。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份苦涩和几分遗憾。他认为援引罗列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必要性究竟大不大；对初稿中理论性论述的部分被删去，深感惋惜。结束了《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继续开展科学院的各项整顿。
　　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请胡耀邦讲话。在这个有二千五百多名青年科技人员出席的大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讲话，响亮地提出了“进行新长征”的口号。他热情洋溢地说，这个新长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伟大的长征、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他还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
　　他在讲话中向青年提出了四条要求：大学革命理论，大树革命雄心，大讲革命纪律，大长革命精神。他说，在到2000年前的二十多年里，年轻的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二是马马虎虎混他半辈子，从现在混起，再混二十五年，也是“老革命”了；三是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他说，这第三种人一定不是少数。
　　末了，他神情凝重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到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将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这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对他的感谢和祝愿之情。胡耀邦接着说：“同志们不要鼓掌，那种事情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就将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
　　他的讲话在青年们激动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它是那样的顺乎人心、感人肺腑。社会上一再把讲话记录稿翻印传抄，“新长征”也很快成为人们的行动口号，成为报纸上喜闻乐见的主题。正是在胡耀邦这种思想、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科学院许许多多青年更加坚定起来，显现了昂扬奋发的姿态。
　　但是胡耀邦确实没有能够参加二十五年后的聚会，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摘自《胡耀邦传》(第一卷）,张黎群等主编，唐非撰,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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