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什么没参加一大_一大为什么在嘉兴召开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起初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在这个背景下，你让我谈谈北京大学跟共产党创建的渊源，很有意义。
　　上世纪初期，我们国家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军阀压迫，必然会出现反抗力量。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1921年成立，这就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巧合应该与北大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时的北大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帝反封建。他们更有远瞻性，要在中国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主要人物就是李大钊、陈独秀。
　　
　　中共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一批精英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布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著述为目的；并表示“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做根本改造。
　　在“研究会”成立刚刚半年之后，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在北大成立。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
　　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据考证，在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夕，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其中11人都是北大的师生。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受到李大钊的教诲，也可算作半个北大人。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为书记。青年团为党的后备组织，围绕着统一建党，开展了许多活动。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结果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地退出了小组。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1920年冬，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一批北大年轻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5月，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它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工会，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历史依据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是一桩历史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写《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来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重要线索，写入拙著，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做了定论。
　　1927年5月24 日，李大钊先生就义不久，汉口《民国日报》上介绍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时说到“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这个讲话离建党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应是真实可信的。
　　高一涵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后来成为《新青年》阵营中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
　　高一涵武昌讲话中提到“途中”，是指1920年2 月中旬，陈独秀受到段祺瑞政府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
　　当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亮光。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薄。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且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也有一段回忆，他说：“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有关建党。”
　　就这段材料，我在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
　　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
　　关于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因此，客观地说， 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
　　在这里，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提一下。
　　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里提及，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办公室和图书馆取名为“康慕尼斋”，刻有一枚藏书章“康慕尼斋藏书”。
　　但是，据我的考证应该是“亢慕义斋”，因为我在北大见到了当年留下的八本德文本马列经典文献，印有“亢慕义斋图书”六个精美的篆字，图章为边长三厘米的正方形，颜色为天蓝色。
　　
　　纪念日和建党日相差22天
　　
　　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一大召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呢？
　　根据肖东发、陈光中主编的《风范――北大名师居所及轶事》记载，1921年夏天，北京大学的中共小组成员刘仁静、张国焘等人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有一天，他们接到通知，要派两个代表到上海参加建党会议。
　　由于当时刘仁静等人没有意识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就在补习学校选举出了去上海开会的代表。据刘仁静回忆：“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由于对一大的意义估计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先生，因而没有选他。”当时大家一致推举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谢辞，最后确定由刘仁静当代表。
　　事实上，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人回忆的日子各有不同，最后，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与实际的日期竟然相差22天。
　　当时，李大钊正在做什么呢？李大钊当时留在北京领导北京市教职工的索薪斗争。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八所北京国立专门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致使这些高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
　　1921年3月，八校教职员举行罢教罢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八校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被指定为新闻干事。
　　这次索薪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李大钊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多方奔走。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于7月24日派员慰问教育界，并答应一些条件，斗争告一段落。但这时，党的一大已在上海开幕了，所以，李大钊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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