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的故事] 如果不能忘记,怎么办

　　这里讲述的，是百年来关于食品安全的经典案例。 　　 　　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尔出版了“扒粪运动”时代最恶心的一本书――揭露肉制品企业黑幕的《丛林》。书中写道：“仲夏的毒辣太阳照在这块可憎之地，上万头牛发着恶臭，蒸腾出传染病菌，工厂里血流成河，整车的鲜肉和刷墙的大桶、煮肥皂的大锅以及装肥料的大罐放在一起，那恶臭就像是地狱。”
　　书里说有工人得了肺结核，往地上吐痰，其他人就拖着猪肉在地上走来走去，工人们看到装肉的铲车里有死老鼠都懒得拣出来。有个工人不慎掉人绞肉机，拣出来的尸骨只有几小块，其他部分都混合着猪肉制成了“德汉姆牌纯净猪油”。
　　据说，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到这段文字时正在吃早餐，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甚至有传言说这位总统从此变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
　　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法律：
　　《纯净食品和药品管理法案》以及
　　《肉类检查法案》，并组建了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雏形。
　　
　　
　　食品安全第一案
　　
　　1858年夏天，事态终于扩大了。纽约市一年居然夭折了8000个婴儿，而且大多是喝“儿童卫生奶”的孩子。
　　早在l 3世纪，英国就有《面包法》，以保证市场上出售的面包里没有加石灰。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使一家面包坊的主人往面团里加砒霜，中招的也不过是街坊几个人。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将农业和食品生产工业化。“泔水奶”风波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食品安全可以成为威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生命的重大问题。
　　19世纪中叶，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纽约，大批新生儿在这里孕育、诞生，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又使得许多年轻妈妈无法靠自身乳汁哺育儿女，牛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当时尚无可靠的保鲜技术，纽约的牛奶仅能依靠邻近地区，鲜奶供需缺口高达20％以上，物以稀为贵，牛奶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然而这一局面很快就扭转了：只几年工夫，纽约市场鲜奶供应量就由每天8.5万升飙升至11.5万升，奶价也变得平稳。一些精明商人将牛奶产业规模化，并将促销重点对准新生儿市场，打出了“儿童卫生奶”的堂皇旗号。在上层官员的推动下“儿童卫生奶”迅速普及到全纽约，许多广告吹嘘说它是“最卫生的牛奶”，“营养赛过母乳”。
　　这一切不过是个骗局。
　　女报业家弗兰克?莱斯利在自己主办的《莱斯利画报》上揭露了“儿童卫生奶”的真相。原来，当奶商发现牛奶供不应求，牛奶产量很难大幅度提高后，就动起了歪脑筋。他们给奶牛喂酒糟，以刺激其多产奶，这些奶牛几百头一群被关在狭小的空间内，四肢固定，用减少活动量的方法催乳，许多牛因食物中毒和缺乏运动导致牙齿和尾巴脱落、乳房溃烂，甚至蛆虫遍体，浑身是病，但黑心商人们却不管不顾，将这些病牛产的奶供应市场。
　　随着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黑心商人又想出更绝的招数：他们将污水、臭鸡蛋、淀粉等各种杂物掺人原本已经有问题的奶中，再加进石膏、蜂蜜和其他药物以清除异味，由于加工过的奶和鲜奶的味道有明显不同，他们便以“儿童卫生奶”的名义促销。正是靠这些卑劣手段，奶农和不法奶商将纽约市场的牛奶供应量在几年内提升了25％。
　　尽管有人揭露事实，有人呼吁，但纽约市上层官员和商家勾结在一起，这些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1858年夏天，事态终于扩大了。纽约一年居然夭折了8000个婴儿，而且大多是喝“儿童卫生奶”的孩子。社会越来越关注，《莱斯利画报》也终于在一家牛奶厂找到了确凿证据，证明在纽约销售的“儿童卫生奶”实际上是“泔水奶”。随后，《莱斯利画报》将“泔水奶”产、供、销的链条黑幕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引起全城轰动。
　　但由三位政府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只是走马观花地巡视了奶场和生产车间就匆匆结束调查。惩处不了了之，食品卫生机构也迟迟未能建立。然而《莱斯利画报》的努力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母亲开始唾弃“泔水奶”。1887年5月2日，奶商最大的保护伞，纽约市议员图奥梅伊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次日，《纽约时报》刊出名为“这家伙终于完蛋了”的文章，呼吁各界人士“加把劲”。
　　在各界的不懈推动下，“巴氏杀菌法”终于在纽约乳业中普及，1906年美国通过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牛奶总算有了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此时距“泔水奶”事件正式曝光已过了48年。
　　
　　　由乱到治的日本
　　
　　近年，有关地沟作祟的中国新闻不时出现，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也出现过一次“地沟油”危机!
　　因为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惨剧，日本成了世界上最注重食品安全的国度。
　　20世纪初，日本人发现富山县的水稻突然都变成了“侏儒”，长不高。1931年，这种怪病终于传染到了人的身上，许多当地妇女出现腰疼、关节痛的症状。几年后，这些患者全身骨痛，呼吸困难，到了晚期，骨骼软化、萎缩，就连咳嗽都能引起骨折，患者常常大叫“痛死了”!于是这种疾病就被称为“痛痛病”。
　　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医学界才发现，“痛痛病”是因为富山县的神通川上游矿山废水排放引起的镉中毒。高浓度的废水污染了水源，用这些水浇灌的稻田种出来的就是“镉米”。此后，患者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路，并在1972年胜诉。
　　相对于“痛痛病”，“水俣病”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熟知。日本水俣镇一家醋酸合成厂使用含汞的物质作为催化剂，然后随废水排人大海，而且那个时期正好日本农业大量使用含汞的杀螨农药，这些农药也随着河流汇入水俣镇附近的大海中，污染了整个海湾的海洋生物，当地人食用鱼类后，便中毒。
　　1955年，日本森永奶粉公司在加工奶粉时使用的添加剂是几经倒手的非食品用原料，其中砷含量较高，结果造成12000余名儿童发热、腹泻、肝肿大、皮肤发黑，最终130名儿童死亡。为此森永公司负担6亿多日元的赔偿费用。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4年后的调查表明，多数受害者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在事发20年后，原森永奶粉公司的负责人再次被判3年徒刑，森永公司也再次承担了约3亿日元的责任赔偿。
　　近年，有关中国的地淘油流入市场的新闻不时出现，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也出现过一次“地沟油”危机。当时，台湾商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将日本的
　　“地沟油”搜集提炼后，制成食品出口到台湾。
　　那时日本已经有了《食品卫生法》，并很快阻止地沟油外流。旅日学者萨苏曾经在博客中介绍，日本的地沟油现在都由专业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并以较高价格卖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将这些地沟油提炼后，加入蓖麻油，用作垃圾车的燃料――这种油一旦下肚就 会引起腹泻，完全无法食用。
　　今天，日本直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就有20多部。这些法律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不但保证食品安全，也能减少农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日本政府也会经常修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使制度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发现养殖业和种植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时，就立即启动修法程序，对多种农药制定了严格的残留标准，严格限制抗生素、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自1995年以来，日本已先后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10多次修改，可见制度跟进的频繁。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标准生产的食品就一定安全吗?
　　
　　“添加剂之王”的背叛
　　
　　女儿3岁生日的一顿晚餐改变了他的一生。
　　1973年，化学系毕业生安部司进入日本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工作，他的任务是向食品公司推销添加剂。
　　看着亚硝酸钠、山梨酸钾、甘油酸酯这些熟悉的化学名词，他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当他第一次在食品加工现场见识到这些添加剂的“威力”时，不禁脱口而出：“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看到像泥土一样的鳕鱼子原料，只要放在添加剂里泡一个晚上，就会变成像婴儿肌肤一样粉嫩的鳕鱼子。干瘪的萝卜用添加剂泡一晚，就会变成黄澄澄、外表饱满漂亮的日式萝卜咸菜，咬起来咯吱咯吱，口感非常好。安部司发自心底地佩服――使用添加剂的咸菜盐分更低，对身体有好处。
　　他当时就暗暗发誓要创立日本第一的添加剂公司。
　　安部司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添加剂的用法，他告诉开面条厂的父亲，在面条里加入丙二醇，然后加入酸碱调整剂，这样生产的面条果然解决了原先不能长期保存的问题。他告诉饺子皮加工厂的厂长，要想让饺子皮不再粘到机器上，只需要在面里加一点乳化剂，再加点增稠多糖类，饺子皮就会长期保持不干燥，还能更筋道。
　　他告诉一家拉面店的老板，和面时加入面筋粉、乳化剂和磷酸盐，很容易就能做出筋道顺滑的面条。随后，他还开发出类似这家面馆味道的汤，使用化学调味料，不但压低了成本，还可以装到小桶里，方便运输。这家店的老板非常高兴，有了这些添加剂，传统的手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谁都能做出美味可口的拉面，汤料直接从桶里取出兑水稀释就可以，这个老板很快开了第二家、第三家分店……
　　一些恪守传统的食品店店主不愿意使用添加剂，安部司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打动他们：“像你们这样辛苦地劳作又赚不到钱，这么辛苦的工作，你儿子将来是不会继承的。”他常常说：
　　“有了添加剂，传统手艺就没用了。”他意气风发，决定用添加剂来塑造日本的新饮食文化。
　　很快他就成为公司里的首席销售员。从咸菜、零食、汉堡包到饮料和方便面，公司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几乎开发了所有种类的食品添加剂。他们为某家公司开发了一种汤料，让那家公司起死回生。总经理热泪盈眶地感谢他，还说要为他造一座铜像。
　　安部司成为了日本食品界的“添加剂活字典”，他可以背诵1500多种(几乎是全部)添加剂的性质和使用标准，可以仅凭舌头就品尝出食品中使用了哪些添加剂，甚至能品尝出用量有多少。
　　但女儿3岁生日的一顿晚餐改变了他的一生。
　　安部司是个工作狂，常常回家很晚，那天他特意早回家为女儿庆祝3周岁的生日。他看到桌上有一盘肉丸，上面插着米老鼠图案的牙签，就随手拿起一个扔进嘴里，他顿时僵住了：尝出这正是自己开发的肉丸。
　　某天，一个生产商找到了他，说自己采购了大量便宜的肉碎，就是从牛骨头上剔下来的几乎不能称为肉的东西，一般只能做宠物饲料。生产商希望安部司能将这些原料变成美味的食品。他先加入了一些老到不能下蛋的母鸡的肉，再加入一种大豆蛋白，做出柔软的口感，然后用大量的牛肉浓汁和化学调味料增加味道，为了让口感滑嫩，还加入了猪油和淀粉。同时加入的还有许多添加剂，例如黏着剂、乳化剂；为了让颜色好看，加入着色剂；为了延长保质期，加入防腐剂，酸碱调整剂，再加点抗氧化剂防止褪色。
　　这样肉丸就做好了，还要加入调味汁和番茄酱。他把冰醋酸稀释，用焦糖色素调色，加入化学调味料，就成了颜色好看的调味汁；然后用着色剂、酸味剂和增稠多糖制作出番茄酱。这样就成了摆在安部司家桌子上，为他女儿生日准备的肉丸。
　　这种肉丸特别受欢迎，生产商甚至用赚来的钱买了一栋大楼。
　　在这以前，安部司一直很骄傲，他用日本法律允许使用的各种添加剂将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变成了所有人都吃得起的美味食物。但此刻，他却突然意识到，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这些东西。
　　第二天，他辞职了。
　　在朋友的鼓励下，安部司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他要向全日本宣传添加剂到底是什么。他在电视节目和讲座上讲述如何用上百支针管同时向猪肉里注射胶状物，然后就可以用100斤猪肉做成130斤火腿；他给家庭主妇们演示，如何用一堆白色化学粉末调配出味道鲜美的“骨头汤”；他告诉大家有些颜色漂亮的饮料，其实是用碾碎的虫子来染色的。他告诉全日本，商家如何在配料表中隐瞒添加剂成分。
　　他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患上添加剂恐慌，也不想让人们彻底放弃添加剂，他希望能教育人们如何以平常心看待添加剂，知道如何和添加剂打交道。他希望让全日本的孩子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更有怀疑的精神，想想自己放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他希望先恢复人们的味觉，再找回日本民族的饮食文化。
　　
　　当前最可怕的危险
　　
　　如今，世叠上规模最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与食物主的细菌或病壶直关。
　　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都集中在食品添加剂和农药化肥的残留上。后来成为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大卫?凯塞勒也说，食品安全法应当加强控制添加剂，而对致病微生物的危害只字未提。
　　实际上，今天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与食物中的细菌或病毒有关。而让它们具有如此大杀伤力的，依然是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
　　1994年，美国41个州22万人因为感染沙门氏菌而致病。某个品牌的冰激凌导致了这场灾难，但让人震惊的是，让这么多人同时发病的根源，仅仅是一辆运输蛋液的槽车未经消毒。一辆车里的细菌最终污染了全美国的冰激凌。这样的事故在食品工业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1年，泰森食品公司与世界上最大的鲜牛肉和猪肉供应商IBP公司合并，两家公司合并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供应商，控制了世界上28％的牛肉、25％的鸡肉和18％的猪肉。
　　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化养殖意味着动物将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或长途卡车的后面长距离运输。饲养场里的一头牛可能在墨西哥降生，然后运到美国喂养大，再运到墨西哥去屠宰，成块的牛肉远涉重洋运到日本，在那里加工成食品，再卖到欧洲。
　　来自不同养殖场的牛挤在一节车厢 里，它们各自身上的致病微生物会互相传播。屠宰后的鲜肉也堆放在一起，这都是“危险的接触”。
　　
　　加工环节同样危险重重。
　　
　　2007年秋季的一天，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儿童舞蹈教师斯蒂芬妮?史密斯突然感到胃部疼痛、痉挛。第一天她强撑着上完课；第二天就出现了腹泻带血、肾脏衰竭的症状。为阻止病情恶化，医生只能用药物让她处于昏迷状态。9个星期后她终于醒来，却发现自己再也不能走路了――她的神经系统遭到破坏，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
　　让她瘫痪的，只是一个她妈妈亲手做的汉堡。汉堡所用的牛肉馅携带大肠杆菌，斯蒂芬妮对大肠杆菌的反应虽属于极端个案，但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资料显示，5％～10％的人会因感染大肠杆菌发展成溶血性尿毒综合症，影响肾功能。像斯蒂芬妮这样最坏的情况，是因为大肠杆菌毒素穿透结肠壁，破坏血管并造成血栓，最终导致癫痫甚至瘫痪。
　　《纽约时报》记者通过调查斯蒂芬妮的病史、采访和查阅政府及有关肉制品公司的记录，总结说：“如今食用牛肉馅简直是一场赌博。”
　　
　　未来：生物恐怖主义与食品政治
　　
　　可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金米还没有大规模种植的可能性。
　　现代食品安全第一案就同牛奶有关，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牛奶反而变得更不安全了。
　　1994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允许跨国农业巨头孟山都研发的奶牛生长激素(rBGH)在美国销售并应用于牛奶生产。然而这种激素的安全性并未得到证实。
　　奶牛生长激素(rBGH)注射到母牛体内可以促进产奶，增产15％～20％。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使用了rBOH的牛奶产品有损人的健康，但确凿证据证明rBGH会严重危害奶牛的健康。
　　一般奶牛的寿命是15～20年，而注射了rBGH的奶牛寿命平均缩短了一半，有的在注射后2年里就死去了。rBGH的使用会增加奶牛患乳腺炎的机会，还可能导致生殖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紊乱、持久性溃疡等，奶牛感染这些疾病，商人们肯定会大量使用抗生素，从而增加牛奶中的抗生素残留。
　　欧盟、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禁止乳品业使用重组牛生长激素，一份加拿大的分析报告称，rBGH的使用还可能增加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美国并不要求rBGH牛奶做特殊标识，但奥科赫斯特奶业公司在牛奶产品上标注了“奶农向您承诺：我们的产品没有使用人工生长激素”的字样。
　　2003年，盂山都公司起诉该公司的标识误导消费者，说他们在暗示两种奶产品质量或安全性不同。这个官司以奥克赫斯特奶业公司修改标识而结束，标识修改为：“FDA声明，用人工生长激素不会改变牛奶成分。”
　　尽管孟山都这次是胜利者，但在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另一个战场上，支持转基因派还没取得胜利。
　　1984年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会提供400万美元用于改善稻米基因的研究。德国科学家英戈?波特利库斯和彼得?拜尔利用这笔资金创造出了“金米”。据说这种转基因水稻含有铁和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很快，美国的杂志上就出现了金米的大幅广告，广告中一位黑人小女孩幸福地吃着金米做成的食物，宣传口号是“金米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居民防治失明和贫血”。
　　可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金米还没有大规模种植的可能性。
　　绿色和平组织经过简单的计算，就指出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一个成年人至少要吃掉9公斤金米才能得到每日所需的维生素A，所谓金米不过是“生物技术工业正在利用饥饿的儿童推广一种尚无定论的产品，这是可耻的。这不是为了解决儿童失明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农业公司的公关问题”。
　　美国生物学家玛丽恩-内斯特尔认为，先不管金米对人体是有益还是有害，这种宣传本身就将食品和政治联系起来了，就像美军空投到阿富汗的那些食物，只是做做样子，真正需要的人根本拿不到，美军希望看到的效果只是“我们扔给他们食物”。她说：
　　“毫无疑问，生物技术公司希望借助金米进行宣传，让公众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就连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戈登?康威也承认，食品工业在夸大金米的作用：“食品工业已经将金米作为转基因食品推广运动的一部分。”
　　自从我们吃的不再是爸爸在地里种出来、妈妈在厨房里做出来的食物时，我们就把食品安全托付给他人了。是否该由政府和商家共同来保障食品的安全?对此，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官员说过：
　　“消费者是食物的最终评判者，如果对食品安全性有疑问，那就别吃。”
　　就连监管机构也把衡量食品安全的最终决策权推给了消费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理解食品安全的意义不仅仅是“煮熟、冷冻、清洁、分开”，无论是什么，放进嘴里前都要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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