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沙滩文化现象_遵义清代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是

　　位于遵义市区东四十余公里处的沙滩遐迩闻名,但这个小山村其所以享誉省内外,并非江水蜿蜒、绿竹屏绕、松柏丛立的秀丽景色,而是缘于有清一代长达百余年的文化繁荣。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个叫黎朝邦的人从四川广安迁来沙滩居住。黎朝邦有三子,长子黎怀仁、次子怀义、三子怀智。三个儿子都读过书,但仕途都不发达。进入清朝,黎氏一家人谨守祖训,以耕读为业,不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乾隆年间,黎怀仁的四世孙黎安理考中举人,以后又出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黎家的门第才一下子辉煌起来。
　　黎安理有两个儿子,长子黎恂(字雪楼)青出于蓝,比乃父更有出息,29岁中进士,出任浙江桐乡县知县。黎恂在浙江为官7年,获益匪浅。道光元年(1821年)返乡时,带了数十箧图书回家。
　　回乡后的黎恂不愿再混迹官场,读书之余,在禹门寺开馆授徒,族人与乡邻子弟纷纷前来听课,后来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郑珍与莫友芝等都曾在该馆求教。黎恂之后,又有来自绥阳的杨实田在黎氏家塾执教,培养了包括黎庶昌在内的一大批黎氏子弟。沙滩地区浓烈文化氛围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继黎安理、黎恂之后,沙滩出了一批学有所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其中包括黎氏家族的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黎恂的外侄郑珍,郑珍之子郑知同、女儿郑淑昭,随父到遵义赴任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瑶芝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涌现,使沙滩呈现群星灿烂之势。这些人,如黎恂者避官设馆授徒,启迪后学;如郑珍者治经析理,“经术所不能尽者,发为诗古文辞以昌大之”;如莫友芝者一生未入公门,游历交友,学术艺术皆有成就;如黎庶昌者勤政体民,廉洁励学,将西方国家情况介绍到国内,以推进中国之进步。
　　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及他们的学术成就,在清代就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民国以后,研究“郑莫”的人更多,其中不乏名家与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谈到郑珍的诗时曾说:“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郁达夫对郑、莫二人也倍加称道,认为“遵义郑子尹与独山莫友芝齐名,咸丰中人目为黔中二杰,殁于同治三年。治许、郑学,精三礼,故为文有根底,诗近苏、黄,而不规规肖仿古人。”钱钟书则夸赞郑珍的《出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
　　进入当代,学者们在赞赏这批黔北学术泰斗的同时,开始对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展开理性思索,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提出“沙滩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1992年出版的新编《遵义县志》在文化艺术章中,设置了“沙滩文化”专节,但却没有给沙滩文化下一个具体定义,只说“黎氏朝邦迁此定居,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诗礼传家,泽及亲友,造就数代文化名人”,“道光时有郑珍、莫友芝,世称郑莫”,“从道光至光绪,前后一百年间,县内形成以郑、莫、黎为代表的庞大文人队伍,或为宦,或为文,都各有成就”。
　　1998年出版的3卷本《遵义市志》在文化艺术篇中亦设置“沙滩文化”专章,对郑、莫、黎三姓几代人的文化成就作了具体统计。但该志虽称“对沙滩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期,先后有50余人发表论文、专章、专节或专著近100篇(章、册)”,却没有列举出一篇阐释什么是“沙滩文化”的论文,仅列举80年代内部印刷的《沙滩文化志》一书。
　　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贵州沙滩文化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对沙滩文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详尽介绍了沙滩文化人的学术成就。该书认为清代沙滩文化人的“精神风貌与品格情操,对后世影响尤深。如学术研究上刻苦自励、昂扬奋发的精神,文艺创作上刻意求工、抒发真实感情和勇于揭露黑暗现实的毅力与气概,对黔中后来的作家与艺术家都有无形的启导作用,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恰如其分和经得住推敲的。
　　近年来研究沙滩文化现象的论著的确不少。但几乎没有一篇文章确切说明究竟什么是沙滩文化?沙滩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征和连续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应该怎样给这种文化定位?
　　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为贵州19世纪的历史增添了许多光辉。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对沙滩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将研究引向深入。不过,在沙滩文化没有获得确切定义以前,不妨先用“沙滩现象”或“沙滩文化现象”来代替眼下被广为提及的“沙滩文化”。如是,才能使我们对沙滩地区那一段辉煌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落在实处,获得更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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