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侧记|五七干校

　　1968年的深秋,正当机关的“斗批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社会上的武斗打得难舍难分之际,中央一级的报纸、广播突然以显著的位置刊播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成立的消息。这是一个信号,对我们这些“斗批改”班子中的干部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果不其然,要来的事很快便来了。柳河“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刚冒出地平线,走“柳河道路”的呼声便迅雷不及掩耳地在神州大地传遍开来。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为大批闲置在“斗批改”班子中的干部们想出来的一条绝妙的出路。你兴高采烈也好,忧心忡忡也好,乃至如丧考妣也好,都得往这一条道路走。但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柳河的经验说了,有的人过去当什么官,现在当了羊倌、牛倌;有的学手艺很快有了一技之长,如此等等。这样的宣传使人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之后,在新闻媒体上可以看到,某某地方的地主们在土改中和农民一样分了土地,学习种庄稼,彻底放弃剥削生活,开始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的报道。何其相似?但谁敢将这样的想法表达出来?恰恰相反,会上听到的和报上刊登的全是一片喝彩之声,全是引经据典证明走“五七道路”之必要。似乎整个干部队伍中除少数响当当的“造反派”,全部罪孽深重,只有进了“五七干校”才能涤荡罪孽,纯化灵魂以求得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柳河的经验就是当羊倌、牛倌、土地耕种者,总之,由脑力劳动者转化为体力劳动者。那些滔滔不绝的“五七”道路歌颂者,分明在讲假话大话也不觉得脸红,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因为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讲给报纸登的,于己有益无害。
　　就我个人来说,从小崇拜过英雄、伟人,也想成为文学家,参加革命后虽然多次批判“个人主义”,但在思想深处总觉得个人抱负和革命利益是可以结合一致的。只有在服从革命利益的前提下怀抱个人志向,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才可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一无所求者必然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对革命也就谈不上什么贡献。因此,我也很崇拜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虽然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练和挫折,思想方法比少年时代实在得多了,但从来也没有想到后半辈子要去当羊倌、牛倌……虽然50年代也曾下放劳动而且获得“新农民”的称谓,但那是什么样的下放呢?职务还给你留着的,时间仅仅一年,纯粹是锻炼而已,给你的感受是培养、关怀而绝不像现在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处理,对“多余物资”的处理。因此,不仅情绪抵触,而且心情灰暗,有一种前途茫茫、不知所以的感觉。
　　我们这个系统(省直党群系统)的“五七干校”设在湄潭县城附近。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多次出差去过那里。然而,10月中旬,当几十辆大客车满载着“五七干校”的学员,浩浩荡荡离开贵阳驶向湄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似乎感觉到随着车轮的急驰,我将奔向一个完全陌生和不可知的世界。但是,此时此刻和我那“灰暗”的心情形成对照的是,车上的“五七战士”一个个都表现得“兴高采烈”,真可谓满车欢笑、一路歌声。在那高昂的歌声掩盖下,又岂止我一人独怀“灰暗”心理?大家都明白,去干校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关进了“牛棚”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右派”等等,一句话“专政对象”。他们另有专人专车押送,不在“欢笑”之列,也不准其欢笑。第二种是我辈靠边站接受审查者,以各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也有少许厅级以上干部。他们是边缘人物或曰有暂时自由的二等公民,前进一步就是“牛棚”。第三种是一般群众或曰普通的“五七战士”,他们多数为“文革”前不带“长”字号的一般干部,其中包括两派斗争中被压下去的一派群众,也有少数“清白无瑕”无辫子可抓的中层干部甚至个别厅级干部在内,他们可说是干校的主体,因为思想“保守”或人缘关系等种种原因,没有进入新的政权班子。第四种是干校的领导层、当权派。他们之中大体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本单位的造反夺权后,便一直没有进入省革委及其办事机构,只在“斗批改”班子中当权;另一种是一度进入省革委或其办事机构,也就是说进入了“新生的”政权机构,但在1968年上半年的“三反一粉碎”中被“粉碎”出来到了“斗批改”班子,现在也成了“五七干校”的各级领导。他们和前面的几种人应当说都“同是天涯沦落人”。然而不然,他们虽心里灰暗却依旧雄纠纠气昂昂,以造反派和当权者自居。这么几种人在一起,那满车的欢笑和此起彼伏的歌声,你就可以想像得出有几分是真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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