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发展评价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当前,在全球金融业面临危机、需要发展的背景下,关注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测度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国内外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的金融实践,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金融业发展;综合评价;发展指数;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18-0116-04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金融全球化的环境日渐成熟,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业发展水平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提高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首先必须了解它的发展处于何种水平、有何优势可以加强、有何不足需要改进。因此,科学评价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成为我国金融统计分析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国外相关研究
　　
　　1.1 金融业发展评价研究
　　Ross Levine,Sara Zervos(1998)在Stock Markets,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中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构建了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①衡量股市规模的资本化率指标,定义为国内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与GDP[ZW(]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ZW)]的比率;②衡量股票市场活力和活跃程度的流动性指标,由股市换手率和交易比率来刻画。换手率定义为国内股市交易量与国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值。交易比率则定义为国内股市交易量与GDP的比值。
　　Levine(1997)在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中,采用了四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别是:①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FIR[ZW(]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金融相关比率)[ZW)];②Bank指标:商业银行信贷与全部信贷(即商业银行信贷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值;③Private指标:私人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在国家信贷资产总额度中所占的比例;④Privy指标:私人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与GDP的比值。上述四个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金融化的深度与活力。
　　Gold smith,R.W. (1969)在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提出了衡量经济金融化的重要指标?——FIR?。他将FIR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即国民财富)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的指标”。 Gold smith提出的FIR为研究金融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种快速而有价值的检测工具,在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除了FIR,在进行经济金融化实证的研究中Gold smith还应用了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率、资本形成率、外部融资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资本产出率等指标。
　　1.2 发展指数研究
　　Luc Laeven(2000)在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n Emerging Economies中,对13个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金融自由化是否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他构建了自己的金融自由化指数,六个变量对应六种改革措施(利率自由化、降低进入壁垒、减少外汇储备、放松信贷管制、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和加强审慎性金融监管),自由化指数就是这六个变量的总合。
　　Oriana Bandiera,Gerard Caprio Jr.,Patrick Hononhan,Fabio Schiantarelli(1998)在Does Financial Reform Raise or Reduce Savings中对金融自由化指标体系的构造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文中根据8个发展中国家25年的自由化进程,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了金融自由化指数,并绘制出了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指数曲线图。
　　Quinn and Dennis(1997)在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中首次提到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dex(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概念,但是它仅指政府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程度,对其他方面并未涉及。
　　
　　2 国内相关研究
　　
　　2.1 金融业发展评价研究
　　董金玲(2009)在“江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聚类”中,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深度与广度两方面建立区域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和Q型聚类分析对江苏13个地区金融发展及其差异情况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包括:人均存款、人均贷款、保费收入、IPO[ZW(]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ZW)]筹资额、机构网点数、上市公司家数、金融相关比率、保险深度、证券化率、金融市场化率、贷存比。
　　雷宏(2006)在“金融发展的测度理论研究”中建立了包含8类指标(马歇尔K值,银行信用指数型指标,商业信用指数型指标,政府信用指数型指标,证券化指数型指标,金融衍生品指数型指标,网络金融活动指数型指标,证券市场交易指数型指标)的衡量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并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金融化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方法。
　　曹啸、吴军(2002)在“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中,首先选取了金融中介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指标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直接市场融资所占比例非常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不明显。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参照Levine(1997)所选取的指标DEPTH和BANK来对金融发展作定量的分析。
　　王毅(2002)在“用金融存量指标对中国金融深化进程的衡量”中认为利用货币化比重指标不能准确衡量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而应该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衡量。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中,存量指标更为广泛也更容易引起误解,因此主要利用金融存量指标考察我国金融深化程度。
　　战明华(2002)在“金融深化的指标体系及其关系”中,从金融存量指标、金融流量指标、金融资产价格指标三个方面考虑,建立了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利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各指标类型中的代表性变量长期内是否具有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所得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深化呈现出的特征与理论假定相比,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相悖之处,而且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安排可能是不协调的。
　　张旭、潘群(2001)在“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中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不仅设置了金融中介发展指标,而且从市场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二者综合起来全面评价金融发展。
　　谢洪礼(2000)在“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简评”一文中,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经济、金融风险或安全指标体系做了简要介绍和评述,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成果多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安全的角度计算综合指数或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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