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与质量不平等

　　DOI：10.13948/j.cnki.hgzlyj.2018.12.007
　　摘要：本文基于微观教育决策理论，综合运用二元Logit和多元Logit方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分析城乡背景和家庭背景交互作用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本文结论表明，城乡分割导致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群体教育决策迥异，从而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等。数量层面，家庭教育背景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在于农村群体和低教育程度群体;家庭职业背景引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集中于农村群体和农民群体;质量角度，对同一教育程度群体而言，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随着学校质量提高而逐渐扩大，重点学校机会不平等最严重。农民阶层上重点学校机会不平等扩大;同一职业背景，学校质量越高，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越大。
　　关键词：教育机会不平等;城乡;教育决策;家庭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之一是关于教育机会的获得，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和代际传承的主要机制，不仅是弱势阶层实现阶层流动的渠道，也是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其中教育不平等的作用尤其重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和变化趋势已做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学界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考察家庭阶级地位（职业背景）、文化背景及家庭经济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因素。国内学者通过一系列微观数据研究证实，家庭背景的影响使得子代的教育机会获得在90年代中后期差距逐渐拉大（刘精明，2006、2008;李春玲，2003、2010、2014;李煜，2006;吴晓刚，2009;吴愈晓，2013;侯利明，2015;唐俊超，2015）。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收入和父辈教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大多研究认为出生富裕家庭子女拥有更多教育资源，在教育机会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占优势（Hill，1987;Plug，2005）。并且父辈接受过更高教育水平，其子女更倾向于接受更多的教育（Hill，1974;Teachman，1987;Neal，1997;Chen，2009）。毋庸置疑，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家庭背景会影响家庭的教育决策，从而影响子代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诸如教育政策、民族（种族）、性别、地区、城乡差异。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分层、阶层背景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教育机会不平等，而缺乏对微观个体教育决策的考量。另有部分研究关注社会结构如性别（吴愈晓，2012;张兆曙和陈奇，2013）等因素与阶层背景的交互作用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均忽略了中国最重要的城乡结构与阶层背景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文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从微观个体教育决策出发，考虑社会结构中城乡差异的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不同家庭背景个体由于教育决策的城乡差异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从而更深入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机会不平等。在这一分析中不仅研究教育机会的数量差异，还进一步解释城乡之间个体教育决策导致的质量不平等。
　　从国内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来看，李春玲（2010）通过分析高校扩招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认为高校扩招使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了。在其随后的一篇文章中又重点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李春玲，2014），认为城乡之间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教育不平等。由于该研究是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实证描述和趋势解读，并未对影响城乡教育不平等的个体教育决策因素进行考察，因此还需进一步分析。与此类似，吴愈晓（2013）认为，城乡之间教育不平等逐年扩大，主要体现在高中升大学阶段。该研究虽然是从微观个体教育决策角度解释教育不平等，但是在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上，同样只是对由于教育政策变动引起的教育不平等趋势进行了考察，没有细致研究城乡个体在微观决策上的差异。因此，本文在吴愈晓（2013）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点研究个体微观教育决策在城乡间的差别而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本文发现，以往的文献仅仅是将城乡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没有深入分析城乡差异的作用机制，也就是微观个体如何行动。上述三篇仅有的文章将城乡因素单独考虑，但仅是研究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表现和变化趋势，并没有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且只是在教育机会数量层面，没有考虑城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别。本文区别在于将城乡结构因素和微观个体教育决策结合，将家庭背景因素作为教育决策的中间桥梁，实质上是将个体教育决策的差异理解为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同时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深入理解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这对本文深入理解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成因，进而为城乡教育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理论分析：微观教育决策视角
　　（一）再生产理论
　　再生产理论认为具有优势地位的社會群体或阶层，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具有优势。再生产理论家认为教育的功能是在职业分层过程将中下阶层筛选至较低的职业岗位上，从而保证优势阶层的优势地位。这一过程发生的关键在于，在学校教育制度安排上优势阶层能够左右政策的制定，并通过向子女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其完成各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而弱势阶层在教育资源提供方面没有明显优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这其中文化资本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Bourdieu，1977）。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那些家庭背景好的子女更容易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具有更好文化背景的父母能够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教育资源的帮助，在学业成绩上表现更好，从而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能够获得更大优势（Graaf et al，2000;Sullivan，2001），并能够在下一步的职业地位获得上形成有利局面。相对而言，弱势阶层由于文化资本缺乏，不仅在教育机会上处于劣势，而且通过教育获取优势职业地位也是不可能的。由此而来的是，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阶层在职位获得和分配上通过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筛选机制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这其实是通过教育再生产了原有的阶级地位，并且使得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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