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实践中的问题及对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启示

　　【摘 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启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给予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一些优待和照顾，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和教育公平。肯定性行动计划不仅提高了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经济地位，而且还促进了少数族裔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肯定性行动计划也违背了美国人一向崇尚的平等原则，易造成反向歧视。同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照顾过剩与照顾不足的问题。所以，关于肯定性计划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本文将主要探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计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出现的调整替代政策，以及整个肯定性行动计划对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启示。
　　【关键词】肯定性行动计划；高等教育；政策优惠；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0-0151-03
　　一、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开端及发展
　　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的旨在消除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等不利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歧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1]肯定性行动一词最早始于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接着，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权法案》，该法案以法律形式强化了10925号行政命令中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并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肯定性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消除长期存在的对黑人等的歧视，使得有同等能力的白人和少数族裔能够获得同样的教育权利或工作。但在实践中发现，由于历史积淀原因，黑人等少数族裔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白人进行竞争。于是肯定性行动逐渐变为一种补偿性的计划。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补偿性计划主要表现为：少数族裔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特殊照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以保证少数种族学生在高校学生总数中占有一定的比重。[2]
　　发展到后期，肯定性行动向硬性的配额制转变，即要求大学录取名额尤其是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较多的公立大学，为少数族裔学生留出一定的配额，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学生。艾伦·贝克案是关于肯定性行动中配额制的一个典型案例。艾伦·贝克各项成绩及综合素质都很好，但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却没有录取他，而是依照配额制将名额分配给了并不如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艾伦·贝克控告加州大学反向歧视白人，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然而最后高等法院却以7：2通过贝克案的裁决没有违宪。纽约时报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71%的人认为这种对少数族裔过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作出的补偿是合理的。[3]这表明肯定性行动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二、肯定性行动计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在提高黑人等少数族裔教育水平，改善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有显著作用，但仍需重视的是自该项计划实施之日起，关于该计划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到了20世纪末，废止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呼声越来越强，各州不得不相继通过法案限制大学招生中的肯定性计划。[4]其中配额制不仅因其僵化的硬性指标遭人诟病，更因其公平性和有效性招致巨大质疑。
　　（一）违背公平原则，易造成反向歧视
　　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初衷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对白人群体的反向歧视。而且，该计划以种族为区分标准，给予部分种族优待，违背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民权法案》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尼克松指出：“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只要能力、力量和意愿达到要求，就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就是美国梦。但不能仅仅依据种族、性别、肤色和信仰，分配名额获得发展机会。个人的能力和品质才是评判标准。配额制没有纠正历史形成的不公正，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5]依据种族的划分，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只会使歧视延续。想要消除歧视的最好方法就是同等对待不同种族，不以种族为划分标准，不牺牲一个种族的利益去填补另一个种族的利益缺口。否则，即使是出于补偿历史过错而对黑人区别对待，最终也只是把过去种族歧视的错误又犯了一遍，两个错误的累加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博格曼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补偿政策并不能真正实现种族平等。博格曼假设一群白人正在焦急地排队等公交车，就怕人太多挤不上车。这时一个警察陪着一个黑人过来，警察要求大家将前面的位子让一个给黑人，因为在上一辆公交车来的时候他排队上车，可是司机因为他是个黑人拒绝了他。但白人认为他们不是阻止他上车的人，不能因为自己是白人就要对此作出补偿。如果现在拒绝白人上车，将车位让给黑人，那就犯了与刚刚同样的错误，造成对白人的反向歧视。[6]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对待，即排队上车，才能保证不歧视黑人也不歧视白人。
　　（二）照顾过剩与照顾不足
　　首先，肯定性行动应该是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但不是所有黑人都需要照顾，也不是所有的白人都生活优渥，资源充足，不能直接将黑人与弱势群体划等号。白人中有资源匮乏的人，黑人中也不乏资源丰富的人。若说黑人群体就是需要照顾的群体，那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观念上的歧视。有些黑人孩子并不需要肯定性行动的帮助就可以具有与白人孩子相等的，甚至是大大超越大部分白人孩子的竞争优势。肯定性计划可能因照顾了一个黑人富翁孩子而使一个贫寒的白人孩子失去了进入高校的宝贵机会。
　　其次，肯定性行动中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最需要照顾的经济状况不好的黑人，而是黑人中的精英阶层。上述贝克案中的获益者并非来自教育资源匮乏的低收入阶层的黑人家庭，而是来自教育资源充裕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收入阶层的黑人很难得到配额制的名额，中高层阶级的黑人却轻易将名额占为己有，从中攫取利益。肯定性行动计划不应该是个锦上添花的政策，而应是个雪中送炭的政策。然而肯定性行动计划出台，反而加大了黑人内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7]照顧资源的过剩与资源不足是肯定性行动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也是引起大家对其有效性怀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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