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花日村在大雁山的后边。“花日”就是花儿，蒙古语“花”的音译。蒙古语中，“花日”是花，“讷日”是名字，“觉日”是画，“怒日”是脸蛋子，“夏日”是黄，“穆日”是脚印，“海日”是珍惜，都好记。
　　为什么叫花日村？我问吉雅泰。
　　花日是外号，这个村的人爱种花，实际上叫大雁村民组。吉雅泰回答。
　　花儿———大雁，这些名字都好听，纯朴而遥远。
　　我们走上大雁山顶往下看，花日村没什么花，每家门口有三四棵柳树。房子没铺瓦，屋顶的泥巴被太阳晒褪色了，燥白。土埋在地里原本都是新鲜的黄色，土也氧化了。进村，见每家窗下摆四五个木制箱子。不是蜂箱，是花箱。
　　冬天卖橘子的木制包装箱，里边垫一层塑料布，盛土栽花。这些土可了不起。吉雅泰说，草原没有土，是图卜勋老汉套驴车从外地拉来的土。
　　草原没有土吗？这真是个奇怪的说法。然而，草原真的非常缺土，或者说绿浪翻滚的草原只有薄薄一层表皮的土。这层土珍贵呀，它是无数青草用根须编结的半尺厚的土毡，是草原的衣裳，下面的流沙无止无休。
　　蒙古人珍惜草原，包括珍惜这一层薄薄的土，它是草原有血有土的皮肤。剥掉这层皮，草原就死了。祖祖辈辈鲜花盛开的故土，死在了GDP上。GDP变成了剥皮抽筋的代名词。野花在草原盛开，野花只用它自己脚下的一盅土。它怀抱自己的土，死后又用枯萎的枝叶填充自己用过的土。除了土，野花一生什么也没有，它们知道报答。
　　牧民们不挖草原的土栽花。要想栽，自己去弄土吧。就像花日村每家门前摆的木箱子，土像在河床里那样细腻，挤在木箱里，举着娇艳孤独的花朵，如礼物。
　　图卜勋的家住在村子最东边，比别的家低矮。屋顶西北角已经露天了，还没用泥抹上。门口大鹅叫，老人猫腰从门口走出。他身高一米八多，开口笑，两撇灰胡子从上唇垂下来。
　　看花来了，吉雅泰说。
　　嗨，都是乡下的花。图卜勋双手在裤线上蹭。他的花木箱放在窗台上。一箱秋海棠，紫红的花瓣像蜡做的。一箱三色堇，也叫猫脸花，每朵花上有蓝、黄、白三种颜色。
　　这是什么花？我问。
　　太阳花嘛。老汉说，它的脾气很怪，太阳出来才开花，红的黄的小花。
　　老汉指着那箱高棵的花，这是指甲花。春天的时候，苗是红梗就开红花，白梗开白花，它们不骗人。
　　养花的土是你用车拉来的吗？我问。
　　是，我干不动活了，套驴车拉点土，送给各家种花，也有种柿子的。老汉回答。
　　咋不上草原取土？我问。
　　那不行，咱们从来不挖土，土就像肉一样，咱们不破坏它。
　　什么人破坏土？
　　唉，老汉叹气，伸胳膊指门外，外边来的人都破坏土。开矿呀、种西瓜、种药材，第二年再换地方。种过地的土全都沙化了。开矿更完了，河都完了。
　　你拉的土是从哪儿破坏来的？吉雅泰开玩笑问他。
　　我的土不是破坏。老汉挺直腰板说。春天，西拉沐沦河的冰化了，发大水。水退了，岸边留一尺厚的淤泥，我套车把泥拉回来。挖泥也不要在一个地方挖，第二年发水，让挖过的地方淤平。
　　离这儿远吗？
　　远，吉雅泰说，西拉沐沦河离这儿50多里路呢。
　　名叫咪咪的细腰黄狗跑来，坐地下看老汉伸出的手指。
　　绕到房后，我大吃一惊，驴车上扣一个驾驶楼。铁皮钻眼，穿牛皮绳子系在驴车驾杆上，驾驶人坐铁皮楼子前面。
　　现代化，老汉说。
　　小毛驴拴在车边上，低头吃帆布袋子里掺黑豆的干草。图卜勋套毛驴，咪咪和瑙浩（小黑猫）迅捷地钻进驾驶楼，坐在人造革长椅上，从风挡玻璃里严肃地向外看。
　　你们坐上吧，绕村子转一圈，老汉邀请。
　　不坐啦，我们谢辞。
　　毛驴抬头，仿佛闻空气有什么味道。南风捎过来草的气味，我想起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写给小灰毛驴普拉特罗的诗：
　　这路边的花多美呀。許多牛啊、羊啊，还有人，从这些美丽的花旁走过。而花呢，仍旧立在路旁。花的一生就是春天的一生。然而普拉特罗，如果我们让这些花在秋天也为我们开放，用什么办法让它们永远鲜艳呢？
　　我见过爱钱财、爱肴馔以及爱珠宝的人。我也见过爱土地的人，图卜勋老人是我见到的最爱泥土的人，仅仅是土，就让他欢喜不尽。村里像蜂箱一样栽着鲜花的土，是他赶车从河边拉来的。而草原上的土，在他眼里是一片不能触碰的血肉。
　　选自《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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