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计划生育政策变迁逻辑

　　一、计划生育政策焦点的转移：从人口数量控制到性与生殖健康
　　1.简介
　　在劳动力供给中，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形成，我国以“二孩政策”为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经历一个从紧缩到放松，从管制到尊重的转型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变换，在国外许多国家业已经历了多年的实践，并积攒了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结合国情，科学地消化吸收这些经验，避免政策误区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此，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委托，由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比利时根特大学生殖健康研究中心张维宏教授主编的《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下文简称《比较》）一书日前问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该书立足全球多个国家的计划生育实践，围绕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法律、信息管理、实施策略、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经济投入、督导评估、社会倡导、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国际机构与国际合作项目十个专题，从公共卫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等维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对标研究，其诸多思想、理念和政策建议对处于转型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都颇具启发意义。
　　《比较》一书的核心观点是：传统观念中将计划生育等同于生育控制的理念是狭隘的，计划生育的内容应该聚焦于性与生殖健康的所有环节。该书发现，世界上对人口增长无论是采取鼓励还是抑制的国家，都走过了从单纯的生育控制到综合家庭计划的阶段。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均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就个体意愿而言，重视妇女的意志表达与自由，对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育决定从威权管制到尊重诱导，个体差异性得到承认；第二，就个体权利而言，通过生殖健康服务为妇女走向社会创造条件，妇女在生育过程中的地位已经从工具论走向主体论，平等与赋权成为家庭计划的宗旨。
　　2.历史变迁逻辑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人类的思维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任何概念、政策都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而非一成不变的。《比较》一书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待人口数量态度上的“心路历程”。计划生育史，与其说是一部生殖健康技术的发展史，不如说是一部如何辩证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历史，同时在个体层面也是一部如何看待妇女在生育环节中角色变迁的历史。
　　（1）人口控制决定论阶段。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对于自身再生产的主动性控制。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控制的理念、手段、目的却是不同的。就生育控制而言，在人口学的发展史上，公众所熟知的莫过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基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方式的差别，两者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的假定，马尔萨斯较早提出了人口控制的想法，比如饑饿、恶劣的工作环境。显然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方式在阶级、阶层对象上是有所特指的。其目的并非为增进人类的福利，而只是为工人的低水平工资的所谓“正当性”和“不可避免性”寻找理由。显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这种通过非健康、非人道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距离当代强调计划生育中女性的健康与权益相距甚远。故在对这种人口控制的政策评价时，马克思认为，脱离了阶级关系去谈论人口问题，只存在于没有人干涉过的动植物界。
　　（2）生育服务争议论阶段。计划生育理念和节育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在掌握物质生产的同时，又掌握了控制和主导自身生产的可能。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变化揭示了在计划生育决策程序中，妇女逐渐从“无权”走向“增权”的阶段。增权理论（empowerment）强调政策的指向性应该回归案主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则是回归妇女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也就是说，在计划生育中，妇女将摆脱以往因非主观妊娠而导致的被动无助的局面。例如在对于堕胎合法性的拉锯战式的争议中，如果意外怀孕，抑或被强奸这种妊娠现象，涉事女性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是一个考验社会、宗教、家庭等多方面主体智慧与价值观的问题。针对此，《比较》一书在“技术服务”等相关章节中不仅从避孕手段的选择、医务人员的人性化服务与指导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客观的案例与指导，也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生殖健康技术的现状、使用情况的变化原因方面寻求答案：技术与意愿乃至行动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当技术越来越安全便捷，社会对（避孕或者堕胎）意愿和行为就越宽容，女性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决策权就越来越得以保证。
　　（3）生殖健康综合论阶段。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之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是健康中国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首先，不少公众将计划生育的长周期、多环节、多功能的综合健康效应单一化，简单地将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等同而忽略了“优生”的功能。其次，健康获取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健康的生活及行为应该是前置的，个体健康的起点从母体中孕育就已经开始。因此，性与生殖健康是人的生命周期健康的起点。计划生育政策在健康生殖方面的实施效果，也直接决定了代际之间健康人力资本的存量。
　　二、计划生育政策中生育行为的经济学观察：基于意愿的视角
　　生育行为是总人口增量以及潜在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发端。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对生育行为的解释表明，生育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行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文化行为，生育子女数量的决定问题应该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去看待。在经济学中，无论是供给抑或需求，均强调意愿和偏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我国较长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意志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生育数量选择空间在体制的挤压下变得狭窄，生育主体只有生一胎或不生两个选择。现在虽然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当前“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制度依赖是一方面的原因，从长期控制到放松，政策转型需要磨合适应期；另一方面，意愿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计划生育手段为妇女生育意愿的表达提供了技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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