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

　　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到了一个世界漩涡的中心。各种希望中国救市，希望中国“负责任”的声音此起彼伏，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当然，国内外各种要求中国政府把握这次机会，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转化为中国发展新的契机的提议也层出不穷。尽管对这次危机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富国过度消费后转嫁危机所引起的风暴。也就是说，美国富人超前消费，却要中国打工仔来买单。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为美元，又使美国具有多印美元搜刮我们血汗钱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风起于美国次贷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典型的货币战争。10月13日，《华尔街日报》有文章称，中国应该带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难，不能再让发达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通过乱印钞票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的确是当务之急，正像“欧元之父”蒙代尔所呼吁的，全球必须重建新货币体系和新金融秩序。然而，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尤其是要剥夺超级大国的“制币权”，绝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在这样一种眼花缭乱，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我们如何使自己能站稳脚跟，既不致坐失良机，也不致赔本赚吆喝，显然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古老的问题再次以新的形式展现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要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有大的失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

　　所谓发展的主导权，就是必须以我为主地决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为自身获取最大的比较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可以从商品流通的主导权说起。商品流通主导权原本是指控制商品流通渠道，并使该流通渠道上的构成者们为自己的市场销售策略效力。行使这种权利的生产者或商业者，一般被称为流通渠道的主导权者。在完全竞争(或纯粹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商品，是以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为动力，从生产者经过商业经营者，自然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中的各个主体，只是基于利益动机，决定是否扩大生产，是否扩大销售，而不特别考虑只让自己的产品或经营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问题。这样，在流通渠道的构成者之间，只有平稳的合作关系，不会发生由谁来掌握商品流通主导权的问题。但是，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者和商业者都希望确保自己的竞争地位，以产品的差别化和促进销售为核心展开竞争，商品流通便迅速地推进了。各主体普遍采取了开发更好的、更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并设计、确定自己的商标，定立各种营销策略，积极将商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这时，流通领域中的各个主体，就开始要求流通渠道上的各个构成者采取与自己的市场营销策略相配合的方式来为之效力。这样，流通渠道中的主体地位和利益就大不相同。于是，相关的利益各方便开始了流通主导权的追逐和争夺。而流通主导权的争夺，又会进一步发展到产业主导权的层面。只有获得了产业主导权，才能真正掌握流通的主导权。产业主导权本身包涵技术主导权，自主创新的能力，资本的控制能力，最后又反过来产生强大的市场控制力。市场控制力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具有价格的主导权和品牌控制权，当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时，它也就迟早会获得流通渠道的主导权。从上面的分析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层面，主导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把握发展的方向，获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利益。这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意志。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要真正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现代所谓的发展是在一个全球化格局中的发展，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引起全球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十分容易引起相关国家的警惕和干预，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角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就具有深刻的影响。即便在发达国家之间，对发展主导权的争夺也是极为惨烈的。1500年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与此有关，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某种历史的渊源。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对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历史已经证明，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具有很高的资格限制，只有那些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才有资格获得发展的主导权。

　　认清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即便一个国家具有了把握发展主导权的资格，也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照理说，一个国家是否对自己的利益有着充分的认识，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自己对自己的利益都混淆不清，一个国家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复杂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各种利益等等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往往可能在一个部门获益，但却使国家的总体利益受损；
或者是国家短期获利，却丧失了长期的根本利益。以新中国为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与解放前相比，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就是开始了对发展主导权的争夺。然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非始终是十分清晰的。比如，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把握发展主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中苏关系的波折，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却没有国际竞争力。因此，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使这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只能从基础的东西做起。从改革开放伊始直到“入世”之前，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出口创汇。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其重要的任务是出口创汇。因为我们的底子实在太薄，资金实在太少了。30年来，我国在外资、外贸、特区等对外开放领域的重大举措，都是为创汇这个中心服务的。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的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有些行业，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至少是接近一流的技术。但最先进的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中，因此，我国的工业体系依然缺乏国际竞争力，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标。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是“重引进，轻消化吸收”，日本、韩国在消化吸收方面的支出是引进的8—10倍，而我们正好相反。花8块钱引进技术，花1块钱吸收。这恰好证明我们对发展的主导权并不是始终都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过去一直强调以市场换技术，也就是通过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进行内销，来换取对我们转让技术。但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换来核心的竞争能力。因为没有谁会傻到将自己最先进的技术转让他人，为自己培养一个竞争对手的地步。

　　即便能够换来一些零星的先进技术也并不意味着换来了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技术与装备水平与国外差距很大，就是拿过来用。但基础打好以后，目前面临的局面是企业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生存，仅靠换来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下一步发展的要求，这一点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下更为突出。同时，“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也没有实现，很多合资公司只是成为国际行业巨头的组装环节，大部分招商引资行为也被视为中国成为全球大加工厂现象的一个缩影。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旧处于全球产业“微笑曲线”的低端。在很多行业，我们不仅没有换来真正的先进技术，而且还丢掉了市场。由于观念的模糊，我们甚至在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也丢掉市场，丧失了发展的主导权，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比如在农业方面，1995年前，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但到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据统计，2004年，我国进口大豆2023万吨，是当年国产大豆的1.27倍；
2005年进口2650多万吨，是当年国产大豆的1.6倍，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1／3。到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中国净进口更是超过3000万吨。巨大的进口量，使大豆的成本提高，从而也推动了中国食用油的价格。

　　既然供给和需求并不存在太大的缺口，大豆的价格为何会高涨不下？夏友富说：“仔细研究会发现，这完全是投机市场炒作的结果，与真正的大豆实际生产和需求几乎没有关系。”他认为，期货市场的投机需求完全偏离了实际需求，而这种“最不稳定的需求”，却是“最容易被操纵的需求”。许多因素构成炒作大豆的“题材”。在国内，2006年以来大豆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去年旱灾又影响了收成。而对于中国这个“大豆进口依赖国”，关键原因还在国外。

　　去年，在美国政府大力发展生物能源这个最佳“噱头”支持下，国际大宗粮食商品市场的行情波澜壮阔。其中，玉米对大豆的“替代作用”效果明显——大量的玉米将被用于制造乙醇汽油，玉米价格暴涨；
而玉米种植面积相应加大，压缩了大豆种植面积，大豆产量减少，价格同样暴涨！与实际供求不同，投机市场的规律是“预期改变一切”。但要命的是，投机市场的价格反过来，已完全控制了现货价格。

　　“看准了中国粮食安全的软肋就在大豆上，趁你有灾情，又减产，用期货杠杆把价格拉上去，冲击你的国内物价，制造宏观经济难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其实是一场‘新型的国际战略性商战’。”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入驻中国市场，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的庞大市场，从中获得巨额利益。而受伤害的却是中国企业和中国消费者。问题是，我们原本并无大豆进口的需求，也不需要换来所谓技术的行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更要命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必需物资，也开始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外资手中。这些物资中，甚至包括每天要用的水。水价或许将很快上调，这是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别发出的信号。联想到2007年中国水务市场的几次外资高溢价收购，可以看出，外资早就开始在中国水务市场布局。威立雅水务出资17.1亿元获得兰州供水集团45%的股权，为2007年外资对中国水务的高溢价收购拉开序幕。随后中法水务等几大国际水务巨头也开始在中国攻城略地，标的资金动辄以10亿、20亿元计，出价超出被收购企业净资产额的1到3倍。这让业内兴奋不已，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而，外资出手阔绰只是表象，其中暗藏玄机，外资在中国高溢价收购的持续进行，使中国逐步地丧失了自己的水权。威立雅公司网站的信息显示，迄今为止，威立雅水务已在中国的20个地区拥有正在运营的项目，且大多在一线城市，所占股份均在50%左右，合同约定的经营年限大多在25～30年。合同涉及到的居民超过三千万人。另一家水务巨头中法水务也毫不逊色，与其合作的中国公司也有20家，大多为各个城市的供水公司或自来水公司。国外水消费一般占个人收入的4%，而中国目前城区水消费占个人收入仅为1.2%左右，上升空间很大。何况，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都给未来水务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而更让外资垂涎的是，中国水务属于公用事业，一般由政府定价，因而价格始终处于低位，有的城市甚至10年间都没有上调过水价，因而未来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水务这块蛋糕自己还会长大。没有免费的午餐，高溢价收购之后，中国水务产业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代价最终又将由谁来买单？“很多城市将因此丧失水权，中国水业堪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里的水权包括拥有权和定价权。据了解，有国际水务巨头在收购了公司股权后，占有了当地的水资源。同时，在水价制定上，外资具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可能垄断水价。中国水协会长李振东一眼看穿问题实质，“外商今天高溢价收购供水资产，明天都要成倍地赚回去。一届政府的政绩，将成为今后历届政府的严重隐忧，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连水都要送给别人来控制，难道是对发展主导权有清醒认识的标志吗？

　　上述的例子表明，具有把握发展主导权的资格，未必保证就能够对把握发展主导权有清醒的认识。由于对自身的利益缺乏通盘考虑，由于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甚至一届政府的政绩考虑，都会使我们在根本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也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脖子伸出去，让别人套上绳索。而当一些业内爱国人士发出惊呼之后，我们的相关部门却迟迟没有反应。从微软的黑屏威胁，到外资试图利用三聚氰胺的风波控制蒙牛等中国主导产业的危险趋势，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的确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不禁要问，是否相关部门的官员，已经成为了外资的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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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强身健骨，练好内功，为发展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主导下，按照自身的利益决定内部改革的节奏，协调好内部的关系，才能够使全体民众自觉地集聚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下并为之奋斗。换言之，能否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工作。这一点，俄罗斯的改革经验很值得我们反思。

　　俄国的镜子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可以加速发展的道路。但俄罗斯初期却将发展的期望完全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于是，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经历过两次起落：第一次是在1992年叶利钦当政之后的整个90年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所谓的“蜜月”阶段，但这种蜜月基本上是以俄罗斯出卖自己发展主导权为代价换来的蜜月。西方要求私有化，俄罗斯就私有化；
西方要求自由化，俄罗斯就自由化；
西方要求休克疗法，俄罗斯就实行休克疗法。所以，当西方的政治家们十分满意地夸奖俄罗斯时，俄罗斯人却在为丧失了发展的主导权而痛心疾首。一旦俄罗斯不再出卖自己，它与西方的关系马上恶化。而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更是打破了俄罗斯人的梦境，冷战后的西方依然是要以确保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为先，并不顾及俄罗斯与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关系。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俄罗斯民意对于西方的看法跌到最低点。第二次是2000年普京上台之时，调整与西方的关系曾是他的外交重点。尽管普京在初期放低了身段，但他的目标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夺回俄罗斯的发展主导权。在俄罗斯依然处于弱势的背景下，他通过迂回接近西方，或者是寻机主动向西方显示诚意的方式，谋求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平起平坐。普京先是高举“回归欧洲”大旗，企图接近欧洲。然后，又借“9·11”之际，主动支持美国反恐，甚至让出大道，允许美国直接进入中亚。这曾经是冷战时期美国梦寐以求的战略目的。但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俄罗斯元气的恢复，形势急转直下，俄罗斯对西方态度趋于强硬。其标志之一，是与德法两国结成反战联盟，坚决反对伊战；
标志之二，是在俄罗斯最大私人能源企业尤科斯问题的处理上，坚决不理会西方，把涉嫌经济犯罪的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打入监狱。同时，开始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进行全面的重整和现代化，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西方目瞪口呆。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86%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执政对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77%的俄罗斯人相信生活质量得到改善，64%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对俄罗斯民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在西方获得的负面评价相反，普京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受到普遍好评。俄罗斯的这种内部改革的逆转，在于俄罗斯从一系列挫败中，终于意识到，需要牢牢地把握发展的主导权。而其最大的意识形态创新，就是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主权民主概念的提出，是普京反对西方颜色革命，确保政治机器的有效性以及确立根本发展道路的延续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就是将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世界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注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普京认为，只有这样，俄罗斯才可能把握发展的主导权，俄罗斯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目前来看，俄罗斯的道路应该是正确可行的。

　　反观中国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俄罗斯少，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我国人口基数很大，资源相对不足，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虽然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权贵经济与门阀政治相互勾结的弊端日益突出。近年来一系列使人震惊的群体性事件，更使我们感到了解决此类问题的迫切性。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重大的国内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所幸的是，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008年10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也表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主要是部分出口型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出现就业岗位流失的现象。对此，国家将帮助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企业度过难关，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而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表态，强调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更是令人鼓舞。它表明，中央始终把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放在首位来考虑。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我们必须按照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10月28日，温家宝总理访俄期间中俄签署能源合作文件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根据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200亿到25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则可以在未来20年中获得来自俄罗斯的3亿吨原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协议商定这项石油交易由本国货币结算。这是中国采取救市的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也给出了中国参与国际救市的优选方向。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没有外汇储备之虞而有能源和技术储备之虞，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最不同的地方。中国为俄罗斯提供美元资产可以帮助俄罗斯度过油价下跌后的财政危机，同时缓解中国的能源瓶颈压力，由本国货币结算则是在全球建立更为可信的多元化货币体系的一次实践，同时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市场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打高分的选择。相对于中俄合作，欧美目前对于中国的合作邀请，强调的是自己获利的一面，缺少中国获利的说明。实际上，目前主要经济体合作的最大障碍不是钱，而是传统的战略戒备。这个问题同样是今年11月15日布什的国际金融峰会的最大障碍。在俄罗斯，温总理还用六个字点出了政府主导投资的三大方向：铁路、汽车、煤矿。这是一次少见的明确表态。继国务院批准铁道部的2万亿元铁路投资计划后，有消息称，交通运输部门正在酝酿一个未来3～5年内投资5万亿元的计划。记者采访的几位交通运输系统人士和知名物流专家都对这个计划表示了支持，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下，用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来拉动内需极为必要，但是，更需要对使用资金合理规划、合理布局以及有效运用资金。此前，铁道部“十一五”规划中的投资总额为1.25万亿元。10月下旬，为了顺应铁路建设的新需求，国务院批准了将铁路建设资金规模调整为2万亿的申请。铁道部人士此前曾表示，铁路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如基建对钢材、水泥的需求，还会带动电子、电器、橡胶和玻璃等行业发展。而在增加就业方面，据记者了解，仅一条京沪高铁，不包括铁路系统的职工，施工人数就达到10万余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主导方向是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的势头。正如总书记所说，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

　　当然，国际金融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G20会议的召开，就显示了 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但无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采取何种对策应付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一点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如果忘记了这一根本原则，那么，即便我们在个别的领域取得了某些成绩，也不足以挽回我们的总体损失。

在这个意义上，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在全球化的时代，获取全球化的正当利益，而不是使自己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提款机，或者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垃圾场和血汗工厂。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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