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民族性：长于投入—产出，短于自由—平等

　　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世界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航空母舰时代，小舢板难以在深海和重洋上生存。这次危机中，国家规模越小，越容易被列上国家破产名单的头几名，比如冰岛、拉脱维亚等，所谓“金砖四国”则受伤较轻，除了它们都是大规模国家以外，很难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找到别的共同点。

　　如果不带偏见，应该承认，在金砖四国里，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无论是资金状况，还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比如采购欧盟、增持美债、贷款俄罗斯和拉美等，都获得世界舆论好评。

　　某些人在比较“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我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的成绩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良成分。可以列举出一千种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但有两种优秀品质不能否认：第一，中国人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相比，对朋友更慷慨；
第二，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对自己更节俭。

　　第一个品质是“慷慨”，不是挥霍。对朋友慷慨，是“礼”，也是“义”。投桃报李，这是“礼”；
投一报十，就是“义”了。中国人家里来了客人，连正在下蛋的母鸡都舍得杀，连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钢蹦都舍得花。

　　中国游客在欧洲、美国的购买能力，已经慢慢超过日本和韩国游客，不是中国人口袋里的钱更多，是中国人更讲义气，他们是为了亲朋好友才买那么多东西作为礼物回来送人。我家乡有个特讲义气的老板，到日本访问时，在“银座”买化妆品，把整个柜台都买空了，售货小姐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个点上，我曾经在日本还找到点民族自豪感。1989年2月，我们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当时虽然穷，我们许多团员与日本接待方交换礼品时，我发现我们的礼品仍然更贵重。我们的大多是中国手工艺品，他们送的要么是一摞手写纸，要么是一支简易圆珠笔，或者，是一块精美包装的夹心饼干等。访问期间，接待方为了省钱，好多次特意到旅日华侨开的饭店就餐，对老板说：“你们故乡来的客人，送瓶清酒吧。”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丰田汽车公司中国科科长，不仅请我们到豪华饭店用膳，还送给每个女士两瓶法国香水，每个男士一个手提箱。第二天到丰田公司参观，他还送给我们每个团员一个车模，这些礼品即使在今天都算厚礼。闲聊中才知道，这个科长原来是在中国沈阳长大的日本裔战争孤儿，中日建交后回到日本。一旦与中国文化发生过亲密接触，一个日本人也能如此感恩和好客，我当时觉得他的赠予更加贵重，不在价钱，在情分。

　　中国人对朋友慷慨，结果呢，第一有朋友，第二有购买力。因为有朋友，国际上有人相信中国崛起可能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愿意与中国进行战略资源合作，包括能源，原材料和港口合作等；
因为有购买力，中国既能拉动内需，也能派出采购团和有消费能力的旅游团。最近海峡两岸三通，大陆旅游团云涌而至，在台湾敞开口袋花钱，可能不仅是在消费商品和服务，也在消费同胞情谊。

　　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对自己比较节俭，量入为出，因此有更多的储蓄和投资。说中国储蓄过度导致这次金融危机，是把事情说反了，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才没有导致金融流动性不足，既没有酿造危机，还动用庞大外汇储备来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活动状况，有些关乎制度，有些关乎人性，还有些关乎文化。人性基本相同，文化则有差异。有的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有利于投入-产出的经济活动，但不利于自由-平等的政治活动，以我之见，评价经济表现，既不能贪文化之功，也不能掩政治之丑，如此则既能免于自卑，亦能免于自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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