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简单的事实，叵测的心怀，可怕的义愤

　　一

　　生活在当代，有一种特别的痛苦。信息太发达，有些事情不想看、不想听，但是办不到。有些一目了然的真相被人躲猫猫，看不下去。邓玉娇案就是如此。

　　这个案子简单明了，但凡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非善恶，一清二楚。我不知道巴东警方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揣着明白装糊涂。

　　邓贵大、黄德智何许人也？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的基层干部而已，官儿不大，权力不小。邓黄之流除了任劳任怨为党工作，也忘乎所以吃喝嫖赌，外资也引，内需也拉，两不耽误。想必在某些官场这也是常有的事，大事办得好，小节不计较，没有什么大不了。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们同事之间竟然毫不避讳，竟好意思三五成群趾高气扬集体买春。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本案中，这几位官人的正式身份应该是嫖客才对——将吃喝嫖赌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的职业化嫖客、有暴力倾向的非常规嫖客。结果，嫖而不成，变了强奸，正如有些盗贼，偷而不成，变成抢劫。

　　案发那一天本是周末，邓、黄诸小吏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老婆孩子一起休息。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他们替当地重点项目福诚铁矿摆平了一桩土地纠纷（所谓“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是也）。失地农民作鸟兽散，富商矿主感激不尽，免不了要投桃报李，有所表示。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于是接受吃请，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邓贵大、黄德智们淫兴勃发，集体决定去嫖娼。这是本案的第一个要点。

　　很显然，梦幻城是官员们常去的地方。“特殊服务”也罢，“异性洗浴服务”也罢，这两个妓界专业术语警方原不该采用，直接翻译成大白话就好。其实没什么差别，含义清晰，毫不隐晦，警方不至于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何必假扮天真，冒充童男子，好象对本镇官情嫖情一无所知似的，实在是弱智而且无聊。

　　邓玉娇何许人也？幼年丧父的农家女子、普通公民、打工妹而已，梦幻城的服务员。这梦幻城虽是色情泛滥之地，其日常业务却又分为两大部分，所谓“水疗区”是“特殊服务”——真抓实干的那种，而KTV等等，则或多或少仍属于正常娱乐。因此，梦幻城的女性服务员也就有两种类别、两种身份，一种是卖淫女子，另一种是良家妇女。很不幸，邓玉娇陷污泥而不染，属于后者。这是本案的第二个要点。

　　卖淫嫖娼是非法交易，不过，神州大地早已遍地开花。各地警方似乎也只能睁眼闭眼，毫无办法，更有明里扫黄、暗里护黄的，此中猫腻国人尽知，且不说了。虽然非法，但娼业毕竟是行之久远的古老行当，有既定的行规，有默守的契约，也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要买卖公平，你情我愿，价格公道，诚实守信，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否则，这个行业也做不下去。强买强卖总归是不可以的，哪怕你是官员也不行，强买等同于强奸，强卖无异于抢劫。

　　然而，三位有着干部身份的嫖客却试图不讲规矩，遭到拒绝之后仍不死心，借酒装疯，仗势欺人，耍横动粗，用人民币打人（真有创意！），欲逼良为娼，强暴民女。所谓“按倒”也罢，“推坐”也罢，这两个非专业术语警方原本也不该采用，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意思都是一样的：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本官坚决要买，谅你不能不卖。这是本案的第三个要点。

　　警方坚称“没有发生强奸”，这话很难理解。以暴力攻击拒绝卖淫的良家女子，难道不叫强奸倒是民事纠纷不成？强迫妇女提供特殊服务，总不至于是招商引资的正常公务吧？好在强奸未遂，但未遂却不是邓贵大、黄德智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水果刀的功劳。

　　邓玉娇身陷重围，脱身不得，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项选择：一是向有权有钱的强横嫖客认错赔罪，忍辱负重，被迫顺从，从此沦落为风尘女子。这样的话，事情也就湮没无闻了。二是誓死不从，或咬舌、撞墙、跳楼，以自我牺牲而全名节，这样的事情人们听得多，也快麻木了；
或奋起自卫，以制服淫贼而保性命。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很少见。很庆幸，邓玉娇选择了第二项之第二款。好样的！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场景、人物、台词、道具，都似曾相识（只有人民币打脸属于原创）。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往今来不乏烈女抗暴的事迹，古今故事，其实也都差不多。时间虽然流驶，对号入座亦无不可。简单的故事不需要复杂的解释，抑郁症、安眠药之类，当与本案无关。法律尽管模糊，但正义是鲜明的；
官场或有浑浊，但民心与天意却是清澈的。

　　二

　　邓玉娇案成了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多少让当地警方与党委、政府有些措手不及。以中国之大，类似的事件定必不止湖北有，定必不止这一起，大多湮没无闻了。我是从不相信“正义必胜”、“ 邪不压正”这套鬼话的。湮没了的正义，大概也就永远湮没了，若为正义而纠缠不休，人们没法正常生活。以此而论，邓玉娇其实很幸运。一夜成名，有舆论、网民一边倒的声援，她的命运必定比同样遭遇的湮没无闻者强出很多。

　　一个官员死了，死于平民女子之手，尽管死的不是地方，死得不太光彩，纯属自作自受，然而，官吏总要比平民厉害，历来如此，不容否认。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很“讲政治”，正千方百计要给邓玉娇安上“故意杀人”的罪名。不过，迫于舆情，这些人也很“讲大局”，同时也在千方百计找台阶下，为重罪轻判预作铺垫。这不难理解：重于定罪，以安官心，邓贵大之类的官员想必不在少数；
轻于惩罚，以顺民意，同情邓玉娇的群众实在是绝大多数。和谐之道，左右为难，用心良苦啊。

　　有人把邓玉娇与杨佳相提并论，就案件本身，这种类比是不妥当的。但案外的官民动向，确有诸多相似之处。我只提一点，警方对杨母与邓母的处置就异曲同工，简直有现存的套路。在案件敏感时间，杨母曾经“失踪”，而现在，警方却成了沉默着的邓母（和邓爷爷）的代言人。我没有说这不正常。是的，这并非不正常，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邓母本是本镇派出所的厨娘。比起北京来的律师，比起远在天边的网民，邓母更了解警方的实力和威力，或许，她也更相信“法律”、“正义”和“真理”掌握在有实力有威力的那一边。

　　这是奇怪的格局。不相干的网民、舆论一厢情愿将邓玉娇封为烈女、女侠，她的亲属却宁肯接受官方的“杀人”定性。网民们应该理解，邓家及其亲朋好友还得在当地生活，免不了还要与官场打交道，邓贵大死了，人脉还在，关系还有，而且张贵大、李贵大也还在，官官相护的硬道理是不能不顾的。冤家路窄，官场高深，官家已经死了人，怎能让人白死呢！

　　三

　　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愿意呈现给有关当局，以作善意的提醒。

　　在湖北襄樊、湖南湘潭、四川大竹、浙江瑞安、贵州翁安诸地，曾经发生过同一个版本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街道上或网络上）。事件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名青春美貌的妙龄女子（打工妹、或女教师、或女学生）忽然死去，坊间、网上或手机短信中传出可怕的消息，该女子是被某局长、某书记或某官家阔少轮奸或奸杀而死。消息不论真假，立刻引发义愤，但警方漫不经心，粗暴对待，草草结案，敷衍了事。于是民意汹涌，万众声讨，甚至人潮汇聚，烧楼砸车。有一个县级政府一度被群众攻陷了。

　　我的发现就是：当淫官（或衙内）、少女、性暴力、死亡等四个因素在某事件中同时出现，只要这事件得到有效的传播，十之八九会成为爆炸性的突发公共事件（远比城管打死摊贩、警察虐死嫌犯更具冲击力）。不仅如此，它往往还会立刻触发广泛的群众动员机制，激起广大“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的极大义愤，并极有可能迅速酿成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注：此种情绪似乎还具有某种“普适性”，比如，驻外军队很少因为系统的错误军事行动而受到驻在国的群众抗议，却往往会因某桩孤立的奸杀少女案引起轩然大波。1946年，刚刚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美军就因为一桩扑朔迷离的“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而声名狼藉，从此成为中国人民的死敌。）群众的义愤是可怕的，希望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者、处理者们能针对我这一发现有更加深入的钻研，以便有朝一日，真正做到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消灭在萌芽状态”。

　　话再说回来。邓玉娇案与所举案例有所不同，本案死去的是淫官，活下来的是烈女，这一结果使人们久违的正义感略有慰藉。我的问题是：假如邓案最终的司法结局是死者间接向生者复仇，在客观上，这便是制度性地剥夺了弱女反抗淫官的权利，若如此，善良的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人们的义愤将如何排泄呢？

　　因为有这个小小的发现，我必须提出两项建设性的意见。我对我国大小官员们的建议是：当今世道，做官找小姐、包二奶早已易如反掌，既如此，就请高抬贵手放过良家妇女，在滥用权力之余，为了和谐社会，千万不要再滥用你们的下半身。

　　我对邓案办案机关的劝告是：事情已经闹大，亿万双眼睛正盯着你们，请抛开私心杂念，摆脱官场羁绊，暂且忘却邓玉娇不过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女子（如果她是省长部长的女儿，会如何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争取把邓案办成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国务院、不惧怕舆论拷问、经得住民意检验的“铁案”吧。

　　200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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