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
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无情的事实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申辩和参加辩论的权利——他这种起码的权利被剥夺了（只能认罪，不许分辨，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惯例，刘在台上时，对被整者也同样如此，这正是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原由。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刘少奇应造反派的要求书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时，逐条澄清事实。对于“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回答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阅读的其他书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时，建议刘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笔者）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以上材料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页）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撰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其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加在红旗评论员文章中的那段批《修养》的话的展开和发挥。发表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审阅和修改（还亲自加写了两段话），并指示“小组（按：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322—325页）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宣布把《修养》和《武训传》一起抛进垃圾堆！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个题目由姚文元改定，原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个字），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没有统计，在1967年（仅仅说1967年）全国各种报纸（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对刘少奇的批判来头大，声势大，规模大……堪称名副其实的大批判，“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再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

　　首先，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大批判组”成员有十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阎长贵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化语。“大批判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我因为担任江青秘书，工作太忙，没参加它什么活动。“大批判组”成立后组织写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说的毛泽东批示“此文写得好”的那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67年，陈伯达、康生、江青反复鼓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仅举江青讲话中几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全北京市“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江青这几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反映了当时对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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