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返观《乡土中国》

　　 今年是《乡土中国》发表六十周年。在费孝通先生为振兴农村、振兴中华而做的系列调查中，《乡土中国》是最具总结性的著作，近年来不断再版。它用“熟人社会”、“礼治秩序”、“差序格局”等概念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况。这对观察今天的“三农”问题，仍有启发——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的名著，很早就已拜读，但我对该著作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认识的加深不在于社会学研究曾中断，社会学著作曾受到冷落。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和人们对许多学术问题的重新思考。

　　《乡土中国》被封存、湮没了几十年之久

　　费孝通是社会学家，没有赶上参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但他在1947年发表的《乡土中国》却对那次论战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国情和民风作了学术上的解答。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由此引发的思想文化争论空前地活跃而激烈。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后，有关社会文化的论战接连发生，诸如东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辨的论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唯物辩证法的论辩、社会史的论战、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等。像这样的论战二十年间多达十次以上，而且周期愈来愈短，这是中国文化生活中从未有的错综纷繁的景象。

　　1932年，社会史论战趋向高潮，论战的双方都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找寻振兴中华之路，但由于分别强调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执一词，而致相互对立。

　　强调普遍性的大都以理论分析见长，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述，大多承袭苏联的学术框架或思维模式。

　　强调特殊性的，则从捍卫传统文化出发，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认识国情的实质性的问题，如中国文化的早熟，家族本位，伦理政治等等，但从这些特性推出的某些结论未必正确，如认为中国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的分野;认为国家功能不强，阶级统治自行软化，等等。因而，这些观点很快遭到批判，而且由于形势发展较快，使得许多问题并未在学术上深入研讨，便匆忙在政治上做了结论。例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异议的观点，便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因此，一些争论原本是学术见解的不同，却使得一些学者因强调特殊性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社会学也被取消，许多社会学家成了“右派”，被打入另册，这样，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甚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是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国情和民情，这是制定国策的前提和基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一些有识之士坚持从本土出发，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其中最有创造性，并主导一代学术见解的，是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提出的“早期启蒙说”，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提出的“礼治秩序”说。前者发掘了在明清之际出现的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似而又相区别的异端思潮;后者具体、深入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本色。这两部著作分别从不同领域，论述前现代中国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本土特色，却遭遇不同的命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并一再重版，“早期启蒙说”在中国学术界中已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而《乡土中国》由于受到社会学被取缔和作者被打成“右派”的影响，长期被封存，湮没几十年之久。

　　《乡土中国》用“礼治秩序”来概括乡土中国，为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提供了重要思路

　　《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无独有偶，与此相应的是，柳诒徵先生发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提出礼俗为中国文化特色的问题。此两部著作的问世，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其后不久，又有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核心的见解。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虽有以“仁”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等各种见解，但唯有“礼”是经过社会学考察的、突破观念性的局限、进入社会管理层的、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制度。

　　什么是礼治秩序?《乡土中国》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又说:“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依靠代代相传的习俗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法理社会有实质的不同。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乡土中国》提出的“乡土”概念，高度概括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

　　《乡土中国》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费孝通称此为“熟人社会”。农村的基层组织，依靠代代相沿的习俗进行社会管理，这种管理并非是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是“礼治秩序”。这是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才被公认为传承力最强的文化。“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导致中国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说，《乡土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必须正视这一点。

　　只要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乡土中国》的很多思路就不会过时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了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三农”问题的存在，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村，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端。由“三农”问题的启发，再回过头来参照费孝通先生的设想，倍感切实、中肯，其思路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有益的补充。“礼治秩序”、“差序格局”就是从实地调查中提升出来的概念，《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为振兴农村，振兴中华所做的一系列调查中最具有总结性的著作，所以它可以说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只要中国尚未充分实现现代化，它就不会过时。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了解现实的和历史的农村状况，将是社会学和社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返观《乡土中国》，正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富集中国社会特性的乡村调查报告，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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