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转型点中未来中国经济生死穴

　　新中国6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到2008年我国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就这个全世界热议的话题，有“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访谈。魏杰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走到历史转折关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中国式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中凸显。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本身也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时间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这四大转型堪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生死兴衰之命门。

　　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那么，高成本时代将在多长时期内、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和发展大势？

　　魏杰：过剩经济与高成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相继遭遇的两次大挑战。在新中国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战。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原来预计，这一时期在２０１５年到来，而根据各方面的统计观察，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足足提前了１０年。

　　记者：为什么会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现和信号？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源瓶颈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体现比较优势，也即成本优势。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低成本时代宣告结束。而对此，中国企业普遍心理准备不足，应对无方，最终陷入困境，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我记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国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并列为两个转变，当时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齐观。为什么中央早就看准的解决之道，却在执行中一直受到抵触呢? 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是政绩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这些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体制障碍。

　　魏杰：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必须形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不仅要加强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稀缺程度，从而对资源高消耗的经济主体构成利益约束。

　　记者：高成本时代的中国企业怎样谋求新优势呢？

　　魏杰：企业应对高成本时代，无外乎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要从核心技术创新、非核心技术创新、资源性技术创新中，选择切合自身的技术创新路径，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资金，深化体制改革。

　　另一条路线是通过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改革创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的获得。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调整产业结构，挺进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推动自身产业升级；
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建新的增值、赢利模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如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各类服务业、玩具制造业等，这些企业主要应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非生产环节增值模式的调整来获得收益。

　　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除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政府要调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如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此外，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选择时机适当减少税负。不过，企业也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会成本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压不下来的），企业自身的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发展转型二：从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内驱型

　　记者：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风光无限，近两年为什么愈来愈遭诟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已接近40％。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的，本身潜伏着“胀死”和“憋死”两种危机与风险：在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旺盛时，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我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企业萎缩倒闭，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出了问题，1997年东南亚同样经济泡沫破灭，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

　　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这种选择并不错。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二者都不可取。

　　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

　　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记者：当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给今后埋下哪些隐患？

　　魏杰：投资包括民生投资，其投资主体是政府；
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
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公众。要注意民生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政绩工程”；
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
第三，在民生投资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
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保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也不会太多；
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

　　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

　　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

　　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开放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并没有富起来。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记者：未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应出台哪些深化改革举措？

　　魏杰：关键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同时，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而且，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

　　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记者：总结共和国60年民生建设得失，要提升13亿人的幸福指数，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软肋问题将来亟待解决呢？

　　魏杰：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并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产品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关注民生，虽然要对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满足个人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个人消费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消费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记者：是否可以说，人们在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免费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状况越好？

　　魏杰：是这样。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改善民生呼唤财政支出体制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那种以生产性经营投资为中心的生产性财政，转向以公共产品投资为重点的公共性财政。当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发展转型四：从资产泡沫化到去泡沫化

　　记者：资本化无疑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但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防范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是否与未来中国经济命运息息相关？

　　魏杰：这确实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进程，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将来要稳定这两大市场。

　　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服务而不是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为前提。你认为，资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严重下滑，拖累到与房地产相关的51个产业。在2007年年初，我们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现在看来，应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记者：将来如何在资本化进程中防范泡沫化冲击？

　　魏杰：必须依靠立规则、勤疏导和巧隔断三方组合联动。立规则，就是构建合理的资产价格估值体系；
勤疏导，就是推动灵活有序的流动性转移；
巧隔断，就是设计有效的外部冲击应对措施。

　　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别指出一条，应该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经济体制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明明股价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因为资本大鳄有贪婪的冲动，而且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无度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极易形成“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风逐流。

　　记者：很显然，须彻底实现信息公开化原则，才能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也理应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约贪婪，最关键之举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建立在应有责任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严厉制裁，乃至身败名裂。（记者 周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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