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读研究生前，曾看过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看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1978年到北京读研究生，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修习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代汉语。1984年起跟随任先生读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导下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整理敦煌遗书，作为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华大藏经》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领导下在北图善本部工作多年。几十年相随，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论语》中弟子论孔子，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对先生，我有同感。先生精通儒释道三教，曾对我说，尤其对道教有心得。我自愧愚钝，先生博大的学问，并没有完全学到。先生辞世，泰山其颓。悲痛之余，深为惭愧，先生交待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做完。但先生的教导，未敢或忘。

　　几十年相随，先生的存在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份。现在落笔，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这篇文章，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讲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三年硕士研究生，跟随黄心川先生学习印度佛教。毕业论文为《那先比丘经初探》。这篇论文，我写得很苦。一些核心观点，自己感觉触摸到了，却又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黄先生对这篇论文能否通过曾有点担心，一度让我避开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是，我已经钻到牛角尖里了，虽然力求按照黄先生的要求去修改，但三转两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我向任先生表达自己的苦恼，任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有了任先生的支持，黄先生也放心了。于是进行论文答辩。记得答辩委员主任是任继愈先生，委员是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因故没有参加）、黄心川先生、宫静先生、张保胜先生。答辩会上，任先生特意拿来庐山慧远的《三报论》、《明报应论》，让我讲解这两篇文章的含义。实际是从侧面支持我的观点。答辩会上，先生们对后辈爱护有加。特别是季先生，虽然我的观点与他不同，且在答辩会上与他当面争执起来，但依然宽容大度地对待我。最终全票通过答辩。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心里十分温暖，也深为老师们的风采折服。

　　1984年，在同学的鼓动下，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动机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但在中国，研究印度佛教的人太少了。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家，往往一进入印度佛教领域，就会说错话。所以，加强印度佛教的研究，非常必要。我自己学习、研究印度佛教已经6年，有些体会，有点想法。但能力实在有限，自觉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机会，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当时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有资格带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说：好，欢迎你报考。我提出两个希望：一、希望让我继续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语，只有日语马马虎虎还能凑合。因此，外语考试希望能让我考日语。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讲了如下一番话：

　　关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虑再三，今天找你谈谈。

　　你说希望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我觉得不合适。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语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这几门语言，你都不行。如果下决心把这几门语言学好，那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今年已经36岁，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真正搞通那些语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再说，培养一个中国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考虑，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有这个基础。如果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任先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说：你考虑以后，愿意改专业，告诉我；
不愿意改，也告诉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
开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许反复。然后给我讲了一段王阳明的故事：王艮去与王阳明辩论，辩输了，拜王阳明为师。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气，回过头来再辩，又输了，重新拜师。如此反复。王阳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王阳明说：这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很好。现在，在专业方向问题上，我也允许你反复。

　　回到北大，我反反复复地掂量，曾一度决定放弃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详细经过这里就不讲了。总之，任何东西，如不能正确对待，都会成为前进的包袱。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生涯，当时成为我一个放不下的包袱。但最终，还是按照任先生的指引，改攻佛教文献学。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深深感到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现在依然在印度佛教领域耕耘，语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关。我虽然学过梵文、藏文、英文，但都只浅涉一点皮毛。过不了语言关，的确充其量是一个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即使过了语言关，也可能干脆成为一个语言研究者。我体会，搞学术研究，与用兵一样，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之道，因势转化。虽然刚开始研究印度佛教是目标，学语言只是手段。但这几门语言本身都是博大精深的学问，值得搞一辈子。很可能学语言学出兴趣，成为一个放不下的包袱，从而将主要精力花在语言研究上。毕竟研究那几门语言，资料更多，更容易得到，比研究印度佛教更容易出成果。

　　而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佛教文献学是基础性学科。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巴利佛教研究、梵文佛教研究，都是先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中国佛教的文献，以历代大藏经为代表，固然汗牛充栋，但真正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过科学整理的却非常有限，还有大批资料散在大藏经之外，甚少有人关注。任先生后来经常表述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迟早会复兴，在文化复兴之前，必然有一个资料整理的阶段。资料整理，就是为文化复兴做准备。这种工作，很枯燥，但总得有人来做，而且要靠中国人自己做。任先生让我从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而敦煌学又是陈寅恪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其蓬勃生命力，指引我走上敦煌学、佛教文献学的治学之路，从而取得今天的成果。我深深感到先生是对我学术道路影响至深的少数几个人中最为重要的。

　　但这个问题仅从个人角度谈，未免太小。上面已经谈到，任先生认为，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提前整理资料。他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招收相关研究生。实际上，略微回顾一下任先生历年招收博士生的情况，就可以明白先生心中有一个宗教学建设的全局。1983年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原定计划2人，一个中国哲学，一个藏传佛教。后来因故收了李申（中国哲学）一人。1984年招收金正耀与我。金正耀是道教研究，侧重外丹。我是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文献学。同年赖永海从南大转来，也是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思想。1985年招收何光沪，宗教学原理。1986年招收宋立道，侧重南传佛教。从专业设置可以看出，先生培养学生，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布局的。显然是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挑选学生，加以培养，分兵把口，希望中国宗教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能均衡发展。这体现了先生作为中国宗教研究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先生给我的任务是建立中国的佛教文献学，这与当时佛教研究的现状有关，更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华藏》编纂有关。也就是说，先生培养学生，立足于学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有着长远的目标。

　　我认为，这体现了先生培养学生的第一个特点：立足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全局，穿透历史需求。

　　先生培养学生的第二个特点，选好对象后，既不拘一格，又严格要求。

　　不拘一格，讲两件事情。

　　一、入学考试。外语按照我的希望，考的是日语。专业课考卷是两道大题，第一道题为：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以下中国佛教已经衰落，你的观点如何？第二道题则是关于《那先比丘经》。这张专业课考卷，鲜明地反映了任先生的风格。第一道题，直入学术最前沿。第二道题，不拘一格收人才。

　　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史研究，宋以下至近现代以前，始终是最薄弱的领域。第一道题直指这一领域。如果说，20多年来，我在宋以下佛教领域有所思考，提出信仰性佛教、仪轨佛教等一些新的观点，最初就滥觞于这张考卷。至于第二道题，本来就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对此，我自然驾轻就熟。

　　二、博士课程。先生一向主张，研究生以自己学习、研究为主，不要上那么多课。上课只是启发思路而已。至于博士生，更应该通过实践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对我的博士阶段学习，先生指点了方向，交代了任务，规定我两周汇报一次，每次依据我的汇报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外，没有为我开设过一门课，也没有特地坐下来，专门为我讲过一堂什么课。要毕业了，从研究生院领来登记表，上面必须填写两门专业课的成绩。我既没有上课，也没有考试，哪来的成绩呢？任先生接过表，顺手给我填写了两个不高不低的分数。于是交给研究生院。

　　至于讲严格要求，那事例真是讲不完。我想讲如下几点体会：

　　一、提出目标，讲明要求

　　研究生考试结束，还没有正式发榜，先生便把我叫去。以往与先生也经常见面，先生从来非常客气、和蔼，但这次与不同以往，先生与我作了一次十分严肃的长谈，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先生指出：你没有上过大学，属于自学成才。自学成才有好处：肯吃苦，某些领域的知识比较丰富。但也有缺陷，知识结构不均衡。因此，要认识自己的缺陷，补上自己的缺陷。

　　先生又说：我讲过，我只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一流学者去努力。你以前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旁骛。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做出成绩。他举了一位挺有名的先生做例子，说：“以前，我不会在你面前讲这种批评他的话，今天我要讲一下。他这也搞，那也搞，几十年了，到底是搞什么的呢？你要接受教训。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要明确。”

　　先生说：你聪明，肯动脑筋，是好事。但有时不扎实。你要培养自己“沉潜笃实”的学风。学问要做扎实。一是一，二是二。你以前的硕士论文，为什么不能充分说服人？就是材料不足，根据不足。材料充足了，问题自然清楚了。

　　先生说：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你的任务是从敦煌遗书入手，把敦煌遗书中那些没有被历代大藏经收入的资料整理出来，准备将来收入《中华大藏经》。你要踏踏实实地从原始资料着手，对敦煌遗书一号一号地进行研究、整理。在这个过程中，认真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的特点。你的博士论文，可以以“敦煌佛教”为题目。

　　二、严格督促，决不放松

　　那次谈话时，先生规定我每两周到三里河寓所去一次，汇报两周的学习情况。

　　从1984年秋天正式跟从任先生学习佛教文献学，到1988年夏天论文答辩，整整四年。四年中，如无特殊情况，则风雨无阻，每两周与先生见一次面。起先是单独见面，没多久，先生让我参加《中华藏》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是每两周开一次会，以研究、解决《中华藏》编纂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于是，学习汇报与小组开会便结合在一起。一般是先开会，会后我单独留下，汇报两周的学习。每次汇报，必须有扎扎实实的内容。这两周，看了哪些书，研究了多少敦煌遗书，有什么收获、心得？有什么困难、问题。先生则对机予以指导。因为先生认真，我不能不认真。所以，每次基本上都能够带着问题去，带着收获回来。

　　三、不仅言传，而且身教

　　对我每次提出的问题，有些任先生当场给予解答。有些他让我请教其它先生。比如，他说周绍良先生在佛教文献方面很有造诣，便向周先生打了招呼，让我有事多向周先生请教。当时周先生在法源寺佛教图文馆上班，于是我经常往法源寺跑。周先生对我的教育、培养，也是我终生难忘。此外，任先生还曾介绍我登门请教张政烺先生、周一良先生等。

　　回想当年任先生说“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回想他让我就一些问题请教其它先生，深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折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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