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如果中国设立“诺贝尔文学奖”

　　一

　　“诺贝尔奖”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之结，尤其是它的文学奖，不管是赞成、欣赏还是鄙夷、反对，从各个层次的学者到一般民众都喜欢拿它说事。学者的见解容易见诸媒体，我不必重复；
前些年我所在县的一个业余作者就说他的小说能得诺贝尔奖，最近我所在县有网民质疑名作家：“你不弄个诺贝尔奖看看！”它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公共话题体现在，它不仅是临近诺奖评选时刻的热门话题，而且在平时也被反复谈论，当然是在中国的语境——坐拥中国的“空气水土”发议论。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大作《诺贝尔文学奖：一元化与多样性》就是一个新近的实例。

　　我是从天益网看了孔先生这篇大作的。到底是名校学者，孔先生洞若观火，看穿了诺奖的本质：冷战结束后，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大奖越来越淡化所谓“文学本身的价值”，倾向性明显地成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工具，被纳入了对东方国家“招降纳叛”的整体战略中……颁给西方“统一战线”内部的人。随着地域范围逐渐扩大，衡量标准更倾向于作品是否背叛本国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包括文学诺奖——世界文学，世界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如此贬斥了一番之后，孔先生用心良苦地发出感叹：西方不怕在一定范围内对自身进行批判（也就是多样性），有时候是相当深刻的批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文学界好好学习。

　　孔先生这种以先抑而后扬的手法，在我看来，说明他相当精明，深得中国红色政治的精髓和在中国如何体面地处世，以北大学者政治正确(指出西方不是多元化而是一元化，这样我们文化的一元化就站住了脚)的姿态，把对自身反思和批判定格于多样性即技巧性，一元几元属于“本质”和“原则”，而多样性是非原则的技巧一类问题了。与其说他向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献媚又献计，不如说这是他长期浸润于“冷战意识形态”，身上的“革命神经”特别发达的结果，不由自主地以成为自己思想和思维的“冷战意识形态”观察西方的一切。不过他的如此表白又显露了他的弱智。

　　孔先生的弱智体现在，一是无视诺奖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自进入现代以来，世界文学经由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其主流一直对准了人（生命、尊严和价值）与人的异化，进行了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和精神批判；
自诺奖设立到现在的一个世纪（包括后来设立的和平奖），说明这个跨国度的、又被各国接受的大奖在推动世界文明上已产生巨大作用，说明胸怀世界、富有人类精神的科学家诺贝尔——瑞典这样一个欧洲小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这都是以这个奖的公开公正及视野开阔——为各国民众所接受为检验的。就说诺贝尔文学奖，它成了世界文学的一杆标尺，一个每年一度的世界文学的节日，不管它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世界级的顶尖作家，但它所评选的作家及其作品，印证了人的自由、人性的张扬、人类的尊严和力量——自进入现代以来人类文明获得空前的发展，以及在此之下人性和人的异化的可能，揭示后者仍是人类良知力量的展现。诺奖的宗旨是公开的。任何一个大国或小国，不管它在东方、西方还是在东西方之间，都以获诺奖为荣。不管承认与否，诺奖文学就代表了世界主流文学。我们也注意到对它的种种非议（包括孔先生的洞见），但没有看到瑞典（至少它的评奖专门委员会）对非议还之以“这是国外一小撮反瑞典势力的恶毒诽谤”（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媒体肯定会大登特登）。孔先生对此是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的。

　　二是长期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冷战思维中浸润成大学教授的孔先生，以在国内文学只是一个工具（定位）的认知，也自以为是地把诺奖及其运作看作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工具，被纳入了对东方国家‘招降纳叛’的整体战略中”。也就是说，他把国内的文学运作、用行政手段对待文学的思维和思想活学活用地用在诺奖的政治定性中。这不过是过去阶级斗争——假想敌（别人不可靠，别人是异类，别人是要吃掉我们的敌人）思维的坚持和延伸。难道区区小国瑞典中的诺奖评委会就不惜背叛诺贝尔设奖初衷，耗费瑞典纳税人的钱，承担起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战略”大任？西方人有反思的传统或美德；
就像美国人反思伊拉克战争一样，不称霸的瑞典人就不会反思诺奖应该代表西方承担政治战略任务？同样，被西方（比如美国）“水土空气”浸润的中国留学博士回到中国做高级幕僚，也只是知道一般性的诸如幅员广、人口多、底子薄、素质差的中国特点，而不知道恶性滑行的干部群众相互蒙骗、做戏，为小部门小集团或一己利益抛弃诚信廉耻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所以他们出的为国为民的种种高招要不行不通，要不愈到基层愈变味。总而言之情形相当复杂，差异性无所不在。

　　如果没有“北大”这块蔡元培等中国第一波现代潮产生的民族精英所铸造的金字招牌做背景，没有蔡元培事业后继者的卓绝努力使得北大继续葆有厚誉，孔先生的许多文章和高论极为一般，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至多能得到权力意识形态的青睐罢了。但他粘上了学院背景，于是他的言论更有学术意味即超脱性，也就更有覆盖性。这使我想起身边碰到过的两个人（两件事），一个是文革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家乡任教，到头来什么课都上不了，只有去敲上课下课铃；
一个文革中某大学历史系毕业，常现矜持状，在人们的印象中极有历史知识，凡牵涉历史的，就想听听他的意见，结果他讲的也是社会流行的一套，并没有展示他的真知灼见（稍稍中立的见解），原因很简单，社会语境和精神资源（包括当时的大学教材）铸造了他也局限了他，是教授不等于具备真正的才智。对于孔先生，这种局限恰恰体现在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揣摩和迎合，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脸孔评判当今世界复杂的文化现象。

　　在数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挂帅的中国语境中，不少人甚至当今年轻人看来，孔先生实在是能够击中西方“穴位”的精英，他这样一分析，何止诺奖，还可加上经济，整个世界多么简单，都是敌我斗争，都在操作“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都在应用权术权谋，以便“通吃”（简直是《三国演义》的现代版）。孔先生深谙意识形态即自成体系的政治化操作可见一斑。

　　这里我没有跟孔先生开展论辩的意愿；
避免罗嗦，我借阿伦特的几句话来证明孔先生这样的人思想逻辑的封闭性和自明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三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说：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的内在逻辑。各种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P584—585）

　　孔先生对诺奖——世界现代文化文明发展“存在的奇迹”同样也是不感兴趣的。

　　二

　　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设立诺贝尔文学奖……。

　　乍看这样的命题是说不通的。中国向来重民族感情，怎能用外国人名字命名一个大奖项呢？我做如此通俗的套用，是取其“资深、有国际影响、大牌”之义也。说确切一些就是，如果中国设立具有“资深、有国际影响、大牌”的孔子奖或茅盾奖，又当如何？

　　现在孔子的名气在世界上日隆，设立孔子奖正当其时。化学家诺贝尔生前就定下了设奖初衷，百多年还是这样的初衷（或者说沿着这样的初衷视野放大），他的初衷是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绝对没有搞统一战线全球称雄的战略构想，如果有也是瑞典这个国家的事，从瑞典的国家姿态、国民素质及生活追求，这是个“福利”国家，也没有成为西方中心——世界中心的宏伟抱负，怎会承担起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呢？怎会对东方国家招降纳叛呢？须知，当年诺贝尔的钱（包括丰厚的利息）就是瑞典的钱，按中国人的平均观念，“肥水不流外人田”观念，留在国内多好，每个国人每年可分一杯羹啊，怎能每年大把大把地把钱奖给外国人，奖给某个国家的异端分子，不会得罪这个国家么？按照中国人精通的关系学，要奖也要多奖给中国人，或对中国友好的人。这是国人最一般的充满功利算计的想法，也就是说中国人有搞统一战线（分派别，派中有派，有程度不等的核心圈）的天赋。而孔子压根儿没想到会以他的名义设一个世界奖，除了一部《论语》（也是他的弟子帮助整理的），他可没让他的学说覆盖全球的初衷，所以，只有设此奖的国家能够拟定“大奖宗旨”。毫无疑义，“孔子奖”是国家来操作的。所以，“孔子奖”要体现或成为“文化战略”。

　　这就需要一个国家领导下的评奖委员会，如果是当代，孔先生最适合的、而且能成为核心的最佳人选之一。他是孔子后裔，又是北大的名教授，而且他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体现国家意志，实施文化战略，用评奖的方式大搞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从文化角度就是孤立和打击与共和国作对的人和国家。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家面貌”又是因其领导人的“面貌”不同而不同的，所以“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对象也时时变化。历史的经验是，以现代中国而言，民族资本家、富农、中农和知识分子都一度是统一战线的对象，也一度是必须打倒的敌人；
以国与国的关系而言，中国跟周边国家都好过，也几乎开过战，可见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会改变，也就是孔子奖的核心内容会改变，外国作家怎会知道呢？知道了又怎能在极快的时间内化为笔下的艺术形象和形式内容呢？但中国人精明，早就能领会上面意图写作，知道什么叫“一元”，也就可以肯定，获孔子奖的大多数是中国作家。

　　接着需要一个简单扼要的核心价值用语。

　　从孔子奖的思想核心及其显现来说也必定是时时变的。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就说儒家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吃人”，中国人吃人也在被吃。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悉数摧毁，孔子成了孔老二成了过街老鼠。转眼间孔子又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而且“和谐”成了中国文化——孔子的精髓。这种不是根据信仰而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来确定“基本宗旨”也有它一定的道理（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合理又转向了不合理，所以存在又是可以被推翻的），国人深谙其“辩证法”。一个常常让外国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现象是，他们讲民主、自由、人权是公开的，作为信仰作为国家意图也是公开的，也可容纳反对意见（反思）的，而我们中国常常讲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这显然是以真实、真诚和良知的文学创作相悖。因是“文化战略”，也顾不了这文学的这么多，继续宣传孔子的“大同”与“和谐”，最大程度实现“国家意图”就是了。看起来“大同”与“和谐”跟西方的民主与人权并不相悖。西方有一套制度保证民主与人权的实施，当然包括对此制度的反思制度，而我们呢，坦率地说，实际操作的恰恰与“大同”与“和谐”背道而驰，因为最基本层面的人和人心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劣币淘汰良币），所以，核心价值用语好提炼，但要在国人心中对此身心如一地趋同，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无论如何孔子奖具有全球影响，所以获此奖的中国作家也就是全球的桂冠作家了。至此，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还承担了文化战略的重大使命。只要能体现“一元”（意识形态所钦定的“主旋律”），只要操作巧妙（不妨隔靴抓痒地表现一下“反思”），更不妨用先锋派常用的语言、形式、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技巧——这些在孔先生看来属于“多样性”问题(张艺谋的《英雄》、“黄金甲”就是样板)。于是文学运动真的就朝着孔先生思想的逻辑展开了，前景多么美好而诱人。

　　其实中国早就在做文学大奖的事了，比如茅盾文学奖，能不能把它看作是孔子奖的准备或预演呢？应该说是可以的，世界有个诺贝尔奖，中国有个茅盾文学奖，都资深而大牌。讲茅奖会更贴切一些。不过，它给予我们的是经验还是教训？

　　三

　　照孔先生的话，茅奖的操作非常巧妙——中国特色的巧妙（但不是中国文学统一战线的实施）。

　　应该说在设立茅奖并开始评奖时，尽管入选作品有凭政治权力硬塞进来的粗劣之作，也有按孔先生意思的“反思”之作，如《芙蓉镇》。全国上下对茅奖寄予很高的期望，其实是藉茅奖爆发文学大国经济大国现代大国全球大国的强国梦。这是由梦想转为现实和第一步。所以连续七届下来，纵然“业已持续三十年历史之久的茅盾文学奖，正在日益丧失其本来应该拥有的公信力”（王春林《依然如此的茅盾文学奖》，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一期），但全国各个阶层仍对它持以热情的顾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赞成王春林先生的如上观点，不认为得了茅奖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尖之作，但也不禁对它的每届评选投以关注。我也知道在过去的评选中，有的没有入围的作品在最后的投票时突然出现在评委面前，就是说充满暗箱操作，既是文学的利益分配，更是政治运作——政治利益的分配。对此知识界学术界早就有看法（我不知道孔先生有没有发表相关的看法），后来的评选也有一些技术性（比如评委的挑选、评委的构成，各种题材的搭配等）的改变，但基本运作（政治权力始终介入）没变。可以说，茅奖是按孔先生分析“诺贝尔奖”的思路来运作的，只不过排斥了孔先生所谓“反思”层面上的“多样性”。

　　拿刚刚完成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来说，王春林《依然如此的茅盾文学奖》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除贾平凹的《秦腔》当之无愧，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基本够格，其它如麦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都算不上全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麦家和周大新都不是全国一流的作家。他进一步分析说，“之所以会导致这样一种不合理评奖结果的出现，问题恐怕就出在评委们的真诚度不够上。”我以为说到了要害！

　　所谓“真诚度降低”，就是投票的关键时刻，外在的指令（权力及利益的诱使和压力）对大多数评委的内心产生了作用，于是投下违心的一票。就像中国的足球在国内许多赛事，评委和运动员合谋，表现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打好球并评判好的内心意愿。

　　国家有这种权力和资格要显示意识形态的要求。入围的20部长篇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政治权力的某种宽容度（或者说注意到了评奖的策略），这就给评委的主动精神以一定的选择空间。照理说，评委们都是有文学眼光、有实力的资深评论家，为什么到投票的关键时刻不能坚持向来坚持的真诚呢？这就是中国式评奖（赛事）的奥秘所在，也是热闹的中国常常给人一头雾水的奥秘所在。有响亮的评奖宗旨和条件，也有信誉不错的评委，更有为数不少的可供挑选的作品（就是说不少作家心目中都有好作品的标准而且为此努力），真是举全国文学之力啊，到头来还是出现这样令人沮丧的结果！评委们都是国家知识精英啊，专家啊，怎么也像干部和民众演戏做戏说假话呢？这又是我前面说的，最基本层面的人和人心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劣币淘汰良币）的一个印证啊。于是，实际操作败坏甚至摧毁了华丽的、富有感召力的评奖宗旨（所谓上面政策一到下面就走样），搞全球性的孔子奖，恐怕也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这是中国事情的不同于孔先生文化战略思维逻辑的另一种逻辑，可以称之一为耗散即熵的逻辑。

　　再说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不是别国别人打败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所谓“文化战略”的实施必定成黄粱一梦，当然有价值的“多样性”也无从谈起。我这样说也许过于危言耸听，说低调一些，如此操作孔子奖或别的国际大奖什么的，很快会声誉失尽，有辱于古人孔子的。

　　有人会反驳说，每届茅盾文学奖不是有不少媒体为之叫好么？如是评孔子奖，国际上也肯定有人喝采。就是说“反响热烈呀”！说到公信力也不是难事，花钱请吃请酒送红包，找人在国内外主流媒体上发出声音，这正是“巨大反响”啊。且不说国内主要媒体是单向度的，它担负着体现国家政治的喉舌功能，就说国际影响，我们可以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地请人在各主要媒体上发表赞美我们的公允之论呀，再由国内主流媒体转载这些“积极反响”，这个奖项不就立起来了？重复下去，这个大奖也就“资深”了。如果演戏唱戏式的巧妙能成就以人为本的人类文明大业，可以建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用丰厚的奖金进行学者和媒体攻关，向我们学习权术和谋略，使诺贝尔——瑞典文化更加家喻户晓。

　　由此我想到，就是设立了孔子奖，评委当然是中国的大家，甚至有国际影响的大家，还是不能保证评选出真正的好作品，因为评委的人格出了问题，对文学文化的真诚度出了问题，对外考虑的是“统一战线”，对内考虑是“主旋律”，一言以蔽之就是处理“各种层次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评奖还有公信可言么？如此评委更是难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项背。

　　说到这一步，我顿时想起一个跟诺奖、茅奖——评奖无关的问题，我们的许多事情（包括理想）的宗旨和想法都是好的，让人拍手称快，可是一路实施下来，其结果却与宗旨和想法背道而驰，就是说，我们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恰恰无法抵达这样的目的，人心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现在到了值得我们好好深思的时候了。

　　200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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