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清末出现两种革新力量，即革命党与立宪派。二者“皆以救国为目标”，但手段与方法不同，前者主张革命，后者力求改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派处于对立冲突局面。革命党以孙文为领袖，重要人物包括黄兴、宋教仁、汪兆铭、胡汉民等。他们认为清廷为异族所建，应先予推翻，惟其如此，才能“建立民族国家，再从事民权和民生主义的建设”；
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不论是戊戌变法时期，还是以后立宪运动风潮，他们都鼓吹“立宪法，开国会，也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应当说，清末的革命党与立宪派，同为推动历史的两大改革力量，只是后来革命党大获成功，民国建立后，立宪派的历史作用被隐而不彰。

　　1906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宣布筹备立宪，两年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
在这之前，孙文等人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力陈“平治六策”，提出建立议院、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建议，这本是朝宪政的方向而去，却遭致拒绝，因而走向激进的革命之道；
康有为等人虽主张保皇，又明言实行虚君制，即“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更有“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三权鼎立之目标。若从这一点看，“清末两个革新力量，既然都明确主张民主宪政，据此可作一推论：它们任何一方成功，中国都应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清帝退位前，康、梁二人一直想假清廷之力来实现宪政，梁启超甚至提出“开明专制”的想法。在孙文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人名为保皇以求“革新”，实为“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并公开指责康、梁等人为“汉奸”。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人在日本创建“政闻社”，并在沪上刊行《政论》月刊，推行立宪运动。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遭革命党人轰场，章太炎曾记述其事，“阳历7月17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革命党人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启超说国会院议等等，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斥之曰：‘马屁！马屁！’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后来的历史学者认为：这一幕全武行的上演，表明革命党人的情急之状。“因为立宪运动足以麻痹国人的革命思想。而立宪一旦成功，革命即有被历史埋藏的危险”。

　　从1907年到1911年，这四年中，立宪党人所发起的立宪运动，可谓有声有色。四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对民主思想的启发和传播，实有重大贡献”。《政闻社宣言书》揭橥四大政纲，第一条就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政闻社反对同盟会革命主张，其要害在于“革命决不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语)。1908年1月，政闻社主要骨干张君劢、徐佛苏等人陆续返国活动，并将其总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分往各省组织请愿。尽管清廷借口政闻社中有“悖逆要犯”，将其封禁，但各地请愿并未因此停止，立宪运动所激起的民众力量，以及对清王朝的绝望，实际上是给后来的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兴中会1905年改组为同盟会，其政治诉求即孙文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多次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均未获成功。同盟会罗列清廷三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以“假立宪”欺骗中国人。孙文等人的革命目标，虽不乏反帝因素，但“反满”才是革命的主要诉求，因为只有“反满”，“较其他任何口号更能将革命阵营中不同意见的人结合在一起”。

　　革命党驳斥保皇立宪之说，并不排除“是革命党人争取政治新势力的一种途径”。只是从各国宪政历史看，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并未同时立宪，“中间经过1876年的民权运动，到1882年的明治天皇才宣布立宪，又隔了7年之后到1889年才颁布宪法，前后经过21年”。立宪派要角之一张謇曾对“立宪宜渐进不宜急进”有过一段自己的看法，“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
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在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言多，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香港学者严静文认为：这种一尺一寸，一点一滴，不求急功而又坚韧不舍的态度，实为创建民主宪政的秘诀。

　　后来学者总结立宪运动的“贡献”，主要在于推动民间的觉醒，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尤其资政院、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对于伸张民权、约束地方督抚的权力，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利用报纸和杂志作为宣传，不管是批评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抑或号召群众参与政治事务，都可说是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由于“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放，深藏于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潮，将清廷推翻”(张朋园语)。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内阁名单中，九位部长之中立宪派占有六席，革命党只占有三席。及至袁世凯称帝，“立宪派乃知耻发奋，首先攘臂而起，护国讨袁”。一般认为创造中华民国的是革命党，恢复中华民国的则是立宪派，其中的反复与曲折，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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