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野草改变中国：《野草：现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

　　美国记者伊安·约翰森(Ian Johnson)于1984年来到中国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大学毕业后又去台湾专学汉语。从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是美国《巴尔底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时报》驻中国的记者。他自己说他在中国住了整整十年。2001年，他连续报道山东潍坊一个普通妇女陈子秀因信教被打致死的事件，因此获得当年美国新闻普利策奖。让世界了解中国民间宗教对中国的政治意义，约翰森的贡献非同小可。美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FLG，可以说是约翰森的长篇连续报道制造的深远影响。他对中国宗教状态的视角塑造了西方老百姓理解中国的眼光。

　　他的书《野草：现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出版于2004年。我早就听说过这本书。记得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推荐这本书。我却一直拖到这个假期才看。书拿起来，我就看下去了。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读起来像小说，却比一般的小说好读。这不是那种泛泛介绍中国的书。这是一本试图走进中国的土地，走进中国灵魂的书。一本试图反映中国的变化，从中国的“脊梁”写起的书。多年前鲁迅曾经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看完这本书，我想起的是鲁迅的这句话。这句话是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制度是北京的考试题之一，那道题要求我们解释谁是中国的脊梁。我从此不能忘记谁是中国的脊梁。

　　这本书讲了三个故事：陕西农民律师马文林因为替农民告状反对地方政府乱收费结果反被判刑五年的故事；
北京城内拆迁，清华大学毕业生方可帮助北京居民状告强迫拆迁的故事；
陈子秀的故事。三个故事从三个角度看90年代的中国：偏僻的陕西农民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权益――农村的故事；
北京城内居民日益觉醒的权利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新意识――城市故事；
陈子秀的抗争信仰自由的故事――精神故事。农村，城市和精神追求，作者要告诉世界的是草根老百姓正在创造中国的未来，正在改变中国。用这本书自己的话说：

　　“我们常常期待历史是由我们这样的人创造的：大学老师借用胆大的思想家而思考改变；
记者们寻找勇敢的作家；
政治家们急于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见面。这样的人，除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外，全都存在于今日的中国。但是推动中国改变的主要来自那些我们很少听说过的人：小城镇决定起诉政府的律师；
尊重被迫搬迁的人的权利的建筑师；
目的是揭露警察残酷暴力的普通妇女。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家庭或村镇的狭小的利益，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所有这些人，成功与否，都播下了改变中国的种子，帮助酝酿一个漫长的革命。虽然在中国我会见过很多有意思的人，勇敢而往前看的人，这本书只写了三个了不起的人，这三个人代表了晃动这片土地的颤栗。当目前的政府在一些方面做出民主的改变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的人的努力。每一个人，不管是否自觉，都在推动这个国家的顽固的政治走向改变：村庄的、城市的、灵魂的哭喊。”

　　这样的斗争故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许司空见惯的。生活在中国，每天都要有一种斗争精神，要做成每一件事都是一种斗争。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正是每天的为自己的权利或为帮助别人的权利的斗争推动着中国的改变。马文林为普通的没有人替他们说话的农民斗争；
方可为保护北京的古老建筑斗争；
陈子秀为自己的信仰斗争，即使这个信仰在我看来不值得一信，但是这种为个人权利、为他人权益跟一个一直绝对控制我们的政府的斗争，推动中国的进步。虽然这三个故事的结局都不 美好：马文林被关进监狱五年，北京居民的呼吁失败，陈子秀被打死了，但是，马文林和要求马文林替他们说话的农民在这个事件中觉醒了，方可，写作了《当代北京旧城更新 : 调查·研究·探索》 （2000）一书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筑师来到美国留学，他对中国的建筑的未来的作用我们还会再看到，陈子秀的家属到今天还在继续为自己的母亲伸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的性格。野草改变中国。

　　北京城内的大面积拆迁是我心头的一个伤痕。出国前，我住在北京西单路口的白庙胡同11号，一个三层套院的四合院里。白庙是什么庙，我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庙宇我不知道。这本书说，这个在 1949年前还有一千多个庙宇的城市如今只剩22个庙宇，城墙不复存在，上百个湖泊全部干涸，“与欧洲的城市不一样，欧洲的街道，两侧是树木，通向广场，北京的胡同两侧是墙――大多数中国的传统房屋被墙环绕着，墙内种着树，树高大而伸展到胡同里，遮盖胡同，这使整个北京从空中看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园。”书这样描写北京：“直到五十年代，北京还是一个建筑的奇迹，一个几乎完美地保存的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大都市。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城镇，但是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城市；
是一个62.5平方公里的包括湖泊、公园、宫殿、庙宇的大城市。四周环绕着古的时候最伟大的城墙。整个城市是古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城市象征着已经存在了两千五百年的中国的政治、宗教理想。”

　　分析原因，作者认为，“当1911年帝国制度垮台的时候，北京慢慢地开始没落。三十年之内，北京经历了一个军阀，一个总统，一个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令人惊奇的是，即使这样，北京还是原封未动。但是，北京不能抵抗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作贱：自恨自卑，缺乏信心，弥漫全中国”（101）。“在一百左右，从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在外国的进攻之下。西方国家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输入，强迫中国接受很多羞辱的不平等的条约，割让殖民地，给外国人治外法权。逐渐改革的努力被外国强权打掉了，外国继续瓜分中国，直到日本1937年侵略中国到了极限。如哭喊中常发生的那样，渐进主义被激进主义代替。信心危机横扫中国，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国家传统文化还有任何价值留存。四年的内战之后，共产党人在1949年掌握了权力，提倡几乎彻底与过去决裂”（104）。这个与传统决裂的决定应用于城市计划，老北京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铲平了，被推翻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公园之一就被与传统决裂的思想毁掉了。

　　伊安·约翰森的书从很多角度值得我们再思。

　　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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