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前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 月，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有57个。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分几个阶段对二者关系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建党之初。

　　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之产生，同俄国人有关。甚至，还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机构是俄共西伯利亚远东书记处，作为这个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曾经率领过一个俄共小组前来中国，到处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在同中国的，并且通过中国上海与朝鲜、日本等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固定联系之后，俄共正式决定将其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局远东书记处改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共产党活动，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发布有关的指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 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 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

　　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马林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会的最后一天他没参加)。

在此前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两个重要的会议，即1920年7、8月份的二大和1922年1 月 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前者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后者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理论。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能够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条件。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的哺育，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共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自一九二一年7月中共建立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绝大部分为共产国际在输血。

　　国共合作及分裂时期

　　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失败以后 ，中共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地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大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而1924年1月须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上，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右派作了重大让步，“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
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在对中山舰问题的处理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在处理整理党务案时，“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于1927年4、5月份召开了五大，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报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对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仍缺乏深刻的认识。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要求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
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
动员二万党员、五万工农，编成新军队；
惩办反动军官。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陈独秀不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甚至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使汪加快了分共步伐，导致国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此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暴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帮助。主要有

　　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
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帐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队部队是特别需要的。

　　192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中共经常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

　　可见，在国民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担负着指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直接左右了中国政局，也导致了中国的内乱。

　　土地革命时期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之后建立了一个“中共基金”。

　　直接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来领导指导中国中共。最先派来中国的军事代表是盖利斯，这是一名一只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后来到中国担任军事代表职务的是弗雷德。这位来自德国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来较格里斯要更明显。众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苏区，并成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到1935年春，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红军和中共中央也撤离江西，双方联络完全中断，作为军事专家的弗雷德变得毫无用处，只能奉调回国了。事实上，随着上海等地的中共组织接连遭到重大破获，仅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不过一年时间，中共被捕者就达到4505人，并且有4213人，包括大批领导人自首投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几乎失去了继续活动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局的存在也渐渐失去其意义了。1935年夏，共产国际下令收缩上海的一切工作，并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后一点力量移至天津保存下来。随后，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驻代表的历史很快亦告结束。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建立了起了一台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在给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第一封电报当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后者说明了自己的财政经济情况。电报称：红军已经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6年8月下旬，由于共产国际否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把统战的重心转向南京政府。

　　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1.5万 -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

　　《季米特洛夫日记》9月11日决定向中国中共提供1.5－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为此，同意中国中共发动宁夏战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区接运这批军事物资。12月2日，收到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同意向中共提供1166吨军事物资，200.5万卢布和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派遣484名军事技术人员，包括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进入新疆，一面帮助盛世才，一面准备帮助训练进入新疆的中共西路军人员。

　　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规模。据季米特洛夫日记，他在12月2日曾再度致电苏联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另5000卢布给中共。在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复交涉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颇为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为你们拨款80余万美元，这笔钱将送交给你们。另外，你们还能够指望收到相同数目的另外一笔援助。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在200万美元以上，它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无疑有重要的帮助。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任弼时和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中国元，合美元约16万。对此，季米特洛夫给予了高度重视，紧急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他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谈话后的结果：“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据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电告毛泽东称：“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日军对十几万国军固守的中条山根据地所发动的进攻。日军进攻伊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在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对敌后日军采取牵制作战。身负中条山作战指挥之责的卫立煌，也亲自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毛泽东的指示是：“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对此，苏联军事顾问显然十分不满，专门找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批评。毛则不为所动，他一面将周恩来的电报转给彭德怀，一面强调指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共产国际批评说：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毛泽东坚持目前不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是1940年底84发动的百团大战，不仅损失很大，伤了元气，而且引起日本军队的疯狂报复，使八路军自顾不暇，暂时无力再度集结大部队作战了。

　　毛泽东再度重申了八路军财政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为此，季米特洛夫于7月2日向莫洛托夫等送交了要求向中国党提供200万美元援款的建议书。联共（布）中央讨论后，次日即批准马上援助中国同志100万美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它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是越来越小，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总之，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这一问题上，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它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纵观中共与共产国际这段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的问题只能中国人自己解决，任何外国组织——不管它名号多么响亮——都只会拉大旗作虎皮，谋求自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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