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陶菊隐写的历史可信吗?

　　陶菊隐的《武夫当国》的确是一本惹眼的书，雷颐说陶“担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的称号”，张鸣说此书“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李亚平说“想要了解现实从何而来，而又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读这本书”，吴思则直接把此书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进行类比，认为陶菊隐使用的是“活的史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情况下，学者们读书，怀疑居多，对于这本《武夫当国》，学者们却一致放下了怀疑的姿态，这在眼下的学界实不多见。

　　记者写历史可信吗？

　　陶先生是一名记者，《武夫当国》所涉及到的所有材料均来自一名记者的发现，外加日后的资料考证。一般而论，对记者的工作，我们是有必要保持警惕的，至少某些环境下，必须如此。但对陶先生似乎要另当别论。雷颐说，“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材料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
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雷颐所说的材料皆有所本，这里的本，应该是指陶先生当年凭借记者身份掌握的材料，这说明学者们完全信任了作为一名记者的陶菊隐的所有工作。

　　说实话，我也基本相信陶先生所引史料已经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真实，理由是陶先生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里尽到了一名记者的本份，说了真话，客观的纪录了历史。从新闻史的角度看，陶先生肯定是个经典案例。有人评价，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的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政客之间，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新闻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了报道。

　　熟悉20世纪中国新闻发展历程的人必然要问：为什么陶菊隐先生能尽到一名记者的本份，能真实地记录历史？有一种观点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北洋军阀时代众多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不经意之间制造了某种制衡，他们忙于抢夺地盘，这使得新闻、教育、学术等等非物质体系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就有类似的分析，他认为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就得益于北洋军阀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管制，而西南联大更是在纷乱的抗日战争年代偶然得之的学术土壤。前几日读孟加拉的尤努斯著作《穷人的银行家》，谈及经济极度贫困、封闭的孟加拉竟然由政府批准成立了私人企业性质的格莱珉银行，尤努斯就认为是更替过于频繁的军人政府的一次偶然行为，军人政府刚刚上台，头绪繁多，他们似乎期望通过格莱珉这样的私人银行来安抚穷人，并进而使得政权稳定。

　　从陶菊隐先生，到何兆武的大学教育，再到孟加拉的尤努斯的穷人银行，都在显明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道理，当政府的权力达到干预一切的时候，其社会发展必然是病态的，落后的，甚至是倒退的。陶先生的记者生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常识。北洋军阀时代，先生是一流的新闻人，到国民党时代，政府力量强大起来，新闻管制日紧，先生只好从新闻转到写旧闻了。从1941年开始，陶菊隐先生淡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的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一代卓越的新闻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

　　这么看起来，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的陶菊隐，是一个偶然，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均没有产生陶菊隐的纪录。所以，他的记者材料便弥足珍贵，他写的历史便值得人们相信。

　　值得怀疑的全景式写法

　　关于《武夫当国》的写法，也是需要存疑的问题。读《武夫当国》，常常被场面和故事吸引，140万字的著作，读来完全感觉不到枯燥。这是典型的全景式叙述，我们能看到军队之间的格杀场面，也能看到军阀们在密室里的阴谋，象一部豪迈的散文，纵横捭阖，但主题鲜明，又象一部情节诡异的小说，人物逼真到你悚然惊奇。

　　关于全景式叙述，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写作方法。对于历史的叙述人而言，全景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个人的想象。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由来已久的叙述技巧事实上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手段，其不足之处是必须预设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后现代的叙述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术的引进。不过，在历史领域，叙述技巧的发展似乎与文学相反。司马迁的《史记》就具有全景式写法的诸多特征，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心理，司马迁均无所不写，而索引一派的出现，应该是意识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后，才把功夫放在考据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们看来，司马迁才代表了历史写法的圭臬。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可见顾炎武对司马迁的全景式写法的推崇。全景式历史生动有趣，而索引性历史则忠实于所见史料，不能出现丝毫臆想，因此，索引派历史必然干瘪，缺少情绪，缺少文采。白寿彝先生有感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史学界应该向司马迁学习，要改变我们的文风”等观点。

　　究竟怎样理解历史写法上的差异，显然见仁见智。具体到《武夫当国》这本书，当记者笔法和全景式叙述同时出现在陶先生身上，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裹夹在书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视的是人民群众的进步力量，所喜悦的是守旧官僚的腐朽势力，段先后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动派和安福卖国集团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泄性的观点，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讨论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风范。陶菊隐先生似乎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对此有所交待，“此书是史话，不是史论”，“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先生还强调“内容尽可能多提供材料，少发议论，不多引经典著作，力求做到从事物的现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质”，现在看来，陶先生不多引经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发议论似乎做得不够。所以，有历史学者私下言明：“读《武夫当国》，只读史料，不读观点”。

　　醒目的红补丁

　　《武夫当国》从1957年开始出版，到1959年全部出版完毕，这个饥饿的时代里能出版如此厚重的历史著作，实在是个意外。正是如此，那个荒诞的年代里的一些思维方式也理所当然的走进了陶先生的书中。

　　这个时候，陶先生的人生历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怎么写旧闻？陶先生的儿子陶端对此有所说明：陶先生解放后的写作难上加难。“难就难在毕竟是在解放后，再要象在过去那样以天马行空的风格写书，已不合时宜。于是父亲一边勤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力图以新的观点重新诠释这段他熟悉的历史，一边将它固有的过去自由散漫的文笔加以自我约束收敛”。

　　儿子对父亲的分析是否合理，我们不得而知。到了1959年后期，全书尚未出完，出版社却打算停止出版。“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向主席汇报自己写这段历史的初衷是想以历史为鉴，告诉读者，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国家”。

　　这封信可以看成陶菊隐先生在书中加入很多红色补丁的基本来由。比如，在写1924年12月七国公使照会临时政府既成条约之事，陶先生便加进一段话：“这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形势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
在写广东革命军东征，滇、桂军阀不堪一击时，陶先生如此议论：“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高级军官生活腐化，军队纪律废弛，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出来无比巨大的威力”。在写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陶先生如此分析：“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员，主张对蒋的叛变阴谋加以反击，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强调团结，反对斗争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力量，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即使从党史的角度看，上述论述也违背了历史事实。当然，我们理解陶菊隐先生的难处。时代过于荒诞，先生却想为历史做点事情，因此必要的妥协在所难免。这么看起来，《武夫当国》似乎衍生出更多的价值：其一当然是北洋军阀史话价值，其二则是陶先生的个人史价值，最后则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现象的价值。

　　这么多价值摆在一起，我们哪有不感谢陶先生的道理？

　　（陶菊隐：《武夫当国》，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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