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涛：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改革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或多或少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唯有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大成功必定有大智慧。回顾和总结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道路和基本经验，我认为这个大智慧可概括为“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性组合的改革之道。

　　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是中国所有事业的刚性原则，也是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

　　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社会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不同声音，把它看作某种“紧箍咒”。笔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刚性原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是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决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搞“诸侯经济”；
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以便对国民的团结奋斗起到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智慧和经验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极端内容是不相容的，因为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的极端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一党政治和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弱政府、弱权威时代，必定是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时代；
而国家统一、强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必定是强政府、强权威时代。

　　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主要表现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方面。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
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国改革开放就是采取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改革。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地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
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双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千百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还表现在灵活的“妥协”。妥协是指在冲突各方互相理性让步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维和”局面，使改革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进行。改革中的矛盾和冲突包括思想和政治理念、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等方面，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利益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妥协主要是利益各方的相互让步。没有这种“妥协”，就会因为对抗和争斗使改革难以进行，发展必然落空。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利益冲突各方在妥协中磨合着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改革开放的“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是中国历史实践形成和积累起来的重要智慧，这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刚性”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身，也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比如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方面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也是刚中有柔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刚性，但我们从来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入宪”的刚性目标。但改革过程中怎么改，都在不断探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致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柔性。我们所有的改革开放的决策、政策，都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和某些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0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改革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地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随其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中国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把“诺贝尔和平奖杯”捧热，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联解体的历史罪人。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能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智慧，归根到底为一条，那就是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国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也就是认认真真地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老老实实地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务不仅远没有完成，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人们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还正在探索着怎样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攻坚，还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性地发挥大智慧，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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