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间谍案”：网络谣言引发的现实“震荡”

　　作为国人所熟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习惯了围绕他的观点和言论所形成的聚焦。因此，当听到自己“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的谣言时，他觉得“莫名其妙”，选择了不理会。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事情并未如此消停，这起发端于境外媒体报道的间谍案，在网上形成蔓延之势，愈演愈烈。

　　8月28日，美国博讯网发布了一篇未有任何作者署名的消息，文中引述“未署名的内地知情人士”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国安部门调查。消息在网上甫一传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香港媒体纷纷转载。

　　8月29日中午，美国另一家华文媒体多维网紧随其后，在声称“独家”的报道中指出，吴敬琏暂时未被捕，只是当局对其活动及言论加以限制，相关问题仍在调查中。该报道更绘声绘色地指出，今年78岁的吴敬琏身中“美人计”，曾向一名美籍华裔女性泄露某些机密。

　　约两个小时后，台湾“中央社”引述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称有关吴敬琏被调查的传闻与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有关。报道称，吴敬琏将中央救股市的消息透露给龚方雄。20日，上海及深圳股市纷纷飙升逾7%%。

　　至此，这起网络事件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经济层面。同时，谣言也影响到吴敬琏及其身边人的生活。8月29日，其供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不得不刊出声明公开辟谣；
吴敬琏夫人周南不得不接待一拨拨的记者澄清真相。8月30日，吴敬琏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现身，才让这一子虚乌有的谣言不攻自破。

　　“这是一起典型的以颠倒黑白的动机制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传播的网络事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它只是我国愈演愈烈的网络谣言中的一个例子。

　　“从技术上来讲，要查到信息源头并不难。”清华大学网络行为研究所副所长李旭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登国对此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只要证据保留比较好，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可以找到信息源。但如果信息源来自国外，操作起来会比较困难。”

　　吴敬琏的著名经济学家身份，加上“美国间谍案”，强化了信息的传播价值量。模棱两可的讯息也在无形中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李旭说，在“吴敬琏间谍案”之前，“网上通缉”“人肉搜索”等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已不鲜见。

　　这些年，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在不断升级。然而，作为新闻传播平台，同时也是犯罪场所和犯罪手段的互联网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传统媒体没有网络媒体这么大的传播效应，事件放到网上后被放大了。”李旭表示，转载报道是否违法，首先要看事件是否属实。如果事件是大部分人都认为的假新闻，还将其进行转载，就具有主观过错。在“吴敬琏间谍案”事件中，吴敬琏可以向主管部门（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网监局等）反映，可以向转载的网站发去举报信或律师函，也可以直接与可确认的传播者交涉。对于网站而言，如果被告知侵权后仍不整改，当事人可以去法院起诉，让网站成为共同侵权责任承担者。“从公开报道的数据来看，此类案件胜诉占大多数。”李旭说。

　　李旭介绍，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专门的《网络法》，我国的网络监管法律规范散布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门中，一般都由传统法律加上网络专门法规、规章组成。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间存在断层，当务之急是要填补空缺。”李旭认为，目前我国针对《宪法》等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非常少，必要的时候出台特别法之类的法规，能把上位法具体化，而且也能够厘清大家对上位法的理解。“‘吴敬琏间谍案’提供了一个方向，即网站的管理从行政到司法都应该向细粒度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就需要整个法律、社会、政策跟技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胡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透过“吴敬琏间谍案”，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事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事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他认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两分化是导致黑白颠倒的直接原因。“在互联网上，网民群体以道德优越感而非法律依据作依托，实施集体对个人的道德讨伐甚至现实攻击，而这种以好人或者坏人两类来简单衡量个人的评判标准显然欠妥。”

　　“谣言的传播，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很多权利无从获得。”胡泳同时表示，只有问责网络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整个网络社会才会有进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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