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军：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

　　内容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治文化中的三项主要因子——家族政治文化、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在继续革命时代：家族政治文化遭受重大打击，平均主义政治文化进一步强化，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持续泛化。

　　关键词：
家族政治文化 平均主义 革命

　　一般而言，对于政治文化研究，西方学者主要从静态角度集中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当中。而关于政治文化变迁，西方学者则主要将其置于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当中。他们普遍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即政治文化世俗化，认为政治文化世俗化是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在政策层次上，“世俗化主要是慎重考虑的政策，按照所需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在过程层次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在体系层次上，“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1] 另外，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他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受西文政治文化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因而“冲击——回应”模式是其研究政治文化变迁的核心。[2]

　　然而，“文化进程，并非如误信浅薄的进化论者所想象，以为如一直线然永久向上，今日必胜于昨日，近代必胜于古代，当知文化进展常走波浪曲线，有升有降，正如人之健康，可以时病时健，常有反复。”[3] 政治现代化从内容上讲内涵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倾向，但政治文化世俗化进程中也可能出现政治文化的再度神圣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本身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世俗宗教”。而建国以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泛化一方面要求打倒传统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将革命及其领袖再度神圣化。因此，政治文化的变迁“包括了各种变化，既有向上的发展，也有向下的发展”。“政治文化变迁也不是单线的，可能前进，也可以倒退，也可能停滞不前。”[4] 另外，就政治文化变迁的动力而言，不仅外部文化的冲击会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的改变，而且一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也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

　　因此，笔者认为，政治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社会内部或外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而导致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发生的改变及其过程。

　　一、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逻辑起点

　　虽然政治文化变迁是一种连续性过程，但如果就某一特定时期来看，政治文化变迁必然具有时间上及内容上的逻辑起点。本文的“继续革命时代”是指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从时间上讲，本文所指的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是指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变迁。而从内容上看，要了解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逻辑起点，则必须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即民国时期农村政治文化的整体状况。

　　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及其农村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

　　首先，虽然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就遭到猛烈冲击，但后来的民国政府在建立现代政府结构的同时并不彻底否定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性作用，因此，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是主导性政治文化。特别是在农村，虽然民国政权下沉到乡镇一级，但仍利用传统的保甲制度与家族制度，家族政治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其次，民国时期事实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沿海一带的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影响较大，但对中国广大乡村及其农民的影响微不足道。再次，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广大乡村不断兴起、发展与壮大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开始渗入乡村，但对普通市民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就整个中国而言，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体系大体上包涵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传统政治文化仍占主导地位。就广大乡村而言，政治文化主要是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混合物，其中，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薄弱的地方，传统政治文化在乡村仍占主导地位，其突出的表现形态是家族政治文化；
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较强的地方，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无论是传统政治文化，还是革命主义政治文化，都内涵农民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平均主义。因此，从内容上讲，本文将集中探讨家族政治文化、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及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在新中国所发生的变迁。

　　家族政治文化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也有学者称其为宗族政治文化，认为“宗族政治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态度、心理、认识、情感等主观取向的集合体，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宗法观念。”“宗族政治文化在内容上表现为法古主义、德治主义、家族主义、专制主义四个方面，并体现出深刻的专制主义本质。”[5]因为在传统中国，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宗族观念是中国人形成认同感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教化，家族政治文化成了传统政治文化在乡村的集中体现。因此，家族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是探讨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题之一。

　　平均主义政治文化本身内涵于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当中，它是以“均平”为最高政治理想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取向。但是，传统政治文化所内涵的平均主义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而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所内涵的平均主义是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二者又共同表现为在经济上要求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平均占有，生活消费水平的基本一致；
而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特权主义。由于在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混合物的平均主义政治文化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的探讨。

　　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以“革命”为神圣价值的政治心理取向。奥克森伯格认为，革命的观念体系是当代中国的观念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改造人的思想是革命思想观念的中心问题。[6] 汤森认为，革命价值观实质上是指导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历史中社会化努力的理想原则。它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斗争与积极主义、自力更生、平均主义和民众主义。[7]笔者之所以将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观念称之为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就在于“革命”在当代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革命代表着正义、正确无误、真理与神圣，也内涵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什么词语比‘革命’更神圣、更富于正义、更具有道德感召力。”[8]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必然无法回避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在农村的变化与发展。

　　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家族政治文化、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在继续革命时代在中国农村的变迁。

　　二、家族政治文化变迁——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前，家族（或宗族）一直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沟通的重要中介，家族既是为其内部成员提供保护的安全寓所，又是束缚其成员自由的重要封建枷锁之一，家族制度成了旧中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制度的内化，家族制度的长期存在被不断内化到旧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每一个层面，自然也就形成了具有封闭性、保守性、依附性等特征的家族政治文化，受此种文化长期熏陶的中国农民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依附服从的权威主义政治人格。新中国成立后，家族政治文化——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柱——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其功能不断弱化。

　　1、家族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被逐步消灭

　　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它必须借助于一定仪式、象征符号等才能够延续不断地传递下去，而这又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制度的历史性变革使家族文化的物质载体首当其冲地被消灭。首先，土地改革中族产被没收，族田被均分，宗祠被充公，被改作新成立的学校或其它公用场所。家族原有经济的、仪式的、政治的功能的物质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使“宗族这一血缘群体的经济基础被抽掉，大量的群体所属的公田，如族田、学田被没收，重新分给农民，血缘群体无法再以经济力量控制其同族亲属。”[9]其次，集体化道路使小农经济被消灭，传统家庭之间的互助功能、家庭内部的精神上的、仪式上的内涵逐步消失。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家族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的存在是小农经济的重要补充。土地改革后，中国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大国。然而，仅仅两年后，小农经济在中国大地又被迅速地消灭，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个螺丝钉，家族也不再具有仪式上、精神上的内涵，家庭之间的互助功能逐渐消失，家族文化也就自然失去其文化传播的意义。

　　2、家族政治文化制度形态的覆灭

　　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制度的内化。虽然文化的惯性使其并不必然地随着制度的消灭而消失，但其制度这一载体的消灭无疑会使其文化的传递失去合法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一种政治文化形态没有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支持便不可能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成为主导政治文化，从而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制度被乡村政权所取代，国家通过在农村建立广泛而严密有效的乡村政权，取代了原有家族组织的权威与功能。（1）新政治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政治和行政权力积极地介入到家族组织结构中，成为权威的农村社会调控机构。（2）新政治的宏观体制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使其能对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经济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起到了即使在建国前家族组织也不能起到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完全依赖于正式政权组织，家族组织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3）新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来打破传统的家族组织结构，包括政治强制和经济强制，改变了家族组织存在的环境和条件。（4）新政治体制用以公共权威为基础的行政区域打破了以族居为基础的宗族区域和家族联合体，如在居住上，住宅分配制度不考虑家族因素，而完全按规划安排；
在核算单位上，同一家族的成员被划分在不同的生产队等。（5）新政治体制是一种政社合一和政队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既掌握政治上的统治权，也掌握生产上的组织权，使家族在经济和生产上的互助或协作失去了必要性。（6）新政治用现代社会的司法制度和程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规范，并提供了执行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强有力的机制。[10]总之，家族制度的消灭使家族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新的政治机构深入村级单位，原有的乡绅、家族首领的地位丧失殆尽，“起而代之的新的主权阶层原来的地位一般都很低，有些甚至是长期受压迫的外姓人。”“村干部以充满政治术语的词念，每天宣导党中央的指标。”[11]家族文化的传播失去了制度保障，新中国的农村充满着极为政治化的词汇，新的政治制度带来的是新的政治理念与认同目标。

　　3、家族意识逐步淡化

　　传统的“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照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12]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家族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形态都被彻底消灭，家族不再成为其族员（农民）的保护所，也不再是农民与国家的中介，贫苦的农民第一次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且与国家政权斗争息息相关，家族血缘关系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压力面前逐步后退，最终被农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所取代。因此，一方面，随着家族失去了其固有的吸引力，家族意识也随着农民对国家忠诚的提高而逐步淡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取代了对家族的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坚如磐石，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们也没有对党、毛主席和新中国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周晓虹在探讨江浙农民近代以来心理变迁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宗族血缘关系被冲击的同时，连带减弱的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族血缘意识。由于传统血缘群体的主导地位被颠覆，农会、乡村政权组织及后来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超宗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组织的普遍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及对阶级成分的强调，使得原先的血缘群体的认同感和宗族意识大为减弱。”[13]另一方面，在宗族血缘意识遭受致命性打击的同时，千百年来充满政治麻木感和疏离感的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民们感到，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4]所以，与家族意识逐步淡化相伴随的是自我意识的成长和对党、国家及其领袖的忠诚，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不断膨胀及对党、国家及其领袖忠诚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不断冲击农民的家族意识。

　　总之，在1949—1978年这三十年间，由于新体制的建立及一系列的农村政治运动，在农村中，家族文化遭受到了致命性打击。这在事实上“增加了国家（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了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力和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15]，从而有利于乡村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不可能随着其物质载体及其制度形态的消灭而同时灭亡或自动消失，它所固有的惯性使其仍停留在农民们的意识深处。而且这种打击主要是来自于上层政治的空前压力，并非来自农村商品经济的冲击，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家族政治文化在农村的命运奠定了基调。

　　三、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变迁——强化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平均主义梦想一直是中国古代农民最主要的政治观念。然而，这种极富人道色彩的价值判断在政治实践中却附生着特权。[16]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及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传统的缺少公正前提的平均主义及其附生的特权意识，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中国1949—1978年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它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穿上了共产主义的新装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新中国几亿农民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念。而历史是无情的，这种缺少公正前提的均平主义一旦从幕后走到前台，中国农民的千年“理想王国”竟变成了人间“地狱”。

　　1、土地改革对农民平均主义及特权意识的强化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几十年较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17] 而且，“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不断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使革命的火种在根据地得以燎原，并最终取得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8]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约有2.64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这被认为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19]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任务基本上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使其在农村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也为党的政策在农村的顺利贯彻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它却大大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及特权思想。

　　首先，虽然新的《土改法》规定保护中农的财产，实行的是不同于老解放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但是，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度里，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不分地主的地则罢，一旦分起来，他们最为欣赏的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在政治实践中，新政权无法抑制农民平均主义的做法，有的地方连地主家的腌菜也分了。[20] 尽管对于领导土改的共产党来说，建立新的农村政权体系是比单纯的平分土地更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但是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土改就意味着平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而大多数贫雇农参加土改也确实“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21]所以，总的来说，土地改革以后，以土地为主的农村社会经济条件比以往更为平均，更为重要的是还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22]

　　其次，土地改革不是单纯地均分土地与财产，其中，“划分阶级是土改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23] 阶级的划分不仅是当时平分财产的根据，也是以后阶级斗争中区分敌我的根本标准，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以血统论的形式加以固化。阶级的划分使一部分人及其子孙的基本人权被剥夺殆尽，而使另一部分农民获得诸多的政治特权。地主、富农阶级符号的持续使用，使原先的贫雇农上升为农村主权者阶层，并享有一系列政治特权——尤其是滥用政治权力。因为他们没有丰厚的经济财产作后盾，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丰富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经验。要想保持相对于地主和富农的相对特权，就必须不断地滥用权力。而党和政府为了巩固其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地位，也不得不继续容忍并加以利用。黄树民所访问的林村中的叶文德说道：“每当我回顾刚解放的那几年，我都觉得很幸运，被划在中农阶级。要是被划成地主或富农类，我们会受尽侮辱，被人整得半死；
也绝对不可能进入高中或入党，因为这种人是‘阶级敌人’。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我家被划成贫农或是更低的阶级，我们就会想去抓权，压制别人，结果掉入交相仇恨、报复的循环之中。”[24]因此，“一旦生活被冻结在单一模式中，命运便被永远地封存不变。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土改中产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而是一种类似于种姓等级制的东西。”[25]贫下中农通过对地主、富农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的剥夺而获得特权意识的相对满足感。

　　2、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对平均主义及特权意识的强化

　　土地改革的重要后果一方面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千年梦想，另一方面却是第一次真正全面地将所有中国农民都变成了小农。小农经济的普遍化实施本身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缺乏而走向合作化的道路本也无可非议，然而这种小农自发的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被主观地夸大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行并最终以人民公社体制取而代之。在农村，农民并没有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农民，传统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和特权观念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26]

　　首先，合作化并不是农民自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将其视为“合伙平产”的途径，视为实现彻底的平均主义理想的途径。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平均主义和特权意识的要求，但它却不是一次彻底的均分，基本的政策仍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所以，“土地改革尽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它并没有实现符合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愿望的彻底均分土地的作法，这使得地改后贫农同富农、中农在土地和农具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这便造成了经济上的富裕者是中农、富农，而政治上的主导者是贫农这样一种情形，而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必然会导致贫农依靠自己的政治优势向中农、富农‘揩油’”。[27]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写道：“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28]国家所赞扬的合作化掩盖了农民自私心理，农民古老的彻底平均主义的要求伪装成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得到强化。

　　其次，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而共产风的实际内涵就是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与特权主义的混合物。可以这样说，当时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利用行政权力，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均平主义色彩、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超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色彩的混合体。[29]然而，农民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表现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范，贫下中农通过“共产”即执行来自党和国家的政策来保住已有的相对于地主富农阶级来说的政治特权，而对于地主、富农来说，能让他们加入已是一种优待了。在空前的政治压力面前，农民的无奈使农民悄悄地实现了“私”与“公”的互换：因为“私”的已成为“公”的，所以“公”的也就自然是“私”的。传统的私人占有意识转换成了对公的依赖与索取思想。“公”与“私”的混淆与转化，还产生了责任不清、平均主义和“等靠要”的懒汉思想。[30]而且，“人民公社在‘共产风’影响下形成的平均主义，严重冲击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31]

　　最后，在农村中，政治身份上的等级制并没有随着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而消失，反而以血统论的形式加以固化，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成了政治上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和他们在官场中的姻亲取得联系并寻求庇护。农村和全国范围一样，特权不仅体现在阶级斗争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司法、经济分配等广泛的领域当中。经济上，国家偏爱的单位（当时人民公社化中“模范村”）往往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耿老板领导的五公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40年代末把牲口送给耿老板，1958年把拖拉机开到五公村，1959年建造电厂，以及获得化肥和草药的特殊途径，都反应了特权政治的逻辑……”[32]在个人收益的分配中，“从细粮到书本、自行车，都在准确的等级关系中按照中央的接近程度进行分配。”[33]在法律审判上，有罪更是一种政治裁决，而不是法律裁决。“要惩罚党员时，一般经过特殊的党的法庭，而不是法院。常见的惩罚仅仅是工作调动或降级。”[34]农民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农村政治运动中，所获得的不是现代法律的公平、公正观念，反而恰恰是“权大于法”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特权意识。另外，在乡村集体化时期，乡村干部是名副其实的特权者，正所谓“种田者没有权，有权者不种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乡村受到的最大阻力也正是来自于这部分特权者即原来的大队干部或当时在社队生活中比较有地位者。[35]

　　总之，对平均主义的追求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农民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渊源。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
在中国，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始终都可以发现农民对这一政治文化的诉求。然而，“两相比较所见不同之处是，西方的均平主义思想终因找不到适宜条件而无法扎根生长，它基本是处于思潮状态，始终未成为社会化和格式化的行为取向。而中国正好相反，均平主义可说是一种时尚追求，它不但在平民阶层，而且也在权力阶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6]当然，在建国初年，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地强化具有一定地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必须履行革命地承诺以巩固新生的政权，平均主义的做法在所难免。但其后的集体化道路却与传统农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理想相悖而行，理性的农民巧妙地实现了“私”与“公”的转换。正所谓 “在努力把传统农民从草菅人命的迷信习惯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新权力秩序又恰恰加强了传统文化中的某种铁腕”。[37]

　　四、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变迁——泛化

　　我国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只有农民起义而没有农民革命。因为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国内变革。”[38] “革命的涵义之一就是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使社会开始新的进程。”[39]革命的成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作为心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会培养出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我们可以将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并适应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称之为“革命主义政治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但意味着政权的更新，更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全新转变。一向被认为保守、愚昧、政治冷漠的中国农民，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并没有像传统农民起义成功以后一样去休养安息，而是参与到连续不断的农村政治运动洪流中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家族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人们对原有家族失去依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平均主义理想的逐步实现及相对于地主、富农的政治特权的恩赐使过去的贫苦农民对党和国家感激涕零，原有的乡村能人（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精英）都被打倒，贫下中农的掌权意味着对国家权威的更大的依赖。但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时代所形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和平建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农民来不及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卷入新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进一步泛化之中。这种新的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以“革命”为价值标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着重培养人们依附服从的政治情感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结果。它本应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它却在1949—1978年将近三十年间被强制性地输入中国农村，并且日益泛化，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建设中一幕幕悲剧的政治文化渊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低水平的感性政治认知

　　在中国，革命代表着正义、真理与神圣。因此，从政治情感上看，革命要求群众的是激情而非理性；
从政治认知上看，革命要求群众的是无知而非聪慧。低水平的政治认知本身就是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例是最好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低水平的政治认知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都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感性认知。他们并不理解当时新生政权一系列政治符号的真正含义，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同称主席就更感到迷惑不解了。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仍然只有54.92%的农民知道国歌的名称，还有20%农民不知道当时的国家主席是谁。[40]这种低水平的政治认知状况促使“政治即阶级斗争”的观念被全盘接受。而这种以相当感性的低水平政治认知为基础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是革命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要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巩固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然而它却不能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政治文化支撑，其作用恰恰相反：它使中国农村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滋生着暴力循环与交相仇恨。因为“互相敌对的社团之间的一场暴力过程引发易而阻止难。一段时间过后，敌视的暴力本身又在不断地自我增强，从而形成一种致命的增强循环。”[41] 四清运动中，“旧班干部的权力被收回，另外提拔了一批贫农坐在这些位子。这批‘纯无产阶级’的教育程度和投机性格，比起其前任其实没什么两样…… 又开始另一轮暴力循环，村里的仇恨情绪也加深了。”[42]全国农民的榜样——大寨人——陈永贵自己也承认，“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43]在当时农村的许多地方，政治斗争被严重泛化了，“普遍问题大队斗，局部问题小队斗，苗头问题田头斗，点滴问题家里斗”成为农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做法，使许多农民胆战心惊，农村笼罩着革命的恐怖气氛，攻击别人成为最好的自卫方式，而且就像丁玲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一样，“不斗则已，要斗就往死里斗。”[44]

　　2、革命至上的政治价值标准

　　“革命”对于近现代中国农民并不陌生，连鲁迅笔下的阿Q也知道“革命”。但从阿Q式的革命观念也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农民的革命观念是十分狭隘的，有时甚至是极为扭曲的。米格代尔在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与革命时指出：“农民的政治目标很有限——只是为了获得有关他们家庭利益的具体问题的行政性的解决，而不是要求改善政府的政策。”“农民参与复杂的政治组织是出于想解决经济危机这一物质动因。”[45]然而，当革命成功后，人为地将农民划分为若干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身份等级，贴上革命与否的标签并以血统论加以固化时，中国农民继续革命的热情很难单纯地用“物质动因”来解释。农民争先恐后地争当革命的急先锋，关键在于革命与对党、国家及其领袖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敌人还是盟友关键看是否“革命”，是否“革命”关键看是否对党、国家及其领袖保持无条件地忠诚。为了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按语中写道：“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这边站着共产党”，而赞同合作化还是反对合作化“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革命至上的政治价值标准实际上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所强加的结果，与其说保持了农民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忠诚，不如说是牺牲了农民个人的尊严和正义感。“统治精英的本身识见，创新新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从中央一路推行下来，在革命的旗号下，个人的尊严和正义轻易地扫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对当权的百般顺从。”[46]

　　3、盲目崇拜的政治情感

　　中国农民“没有俄罗斯农民那么多的浪漫主义激情，讲究实用的中国农民更没有西欧农民那种约翰牛式的宗教狂热。”[47]但是，中国农民却有着独特的皇权崇拜情结。解放以后，新中国农民第一次在农村政治舞台上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从政治情感上来说，他们仍然只是“仆人”。革命之后，生活条件立刻有了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农民们对党和毛主席深信不疑，而随着农民本身所固有的世俗崇拜这种情感的进一步发展及国家宣传的强化性引导，对党的感激逐渐转化为对革命领袖的狂热崇拜。1958年，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48]因此，“从土改到农业学大寨，一次次政治运动破除了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畏惧，但却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偶像崇拜。”[49]而第一次走进农村政治中心地位的贫下中农，由于有强大的政权力量作后盾，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农村政治运动中大显身手，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效能感朝着不恰当的方向发展——政治能决定一切。一向以政治冷漠著称的中国农民，转而盲目地崇拜政治斗争的神威，而这一切力量之源则来自于党，来自于党的伟大领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期间，这种对政治斗争的迷信及对领袖个人的崇拜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大忙中坚持十到田头：红旗飘扬到田头；
毛主席像请到田头；
语录歌唱到田头；
毛主席著作学到田头；
报纸读到田头；
革命大批判摆到田头；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到田头；
‘讲用会’开到田头；
活思想抓到田头；
问题解决到田头。”[50]因此，在1949—1978年间，农民在政治地位上翻了身，但在政治情感上他们仍是“跪着走路”。“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持消极态度必遭到反对，而且还会带来麻烦，因为它是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反应。”[51] 中国农民在失去大清皇帝之后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中所发生的权威危机，在新中国的这三十年中似乎已经完全解决，然而，这是以新的形式在重复着古老的政治神话。神话一旦失灵，盲目的崇拜就已蕴含着新一轮的权威危机。

　　中国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只符合“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需要。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初步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心理支持，但它却明显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在继续革命时代在中国农村的泛化，使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潜伏着重大的权威危机。因为革命主义政治文化一方面促使农民打破传统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树立一种新的权威；
一方面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将革命及其领袖神圣化。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总之，1949年3月，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就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等一幕幕革命大剧依然接连不断地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演。贫下中农第一次从乡村政治中的“无政治阶层”戏剧性地上升为“权力者阶层”[52]，农村开始真正全面地由“田园诗”般的静寂走向“狂想曲”般的喧嚣[53]。中国农村政治文化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族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新传统被强制性地输入中国农村并且日益泛化；
平均主义政治文化被进一步强化。尽管这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有了较大差别，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中诸多因子反而为改革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设置了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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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8页。

　　[2] [美]格林斯坦等著：《政治学手册精选》，储复耘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5-188页；
[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0页。

　　[3]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沧海丛刊，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43页。

　　[4] 王卓君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5] 叶娟丽：《试论我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6] 参见王景伦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7]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顾速、董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9页。

　　[8] Popular Protest &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ry N. Wasserstrom &Elizabeth J.Perry. P309

　　[9]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11]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页。

　　[12]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3]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0页。

　　[14] [美]迈纳斯：《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1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13页

　　[16] 马庆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7]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18]《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8页。

　　[19]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20]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3-154页。

　　[21]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页。

　　[22]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

　　[23]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4页。

　　[24]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页。

　　[25]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26] 对于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民，周晓把它称之为“历史的返祖——农奴化”。详见：《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7]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8页。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29] 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30]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31]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32]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33] 同[33]，第346页。

　　[34] 同[34]，第350页

　　[35] 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6页

　　[36] 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37]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8] [美]塞缪尔×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1页。

　　[39]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40] 闵琦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

　　[41] [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42]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页。

　　[43] 转引自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44] 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80页。

　　[45] [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46]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21-22页。

　　[47] 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4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49]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4页。

　　[50] 王耕今、杨勋：《乡村三十年》，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51]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顾速、董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52] 关于“无政治阶层”与“权力者阶层”请参见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王沪宁、陈峰译。

　　[53] 请参见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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