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一. 简要回顾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发轫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的一段，不必在此重复了。在这里有必要回顾的，19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自“文革”不光彩地结束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以贯之的洪流首次出现了转折，或者说是分流。这个分流一开始是非常弱小的，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呐喊，但在若干年之后，终于汇成了人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对待的潮流。

　　一种思潮的开端，一开始似乎总是少数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甚至都不认识，各自在那里奔走呐喊，而整个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所以，其最早的发源史往往已湮灭不可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考的较早的标志性事件，是笔者于1988年7月所写的批评当时红极一时的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的一篇短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激情的阴影》。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的思想水平是很低的，但它是对当时人们认为不可置疑的思想洪流的一个大胆置疑。文章一发表即引起轰动：《河殇》的作者们在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许多强势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围剿；
同时，也获得了笔者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同情与共鸣——原来这样的思想并非是真正孤立的，只是过去没有一个媒介起联络的作用罢了。此文在国内得到几十家（准确数字无法获得）媒体的转载，并为国外多家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份标志性文献，译成外文发表。这篇短文的矛头所指，主要就是后来笔者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思潮，舍此无他。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当然不能仅仅是限于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而没有自己对于其他问题的主张。从1990年到1992年，笔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经济道路的文章，其主旨既是说，从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着想，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领域，中国仍旧有必要以国家的力量采取超越市场划定的国际分工范围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除此之外，因服从上述目的的需要，笔者亦批判了以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名，造成国有、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94年至1996年，以《战略与管理》杂志为平台，以笔者和刘力群为一方，以林毅夫教授等为另一方，再次爆发了“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争。在当时，这些争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乃至社会更多的反思，直至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才有更大范围的对于当时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思想的认同——虽然今天的人们很可能已经不记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超前十多年的先见之明了。但值得强调的是，至少就笔者等人而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曾反对市场经济，都不曾赞成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在十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这些问题阐述得更准确，更细致了。

　　19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较大势能，此后，加盟民族主义的各色人等逐渐增多。其中必须一提的是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支。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前有盛洪，后有康晓光，其间又有盛洪等人与“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的结合。盛洪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主义，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所谓 “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哲学，而蒋庆则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致。他们两人合著的书《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的封面是两只绵羊。盛洪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 ’。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 ‘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合乎‘理性’。”盛洪、蒋庆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为其他许多民族主义者所认同，这些民族主义者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斥为“阉者的梦呓”。笔者亦不能认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故而曾发表多篇文章，从世界历史讲起，并秉承母校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提倡尚武精神。

　　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着重点则在于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而回到儒家的“仁政”、“禅让”，以及社会各阶层“安分止争”上去。近几年，康晓光写了大量的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我们不妨称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为“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这个牌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还是有不少认同者的。然而，笔者是不能认同“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一点在下面的段落中将得到详细说明。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曾有一度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们声称：民族主义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而必然反对个人的权利，由此也必然维护专制，反对民主。这种论断不符合人类历史上前现代民族主义性质的情感：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事实；
更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事实上，现代民族主义者恰恰是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然而，许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分辨清楚这样的事实，于是形成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立。首先，这样的错误认识对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损害。其次，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中国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认知真实的内部和外部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事实上是极其民族主义的，甚至可以是军国主义的；
另一方面，专制国家恰恰是民族主义弱乃至没有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更大。再次，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看不到民主化对于实现他们的强国理想的价值。从1999年开始，笔者发表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逻辑与历史事实阐明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阐明了民族主义者应当承认人权是目的，而族权只是手段，要强调的只是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之下，离开了族权这个手段，则必然缺乏力量保卫本民族的公民的人权。从这里既可以看出，为什么笔者无法认同“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近几年来，笔者关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必然对立的思想得到了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人的越来越多的认同，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新发展。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199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它在过去从未在传统媒体得到过的表达和讨论的空间。正是由于互联网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媒体的封锁与禁锢，才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得以在民间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并通过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人士的努力研究和热情讨论而极大地丰富了起来。这些研究和讨论决不像那些诋毁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泄愤”，而是包括着很多有理性、有创见、有远大战略眼光，甚至是非常系统的真知灼见。就笔者而言，也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很多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和意见，有些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其首发或完整版本也往往是在互联网上。

　　二. 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虽然在中国，时至今日，考虑中国怎样走向世界大国的地位，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国等问题，仍旧会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狂，但是，外界却已经坚持把中国当成一个现在的超级大国来看待。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被既存的列强作为一个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防范，另一方面又被他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极有能力的一员，被要求履行越来越重的国际责任，不准再搭便车。实际上，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已经对中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今后还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其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剧烈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刘力群曾经非常正确的说过：我们过去总以为是西方世界影响我们，而我们影响不了他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根本不对，实际上这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大大地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譬如说，中国向右转就导致了西方世界几十年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向左传的周期。

　　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人把头低下来专注于经济发展而暂时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指一种正确的选择的话，那么，今天中国人即将发现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准超级大国必须面对的新的挑战，新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那么一些人，眼光远远超出经贸，远远超出现在的睦邻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创造性的思考。而在这些问题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其长远目标就是为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所以早就很显然地走在了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就笔者而言，最近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演说，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个主题。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如我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所以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我们要挑战国际秩序，不对，我们要维护国际秩序，我们希望现在这个允许中国人以其和平、诚实的劳动换取自然资源的国际环境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我们只是“不像他们（指中国的一部分 “自由派”）那样相信美国人是天使，所以，我们对于由美国一个国家来维护这个国际秩序很不放心。所以，我们也要积聚实力，准备积极参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中国目前的境遇确实与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相当不同，所以，绝大部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是妖魔化他们的人所极力使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专门与外国人做对，破坏国际秩序的本·拉登。当然，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多半也不会像某些自由派人士（如焦国标）那样，认为美国人或者日本人是天使，只要无条件顺从他们，我们就可以进入人间天堂。当这个国际秩序变得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有可能助长挑战国际秩序——仅仅这一点都是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美国人或日本人最起码知道，中国并不都是像某些自由派人士（如焦国标）那样顺从他们的人，一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他们就有可能面对愿意应战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实际上，这一点已经从美国的国会听证会上得到了证实：说服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不要采取与中国对抗的过分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那会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的地位。

　　如果中国的情况不是那么乐观，不仅没有顺利地向超级大国迈进，而是出现了严重问题呢？如果是那样，我只能说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更为重要了：到了那时你还能指望别的什么来拯救中国吗？

　　三. 结语：似无必要的名称之争

　　我们现在仍旧无法断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它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在这里却发生了名称之争，认为民族主义这个名称不好，应该改一个。第一个理由是某些热衷于诋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由派人士提出的，即民族主义在西方历史上做过坏事，所以这个名称要不得。第二个理由最早也是由上述同一群人提出来的，即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民族主义思想会起到一种启发中国的民族分裂的副作用。这些理由使得一些民族主义者本身也惴惴不安，于是提出要改名字：一个选择是改回“爱国主义”；
一个选择是创造一个新名称，叫做“新国家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理由看上去有力，但进一步仔细分析，都站不住脚。就第一个理由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用不着承担西方民族主义曾经有过的罪恶，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谋利益，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这么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以及由这种情感和价值观推演下来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思想，一套大国战略。这个东西最强烈的恰恰是历史上的欧洲人，当今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别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第二个理由更可笑了：首先，除了恶意诽谤，任何人都看得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指的“民族”一词，包含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全体，与民族分裂主义无关；
其次，如果说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权益就会启发少数民族在国内搞分裂，那么，那些制造这种说法的自由派人士强调个人权益为什么就不会启发分裂主义思想呢？再者，如果中国不在国际上争权益，而是事事向外国让权益，是否就能保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事事向国家让权益、停止搞分裂呢？有谁能相信这样一个神话？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研究员）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民间自发的，与官方爱国主义相对照的民间爱国主义。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事实。事实上，就是因为官方的爱国主义宣教无论是在唤起人们的情感上，还是在提供有生命力的思想与战略上都变得十分乏力了，才使得公众用“民族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另一套仍旧能够唤起人们情感，能够提供有活力的思想与战略的，本质上其实就是爱国主义的社会思潮。其实，一个社会思潮名称的出现，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最好的方式是任凭自然，不要过于掉书袋，也不要把个人的位置看得过重。如果公众最后把“民族主义”叫回“爱国主义”，那就是“爱国主义”。如果他们愿意把这套思想就叫做“国家主义”，那也就是“国家主义”。这是本文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所作的最后一点说明，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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