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到以人为本方针的提出

　　摘要：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到本世纪初期以人为本方针的提出，在一个层面上反映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发展变化历程．对这一历程的反思，促使人们对几个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关键词：人　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理论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以１９８４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暂告结束．基于主要观点的一致或近似，可将争论双方划分为＂发起方＂和＂批评方＂．＂发起方＂的学者们大体认为，鉴于左倾错误泛滥年代忽视乃至漠视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所造成的恶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应强调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重视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类型的人道主义．左倾错误是对人的权利的践踏；
＂文革＂这样严重的错误，是人道主义的灾难．这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当年黑格尔和马克思曾说过的＂异化＂现象．＂批评方＂的学者们大体认为，即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也不应谈论抽象的人和人性，不宜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即使谈了，也要加以说明方可．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应该大力提倡，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却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易导致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左倾错误特别是象＂文革＂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不能用＂异化＂来解释，这会造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怀疑．在１９８４年初的那篇文章发表后，争论中的＂批评方＂占据了主流话语的位置，而由于把＂发起方＂的观点同精神污染联系起来，一时间在媒体上，似乎只有一种观点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起方＂的观点，在大学讲坛、书籍，甚至是在报刊和影视中，不断地表现出来，而且愈显强而有力．这种态势是同二十余年间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直接相关的．在国际上，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陷入低谷，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新思考．在这种新的思考中，全球利益和人类相通的人性问题突出出来．在国内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在空前规模上的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逐步进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新思考．在这种新的思考中，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公民权利问题突出出来．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总要比理论自身的推动力为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践已经回答了当年曾经激烈争论的问题．如果说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在谈及人权问题时，还只是在对外政策部分中，从辩论的角度说明了新中国＂人权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的话，那么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则把人权问题提到了战略任务的高度，指明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后来又将此点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之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方针，如果不拘泥于咬文嚼字的话，谁也不难看出以人为本同人道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和相通含义．而这类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一样，在１９８４年那样的年代，是不会为主流话语所认可的．今天来回顾二十几年前的那场争论时，争论的双方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提法．对于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学者来说，应该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发起方＂来说，在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正确方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己某些提法的失当和不足之处．对于＂批评方＂来说，在坚持自己某些正确观点的同时，应该看到自己在理论上的失误和在实际上带来的某种轻视人道主义的不良后果．这里的回顾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在于进一步明辨是非，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不但对于进行理论创新，提升整个民族的思维能力有所助益，而且对于当前和今后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一）人道主义与人、人性问题

　　讨论任何问题，都要首先弄清所用概念的含义．任何概念都有相对性、非确定性的一面，但更有绝对性、确定性的一面，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人道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尽管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因不同的场景而有所不同，但毕竟有一个为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含义．这就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美国＜哲学百科全书＞、英国＜新英大百科全书＞和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英文humanism，俄文гутанизм）所作的大体相同的定义：把人和人的价值、尊严、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思想观念．这一定义表明，人道主义是一种在与人的关系上对社会行为的一种主张，因而属于一种价值观和伦理观，而不是用来认知社会现象并进行系统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也是这样来使用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当年在谈到＂人道＂这一概念时，就说这是＂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１）p325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江泽民也说过：＂人道主义是处理人与人间关系的一个道德规范．＂（２）p648＂批评方＂关于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的说法，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即混淆了价值观、伦理观同世界观、历史观的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看到了价值观、伦理观同世界观、历史观之间的联系，但认为两者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人道主义属于价值观、伦理观领域，因此没有赋予人道主义以世界观、历史观的含义，没有要求用人道主义来回答＂历史的动力＂这类属于历史观方面的问题，更没有做出所谓两个方面的界说．这不是他们的疏忽大意，也不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所致．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图塞把人道主义说成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属于＂科学＂的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发起方＂的学者中，也有人似乎接受了这种＂两个方面的含义＂之说，如在为人道主义辩护时，有学者批判了以往在宣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出现的＂无主体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已与人道主义的含义（以及功能）问题是两回事了．

　　从公认的人道主义的含义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说，是能够成立并应该成立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且是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终归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来实现，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正为这种实践活动确立了正确的指向．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所做的科学解释，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幸福的人道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出生在德国莱茵地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自幼便受到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受到法国大革命给莱茵地区带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影响．他们两人自幼天资聪明，中学时代学习成绩优异．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时，对哲学和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常到柏林大学旁听，认真学习和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并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到＜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了＂物质利益＂问题，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并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决心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恩格斯在被其父派往英国经商期间，直接感受到了工人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情景，看到了在他们身上潜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到法国之后，同恩格斯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联系和密切的个人关系，共同研究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逐渐形成了对人的解放的新的看法．他们发现，历来的人道主义者，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直至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内，尽管真诚地关注着人的自由解放，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因为对社会历史缺乏科学的认识，没能找到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真正途径，他们的良好愿望便难以达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建立起来后，＂政治解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存在，使那些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打折扣，那些没有生产资料而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群众，尽管在口头上享有种种做人的权利，却没有经济上的保证．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满足于向上层社会呼吁和搞些社会实验，却屡遭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会合后，共同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较为明确、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巨著．他们在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结构、历史动力的同时，指明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真正途径，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样，他们的人道主义比之前此的一切人道主义，来得扎实、彻底．为了彰显共产主义这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３）p120，他们对抱着旧人道主义不放，用＂博爱＂来代替阶级斗争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和＂共产主义者＂克利盖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同时，对借口＂捍卫人道主义＂，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他们深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知相矛盾＂（３）p614，在一些重要文件和著述中，明确地宣示了人道主义这一目标．在１８４８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指明了未来社会是人人自由的联合体．（４）p273.在１８６４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要求＂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原则＂（５）p135．在＜临时章程＞中，他还明确要求＂人权和公民权＂（６）p16．在１８７２年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更指明社会主义运动要实现＂人道＂这一目标．（７）p67到了晚年，马克思看到了革命战争难以避免发生流血，对英国社会主义者海德门说：＂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么，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８）p456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著名的暴力革命论者列宁和毛泽东在内，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义传统．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设想对资本家实行＂赎买＂，和平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而毛泽东则成功地实行了对资本家的＂赎买＂．即使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奉行着革命的人道主义．在解放战争中，与激烈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天津方式＂相补充，还有＂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等和平方式．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如果抛弃或贬低了人道主义，即使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甚至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旗号，最终都要遭到历史的惩罚，甚至走向灭亡．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灭亡，二十世纪下半叶柬埔寨＂马克思主义者＂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的垮台，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一度出现过的对人道主义的漠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说明了这一点．新的世纪初始，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重要方针，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鲜明体现，又是吸取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的重大成果．

应当看到，＂批评方＂肯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是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多次批判人道主义的做法的一次强有力的拨乱反正．但在把人道主义划分为＂两个方面的含义＂之后，称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又把＂发起方＂指出的人的问题的重要性，说成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这就混淆了问题的性质，难怪＂发起方＂认为这是为＂矢＂造＂的＂了．在＂发起方＂对人的重要性所做的说明中，有学者把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有学者把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否正确呢？这里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一些说法．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转向唯物主义时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９）p46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越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创立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过：＂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４）p30`31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没有放弃从人出发的提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效用原则时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１１）p669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他还借用基督教把人的欲望当成＂恶＂的说法，认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１０）p243`233很明显，研究社会现象，不从人出发，不以人为中心，就脱离了社会现象的载体，就要陷入类似黑格尔哲学中的那个超人的、醉熏熏的＂绝对精神＂的迷雾之中．这里的人，既指单数的个人，又指复数的群体，而群体又表现为集团、政党、阶级等．这里的＂中心＂也好，＂出发点＂也好，是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不应当也不必要泛泛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出发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并要人们做出固定不变的回答．尽人皆知，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把个人淹没在阶级之中，把人性只说成是阶级性．在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之后，＂革命批判＂的锋芒，由一般地指向＂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为指向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这种批判，除了在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外，还带来了在唯物史观教育中的非人化倾向．这种非人化倾向，绝不只是＂某些编得不好的教科书＂的问题．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主流媒体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仍然忽视对人、人性的研究，甚至把一些重大问题仍归结为＂阶级＂问题．如主流话语把林彪、江青等人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事实却是，在林彪、江青等人当权的时期，那些在土改中早已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土地，现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又被＂批斗＂得惶惶不可终日，那些在公私合营中已不能单独占有生产资料的原来的资本家，在继续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又被取消了＂定息＂．把林彪、江青说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岂不是太牵强了吗？又如在一部由行政机关推出的名为＜一个复辟狂＞的记录片中，把某个在＂文革＂中肆意杀人的狂人，说成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太离谱了！其实，把林彪、江青和这类杀人犯叫做坏人，深入挖掘他们利用某种政治气候，施展其罪恶伎俩，暴露出其自私、残忍、丑恶的本性，比给他们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要远为科学些和正确些．可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对人、人性问题的强调，以及用来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所得出的某些结论，比之固守多年来流行的某些被僵化了的条文，到处贴阶级标签，满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一类解释，更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有名的话，被公认为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描述．但它首先讲的是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其次才是对历史动力的正确阐述，不能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对历史动力的阐述．马克思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划分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和＂人们的意识＂这两类，指明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之后，马克思才讲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发起方＂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动力是人的实践活动，这一观点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而对此不满的＂批评方＂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则显得欠当．因为前一句话讲的＂生产力的发展＂，很难说得上是＂动力＂，更确切地说应是＂表现＂，后一句话所说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够全面．毛泽东曾讲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是正确思想的来源，其实，＂这三项实践＂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也不例外．

　　＂批评方＂在指责＂发起方＂关于人、人性的观点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抽象＂，似乎某种观点一旦被说成是抽象的，便成为错误的了．＂发起方＂的一些学者为避免这种指责，一再声明自己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对方仍穷追不舍，非要用＂抽象的人＂来做为靶子进行批判不可．其实，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认真加以清理．＂抽象＂，就那么错误，那么可怕吗？马克思当年说过：＂任何一个概念（定在）等等都可以抽象地把握＂，＂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９）p355`356他说在分析＂经济形式＂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１１）p8列宁认为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１２）p194他还明确地反对那种认为＂抽象的东西就被认为比具体的东西卑微＂的看法，且说：＂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１２）p180`18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科学的概念和判断，即真理，既具有具体性，又具有抽象性。当然，在抽象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力图抓住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而舍弃其它。而这“本质”也是相对的，按黑格尔的说法，人们“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１３）p9，“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１４）p221。对人性――人的本质属性，就可有多种多样的抽象。马克思既讲过“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１５）p96，又讲过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１６）p514。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抽象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这三大本质属性，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社会属性上来阐发人的本质属性，这都是合理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对人性的认识，会愈来愈走向丰富，而不会穷尽人性的一切．但无论如何，人的任何抽象，都会有遗漏．在英语中，抽象abstract含有＂概括＂、＂摘录＂之意；
在俄语中，抽象абстракт含有＂概括＂、＂大体＂之意．由是，人们便常用＂抽象＂一词，来表示＂空泛＂之意，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常如此．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从简单、空洞上升到复杂、丰富之意．可以说，人类对包括人性这一概念在内的任何概念的认识的历史，总的来说，都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很难说有某人对人性这一概念的认识，会抽象到毫无具体内容的程度，另一人则对人性这一概念的认识，已具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见，＂抽象＂与否，是比较而言的．人们普遍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的话，但人们常常忽视了问题的＂相比性＂．实际上，费尔巴哈的人比神学中的人，比黑格尔哲学中的人，甚至比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伴布·鲍威尔的人（１７）p443，要现实得多，以致马克思刚刚创立唯物史观并成为社会主义者时说过，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等著作中所体现的＂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１７）p450＂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１５）p158马克思甚至认为费尔巴哈的理论＂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１７）p450．可见，费尔巴哈的人，同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以往哲学的人相比，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社会关系＂性的，只是同后来马克思完整地创立了唯物史观所阐述的人相比，才能说是＂抽象的人＂．但谁又能说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再也不能更丰富、更具体了呢？真理是过程，对＂人＂的认识也是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不会最终完结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本来已经是够具体的了，尚且需要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当年庸俗经济学家瓦格纳心目中的那个＂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便更显抽象了．马克思讲的＂不是从人出发＂中的人，就是瓦格纳心目中的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反对从人出发，更不能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一般地说到人，便认为是所谓＂抽象的人＂．若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说的＂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１８）p927，毛泽东说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共中央文件中说的＂以人为本＂，岂不都因为没有在＂人＂的前面加上＂现实的＂、＂社会的＂一类修饰词，而被指为＂抽象的人＂了吗？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问题。这里，首先要搞清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基本要点。这些要点可以归结为：１、最初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不存在阶级，“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１０）p332２、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的产生，交换的扩大，私有制的出现，原始社会的瓦解，人类社会便进入了阶级社会，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１９）p103、在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就是阶级斗争，因而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４）p25．４、阶级斗争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２０）p560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显示出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随之发展起来，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前途，斗争的结局必然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１０）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运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阶级社会中的种种社会现象，以＂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２１）p589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对阶级、阶级斗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第一次全面地、科学地解释和说明．这一理论的形成，不但根植于十九世纪欧美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分野的明朗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这种现实条件，而且导源于前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事实上，自从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产生以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社会现象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古希腊时期，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阶级＂这一概念，在智者那里，就出现了批判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说法．中国的周朝，在＜诗经·伐檀＞中，就有对＂君子＂们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不素餐兮＂的责问．在中世纪，有十四世纪英国罗拉德教派喊出的＂当亚当耕地，夏娃纺织，那时谁是贵族？！＂（２２）p401的反抗声音，以及该教派领袖博尔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更是连绵不断．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随着阶级分野的明朗化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一些优秀的思想家就把朦胧的阶级观念，发展为明确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１０）p332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甚至认识到：＂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２３）p217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而且为消除这种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改变无产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向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进行呼吁，乃至进行种种社会实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考察了已经发展起来的欧美一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吸取了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思想家们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既不是离开人类精神文明大道的偏狭教义，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头脑中突如其来的冥冥怪想，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正确性和历史功能，已为百余年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所证实．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都需要不断地修正、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也不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曾对自己的一些提法做过修改．例如在１８４８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说的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在四十年后的１８８８年，恩格斯便在此语前加上了＂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句话．（４）p251又如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是＂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４）p285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一次讲话中，马克思却修改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７）p179在德国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不久，恩格斯指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２０）p273三年后他又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２０）270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其发展历程中，既有明显的深化和发展的方面，又有明显的背离和歪曲的方面．曾为恩格斯得意门生的伯恩斯坦，在１８９８年前后，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当时侨居在阶级斗争较为和缓的英国，锐敏地发现＂民主制度的发展会使阶级斗争趋于缓和┅┅．我们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２４）帕１但他却忽视了他的祖国德国正酝酿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不能不引起了战斗在阶级斗争较为激烈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和考茨基，战斗在阶级斗争更为激烈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哈诺夫和列宁等人的不满，于是开展了一场有名的争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度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为日后德国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理论环境．当然，伯恩斯坦并没有全错，他注意到了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会趋向缓和这一客观事实，而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似乎销声匿迹的伯恩斯坦主义又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热门话题．

　　在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之后，列宁又批判了普列哈诺夫和考茨基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特别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但列宁并不全对．他有时过分夸大了阶级之间对立的、斗争的方面，夸大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否定了阶级之间的可调和性．他常常以＂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这类两极性语言提出问题和阐述问题．他在十月革命前曾把文学简单地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十月革命后又把学校简单地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一度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所作的全面分析，即在肯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远大前途的同时，指出工人阶级身上的种种弱点，而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理想化了．如果发现工人群众身上有了毛病，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结果．他甚至把＂急躁性＂这种任何个人、群体、阶级身上都会有的思想心理状态，也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当然，经过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间的实践，他的一些看法发生了变化．在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１９）扒８７的同时，他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有一次，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听到一位来访的女工说，现在的工厂是我们工人的了，我们决定放假休息一段时间，以便大家可以做些家务事．列宁了解到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改变了他曾认为工人阶级一旦掌权就会自觉地大干社会主义的想法．他说：＂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１９）p558在国际关系中，列宁也改变了急于开展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推进世界革命的想法和做法，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可参阅拙作＜列宁主义理论的特点新探＞，载＜探索＞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虽然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成就，却未能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沿着列宁后来的思路继续前进，反倒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的理论，并以此来压制乃至镇压持不同意见和被怀疑与国外反动派勾结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直至影响到了九十年代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时，认真调查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制定了正确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如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又针对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也采取过一些正确的阶级政策，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原来只在局部上有所表现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起来，以致成为主导性的错误．六十年代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思想理论中的一切不同观点一律当成＂资产阶级观点＂来批判，甚至认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发动群众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斗争，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象＂文革＂这样严重的左倾错误，并不只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严重背离，是对党的干部、党员和普通人的人权的破坏．在深入总结＂文革＂教训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重新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批判只从阶级斗争视角谈论人，把人性只说成阶级性，漠视人道主义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流行观点与主张，是很正常的，它不但对深入进行拨乱反正是必要的，而且为补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开启了重要路径．党的以人为本方针的提出，可视为这一路径上的重要里程碑．

　　人们公认与神性、兽性和反人性相区别的人类共性的存在，而其根源即在于人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在阶级社会中，即使在对立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的利益．在面对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水气污染、生态失调时，各阶级会合作抗御和治理．而面对外族侵略时，各阶级也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至于人口爆炸、吸毒贩毒、暴力犯罪、恐怖袭击这类问题，各阶级也会共同行动，以取得＂双赢＂的结果．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被压迫阶级从正在进行侵略的统治阶级那里，分享到＂胜利＂的果实，从而支持了这种侵略，象十九世纪的英国，就是如此．难怪，一方面，＂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２５）p188，甚至会拥护一向被认为阶级性最强的政治性法律，更不要说如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生产方式走下坡路，暴露出种种矛盾和冲突时，统治阶级中也会出现一些赞成解放被统治阶级的人，例如在十九世纪中叶，工人阶级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意识┅┅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１６）p78国家政权也未必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由于＂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１０）p167-168，有时便危害包括统治阶级利益在内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政权，＂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是如此．（４）p168难怪当年马克思称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路易·波拿巴政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４）p692至于国家政权担负着广泛的，维护各个阶级利益的公共职能这一点，更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人们所一致承认的．本来，阶级之间的分野是相对的，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或不必做出明确的划分．如当年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总统阿•林肯赞扬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６）p21，到了现时代，情况更是如此．这样，阶级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具有＂类＂的认知上的一致性，就不值得奇怪了．不但在自然科学中，就是在社会科学中，不同阶级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一致性．＜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争规律，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所揭示的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是为各阶级所承认了的．美国资产阶级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所阐述的＂实事求是＂原则和＂世界事务本身是互相联系的＂思想，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反复强调了的．在思想道德领域中，恩格斯在指出道德具有阶级性的同时，肯定了不同阶级的道德＂具有许多共同之处＂．（２５）p133恩格斯的同代人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舍夫斯基就举例说：＂当道德哲学说＇做事诚实＇的时候，它提出了既可以运用于太古时代又可以运用于绵绵无尽的未来的原则．＂（２６）p543岂止是诚实，就以＂关爱别人＂来说，也是如此．中外历史上各个阶级在＂仁者爱人＂、＂正直与公允＂等道德规范上，亦即在人道主义原则上，都有明显的共同性．

对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阶级社会产生后，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长期处于和缓的状态，在社会生产方式处于上升阶段和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尤为如此．这时，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们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这一时期是相当长的．只是到了社会生产方式走下坡路，特别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阶级斗争才显现其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阶级斗争都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无产阶级已居于统治地位，而剥削阶级已不能组织起有效反抗的情况下，硬要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还要看到，既然对立阶级之间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在一定条件下，阶级之间的协调、合作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众多劳资纠纷只有通过双方协商，利益兼顾，才能解决，并有利于社会进步．有这样的事例：在１９３３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哈里逊公司发生了一场大火，造成了停工停产，三千员工失业．但此时老板却对员工照发工资，感动得员工们自发地走进工厂，清理废墟，擦洗机器，寻找资源，很快使工厂恢复生产．这种阶级合作的结果是，公司业务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至世纪末，哈里逊公司在六十余国中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在此期间，美国的＂霍桑实验＂取得了成功，资本家同工人的良好关系，引发了一门新兴科学――行为科学的诞生．这门科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该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死抱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放，一味号召和组织或准备发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去＂共＂那些资本家的私产，甚至去＂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其结果必然因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遭到失败，并损害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在现时代的中国，党和政府制定了并继续制定着维护各阶级、阶层的权益的法律、政策，对于劳资双方依法进行协调工作，既制止、纠正乃至打击资方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行径，又不一味站在劳方一边，支持劳方的无理要求，偏袒过激行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也要承认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两者都是有条件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阶级斗争风暴席卷世界各地的形势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强调运用阶级观点，并对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论＂进行批判是有道理的，并且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列宁并不赞成＂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０３页）后来的列宁主义者把它僵化起来，以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阶级调和论＂和＂阶级合作论＂成了对革命者的一种最严厉的指责，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凡谈及＂调和＂与＂合作＂即色变的社会心理．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实践已经走到前面了，该是从理论上认真纠正这种＂左＂的观点，彻底克服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心理的时候了！

　　（三）个体与群体关系问题

　　既然人道主义中的人既指单数，又指复数，那么，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就必然涉及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贯彻执行以人为本的方针，就必然涉及到以个人为本和以群众为本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性原则．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指明了人是离不开社会关系而离群索居的，正是在社会交往中，做为个体的＂自我＂，逐渐产生了对＂他人＂存在，＂他人＂利益的感悟，进而上升到对群体、社会、国家的存在、利益的认识．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４）p34，＂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１６）p84的同时，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３）p167这种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既不是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定言命令＂（亦译为＂绝对命令＂），也不仅仅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准则，而是依据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各个时代所应遵循的道德信条，连在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当权的社会中，人们也要在公开场合下承认这一原则，反对个人对整体的损害．中国古代孔孟之道的＂仁义＂，墨子伦理中的＂兼爱＂，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正义＂，柏拉图的＂善德＂，指的都是这一原则．在中世纪，这种道德传统并未中断，中国宋明理学和欧洲基督教神学甚至在扭曲的意义上强化了这一原则．现时代，产生于西欧的新教伦理精神，产生于北美的社群主义（communitanism）和产生于东亚的新儒家道德，也是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的体现．难怪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流行多年的具有浓厚相对主义色彩的＂价值澄清学派＂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由于忽视群体利益而受到广泛批评，而强调群体利益的＂品格教育＂，则流行起来．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里根和乔·布什，在他们当总统时，也都要求政府官员努力＂为人民服务＂，＂不谋取私利＂．（２７）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一原则．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社会生物学，依据大量的实地考察，发现在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甚至在昆虫类动物中，广泛存在着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分工互助和＂利他主义＂现象，如蚂蚁中的兵蚁，甚至常常为了保卫整个群体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由此可以设想，在人和人类的基因中，有着同动物本能相似的＂群体高于个体＂这一潜在的生存准则．而人具有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的特性，便能以理性为这一准则找到更为深刻的社会基础．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就要宣传对人类群体的价值、利益的尊重，这在任何时代的人道主义者那里，都是没有疑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也不例外．认为人道主义只关心个人，或认为宣传人道主义会助长人们只关心自己，是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据的．当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国家＂总以群体的代表者的面目出现，但它首先维护占有生产资料的富人的利益，从而使这一原则带有相当程度上的虚伪性，＂国家＂也就成了当年马克思批评过的＂虚幻的集体＂的代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广大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便能赋予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以较为切实的内容．党多年来所倡导的集体主义，首要内容便是群体高于个体这一原则．中共十六大所强调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以及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践履的爱国主义，可以视为扩大至民族和国家范围的集体主义，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可以视为在否定人剥削人的制度基础上使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起来的集体主义，这是人道主义的重要表现．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又指明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应当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的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由此，在他们看来，＂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１６）p23`86`514`274＂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的发展的历史．＂（１７）p478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４）P27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原则可以概括为＂尊重、关爱个体＂，与前一原则＂群体高于个体＂相互补充着．事实上，人一生下来就具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这种＂类＂的特性．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进行活动时，在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有个＂我＂在起作用．那么，怎样解释＂利他主义＂和＂为我＂的关系呢？在人们深入研究＂我＂时，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人们在期望得到个人满足和个人报偿时，不只有物质上的和眼前的东西，还有精神上的和长远的东西．由为了他人、群体、社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所获得的赞誉，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和长远的满足、报偿的表现．当这种品格成为一种情感和信念时，便产生了一种超越性，形成一种崇高的快乐感和慰借．有时，在无明确信仰的母亲身上，＂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品格，也会自然地表现出来，即为了亲子，肯于付出自己的一切．由此可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品格，在人的天性中，即人的遗传基因中，就是同人的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天性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利己和利他这两种人的特性，在原初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特性又完全能够相辅相成．近现代一些大思想家们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主义时质疑说：＂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吗？＂（２８）p176他的答复是肯定的．恩格斯在早年的一封信中也说：＂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
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１７）p12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用语上不象他们后来那样规范，在＂利己＂与＂利己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未做区别，但他们还是揭示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有阐述．他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５）p267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是剥夺了个人所有权，而是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权．车尔尼舍夫斯基借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之口说：＂你从自己、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恋爱想起，一直想到人人都应该幸福以及应该促使这一点快点到来．＂＂大公无私┅┅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２９）p581可见，在集体主义思想中就包含有＂尊重、关爱个体＂这一原则．当然，如果夸大自我保存、自我发展和个人利益这一面，把个人放在群体、社会之上，陷入了自私自利、利己主义，那就违背了集体主义原则，有害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为正直的有识之士所反对．

　　长时期以来，在原苏联和中国的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只重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一论述，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一论述．由于背离了群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集体主义常常异化为否定个体的群体至上主义．这种群体至上主义将＂为己＂与＂利他＂绝对对立起来，似乎一个人只能利他而不能利己，只要利己了，就不能利他，甚至会损害他人．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这种群体至上主义突出表现在对个人利益、权利的抹杀和压制．那时，人们似乎不应有个人肉体组织和情感欲望的要求，有些先进分子例如共产党员，即使有了合理的个人需求，也往往难于启齿，使之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之中．对于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也无条件地加以控制．那时，在社会的表层，似乎洋溢着极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党员之艰苦奋斗是要＂把一切献给党＂，干部的恋爱结婚也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群体至上主义必然压制社会成员个性的成长和全面发展，限制和束缚社会成员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并导致＂虚幻的集体＂的出现．群体总是要有人来代表的，这个代表可以是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也可以是领导者个人．在群体大多数人主体性失落的情况下，这少数人或个人便可能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而行事．而当群体的代表者以＂组织＂，甚至以＂党＂的名义来压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时，便难以改正错误，并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在＂文革＂中，林彪、江青等坏人，利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以＂党＂的名义，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群体至上主义是否真能带来高尚的思想境界呢？不可否认，在五六十年代党所开展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雷锋和雷锋精神的出现，好人好事的增多，就表明了这一点．但在群体至上主义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生活弥漫着一种＂欲高不实，欲速不达＂的景象，在良好风气中夹带着勉强、做作的成分．这样的＂良好风气＂是经不起碰撞的．果然，在突如其来的＂文革＂中，一些人尽可以喊着林彪鼓吹的那个群体至上主义的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却掀起了一场人整人的混战，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内乱，社会风气急转直下，＂雷锋叔叔不见了＂．在＂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又出现了被压抑多年的人欲横流的局面．这一次，一些人公开抛弃几千年来公认的道德规范，赤裸裸地干起损人利己的勾当来，这就是一些学者所称谓的＂道德滑坡＂．中国社会这短短的一二十年思想道德面貌的急剧变化，很能说明群体至上主义的＂思想教育＂是多么的软弱无力．难怪经过多年崇高的道德口号洗礼的当代中国，并不比长期受个人主义洗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上更为好些呢！

其实，＂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自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以来，至今被西方社会崇尚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的原意是对个人财产（经济）和自由（政治）等权利的认可、维护，对个人奋斗和成就的尊重、鼓励，反对以群体、国家、君王、上帝的名义，对之进行侵害．这显然是人道主义的表现，是对集权主义、君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一种拒斥，因而就总的方面来讲，它的社会历史价值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西方社会几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因此，当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表现出了相当的生命力，猛烈地冲击了盛行几千年的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了它，并将它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面大旗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时，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严厉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在读译著＜伦理学原理＞时所写的批注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为个人所设，而非个人为社会所设也＂．＂凡有压制个人违背个性者，罪没大焉．＂当然，个人主义有先天之不足，它把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绝对化、孤立化了，夸大了个人价值的意义．本来，肯定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只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即单数的方面，而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复数的方面――群体的价值和权利．这样，尽管个人主义的原意并非自私自利（selfism）和利己主义，却容易衍生出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正因此，宣扬个人主义的正直的思想家洛克和边沁等人，并未忘谈论＂社会利益＂、＂公共利益＂，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事实上，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利己主义确实泛滥起来，危及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良知、有见地的思想家纷纷起来医治这种疾病：在十八世纪就有康德的＂定言命令＂与之对抗，但正如恩格斯曾批评的那样，这个＂定言命令＂实在软弱无力．到了十九世纪，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外（３０）p533，还出现了费尔巴哈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王尔德（英）的＂新个人主义＂，前者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后者则称自己的＂新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做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在思想信仰上继续前进，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对个人主义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而中国革命斗争的极端残酷性，经常出现党员个人意志或利益同党的意志或利益相矛盾的状态，这就要求以前者来服从后者，甚至为了党的整体而不得不牺牲党员个人生命．这种状况，使中国共产党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了．继三十年代批判了个人野心家张国焘的错误之后，又在五十年代批判了个人野心家高岗的错误．由于在批判中，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致使在广大干部和党员乃至群众中，把个人主义只理解为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而这种理解，显然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的原意有所不同．毫无疑问，这种批判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即否定了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六十年代流行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于概念上的混淆，在实际操作上没有尊重广大干部和党员乃至群众的个性和意志、权利，以及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导致群体至上主义的盛行，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当前，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那种以自私自利、利己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是必须批判和克服的，这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道德水平所需要的，也是建立、健全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必须避免和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群体至上主义．对此，人们有必要重温列宁和毛泽东基于历史教训说过的两段话．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四年说道：＂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接着他就指出：＂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１９）p572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第四个年头对青年团的干部说：＂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情了，以致过度疲劳．＂（３１）p84他特别要求关心青年人的生活，包括身体健康和恋爱婚姻等，使在场的青年团干部十分感动和惊奇．因为在群体至上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听惯的只是如何做到艰苦、克己、奉献、牺牲等方面的教导．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话没有坚持下去，群体至上主义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发展起来．历史表明，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群体至上主义比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更大．因为这里的＂群体＂的至上，很容易转化为＂群体的代表者＂的至上，即＂掌权的官吏＂的至上，造成权力腐败的盛行．现实表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着力培养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使每个人的创造活力都能迸发出来，敢于和善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监督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言行，以致将民主意识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完全必要和迫切的．人们不难看到，目前在党内外仍然存在着邓小平曾严肃批评过的人身依附和阿谀奉承之风，下级不敢监督上级，秘书不敢监督首长，干部顾虑自己的去留和升迁而不敢行使民主权利，农民不懂和不敢维权等现象，这也正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真正站立起来时，做为社会公仆的官吏才不敢懈怠和放肆．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党在建国后所犯左倾错误的教训，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发起方＂的一些学者在论及人、人性、人道主义时，突出了＂单数＂的方面，强调树立个人的主体性和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应该说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而这与抵御自私自利、利己主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这种强调＂单数＂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那么，在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增强后，是否会造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怀疑的不良后果呢？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要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说法，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３２）p225，这种＂不够格＂，不但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对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采取怀疑态度，并不等于不要社会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对，有了怀疑，才有改革的要求，才能勇于进行带有革命性质的改革，以建设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再也不能把已僵化了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人所称谓的斯大林模式，当做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了，再也不能象八十年代初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了！对于左倾错误领导的广泛怀疑，开始是在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前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加以坚持和改善的，而这又离不开觉醒了的群众的积极参加，即群众在服从党的领导的同时，还要监督党的领导．再也不能把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领导，以及官僚主义者的领导视为真正的党的领导了，再也不能盲从一切了！值得指出的还有，在当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而民主监督又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完全必要的．

　　（四）＂回到出发点＂的方法论问题

　　讨论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涉及到＂回到出发点＂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了，需要认真加以讨论．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自由的联合体，那么这种终极目标自然也就成了他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已蕴涵了这种方法论的因素．黑格尔在谈到柏拉图的辩证法时说：＂世界的本质在本质上说就是这种自身回复者回到自身的运动．＂（３３）221他把这一思想还扩展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被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受并加以改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原理，阐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专门辟出一节“十三、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来进行阐述。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伟大思想家列宁和爱因斯坦，各在自己的领域中，对这一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做了更为直接的说明。列宁在评述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时写道：“无论是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１２）p39o爱因斯坦在科学创新中，特别喜爱他所说的“简单性的观点”，如在空间上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在时间上追溯到研究对象的原初状态，在逻辑上找到基础性的概念、公理等。他在晚年甚至认为，对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来说，“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的工具。”（３４）p480这种简单性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回到出发点的辩证思维方法。事实表明，对简单的，具有原初性质的对象的研究，往往会发现极其重要的真理。千百年来，一个最简单的，然而也是最重要的事实，被那些大理论家、大学问家忽略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２５）p574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抓住了这个具有出发点意义的简单事实，终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经常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他善于变换斗争策略，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劳动群众的最终解放这个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曾把党的路线和纲领叫做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把由之派生的方针和政策，叫做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诚然，总路线和总政策相对于人民的自由解放这个总目标来说，不具有出发点的意义，但相对于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来说，却具有出发点的意义。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３５）p1211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要求用做为出发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来管做为派生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也就是后来他说的要用大道理来管小道理．这种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武器．邓小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以简单明了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著称．他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工作环境中，抓住原来的出发点．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引用了四川省的一句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３６）p1085，通俗地说明了，某项政策只要有利于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是可取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进而在有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３２）p372邓小平的＂回到出发点＂的辩证思维方法，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前提．在这里，几位伟大的革命家都没有离开＂人＂这个出发点．当然这里的人，是阶级社会中的人，这里人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的一部分或先导．其中被毛泽东做为出发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未直接提到人，那是同他阐述问题的时空背景直接相关的．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绥解放区考察时发现，那里的许多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记住了党在当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出发点，以致出现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用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来鉴别，是较容易纠正的．这里也表明，对回到出发点的方法论的理解和运用，是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而人的解放，则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出发点．

＂回到出发点＂的辩证方法，对矫正人们在认识和行动中的谬误，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针对着普遍存在的所谓＂路径依赖＂（rathdependence）的社会心理，即由于习惯和迷恋于枝节的、局部的、暂时的观念、规范、途径，而造成对本原的、整体的、长远的思想、纲领的＂遮蔽＂这种弊病，近些年来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约·奈斯比特所谓的＂形势发则＂（lawofthesituation），即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37)p83意思是要人们在行动中，牢记自己的出发点，盯住自己的总目标，而对为之服务的一些具体做法，则不可固守，应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日本学者拓植久庆在一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讲述了这种方法；
＂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宽广地浏览整个问题，然后再组织起来，最后导出结论．＂（３８）中外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人类的包括知、情、意在内的过分复杂的心理，有时会成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障碍，而回到简单的，做为出发点的东西上来，却往往是走出迷宫的一把钥匙．这种迷宫之所以普遍存在，是有深刻的认识根源乃至整个心理根源的．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容易把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思想观念凝固起来，往往囿于某种结论而忘记了产生这一结论的前提，抓住了派生而丢掉了始原，拘泥于手段而离开了目的，注意于眼前策略而忽视了长远战略，从而造成了对原来出发点的＂遮蔽＂．这种＂遮蔽＂一旦被固定下来，便导向错误．从人的思维过程上看，主体在用概念和判断揭示客体的诸多属性、联系与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多次的肯定和否定，取舍和重组，便蕴涵了背离概念和判断原有含义的可能，而一旦思维在某个环节上停顿下来并被僵化起来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又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的心理机制上的这一特点：人的知、情、意等心理过程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既有内在的一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机制，又充满矛盾、错位乃至冲突．人们有时因感情冲动而失去理智，＂小不忍而乱大谋＂；
有时把某种合理需求急功近利化，变得鼠目寸光；
有时在困难面前缺乏足够的勇气，以致动摇或放弃了原来确定的正确目标；
有时把过了时的规则奉为圭臬，抱残守缺；
有时把某种信念过分理论化、理想化，缺乏或失去感性的光辉和现实活力．这种弱点，也可以用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一词来表述，即背离了原来的出发点．这种弱点似乎是人所固有的，连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也不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思维的大师，为了同那些到处鼓吹＂爱＂而反对阶级斗争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在活动的后期，较少地谈到人、人性、人道主义，这就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只知搞阶级斗争而忽视了人道主义这个出发点．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列宁，也是一位辩证思维的大师，但他承认自己有时会忘记＂出发点＂．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中，他用＂争取面包＂来比喻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时他写道：＂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３９）p325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毛泽东同样是位辩证思维的大师，他反复强调＂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出发点．但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却在事实上把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同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割裂开来，似乎忘记了革命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解放和幸福．具体来说，党领导人民搞阶级斗争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而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
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供人民享用．然而，当认识和行动在＂阶级斗争＂这一环节上停留下来并被僵化起来时，便出现了＂为了＂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甚至在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之后，仍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到处寻找斗争对象，以致到党内寻找＂走资派＂的局面．同样，当认识和行动在＂变革生产关系＂这一环节上停留下来并被僵化起来时，便出现了＂为了＂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甚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基本消灭之后，仍然追求＂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局面．这两个＂为了＂，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文革＂这场灾难，是严重背离了共产党人＂原来出发点＂的结果．由此还可以引申为，同人的自由解放这一进步人类的最终出发点相比，任何＂主义＂都显得渺小了．也就是说，某种＂主义＂，即使叫得最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但如果背离了这个最终出发点，也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以五四时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来说，为什么在五花八门的中外社会思想理论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因为它在救亡图存，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生幸福的斗争中派上了用场，而不是因为它是命中注定的先验真理，＂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４０）p778．如果有某种主义，漠视人、人性、人道主义，不关心人的解放，即使说得头头是道，被思辨成至尊至善的绝对真理，也必将为历史所淘汰．（可参阅拙作＜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载＜理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在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发起方＂阐述了＂青年马克思＂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关切，并指出这种关切，贯穿于马克思的终生，而＂批评方＂则认为，由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这种关切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同日而语．一提到＂不成熟＂，似乎便抓到了＂发起方＂的软肋，从而能轻易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人、人性的关注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但是，用＂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来进行剖析，这里的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即刚从唯心主义转变过来的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变过来的共产主义，虽然还不是＂成年马克思＂的思想，但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关切，却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必备条件．也就是说，＂成年马克思＂不是在否定，而恰恰是在肯定＂青年马克思＂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关切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其社会历史性，才最终创立唯物史观的．这里，诚然不能象存在主义者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第三章）中那样，把唯物史观中的人性本能化，认为＂自由社会根植于新的本能要求＂（４１）p157，但也不能象结构主义者阿尔图塞在＜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中那样，认为在＂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之间，在人性问题上有所谓＂认识论断裂＂（４１）p212．这里，人们普遍忽视了这样一点：青年马克思的正确思想，正象任何一种正确思想一样，在后来的发展中，既有丰富、加深的方向与可能，又有背离、＂遮蔽＂的方向与可能．事实表明，在唯物史观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对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丰富和深化了，但也出现了由于它不再经常被提及，而导致的在理论表层上对它的忽视．这是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并不值得奇怪的现象．恩格斯晚年曾谈到他和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就出现过类似缺陷：＂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１０）p479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注意同那些用＂人性＂、＂爱＂的说教来反对阶级斗争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也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谈论人、人性、人道主义．尽管这是有缺陷的，却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践履者，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发展了唯物史观的诸原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不注重宣传人道主义的缺陷，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认为一种正确的、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只会走向丰富和加深，而不会出现背离和＂遮蔽＂，是不符合人类思想史的实际的．马克思曾谈到过自弗•，培根以来西方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指出：＂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并且＂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但却使＂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３）p163`164`165恩格斯曾谈到过，从古希腊盛行的朴素的辩证法，到欧洲十八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各门类科学的真正分化，就没有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但是，＂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２５）p168关于这一点，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也曾有见地地说过：＂原始人意识到的世界统一性的程度要比现代社会里被分裂得很散的人所认识的更高．＂（４１）p181可见，不能认为＂成年马克思＂的思想的任何部分或提法，都注定比＂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更为科学和正确．在某种条件下，用＂青年马克思＂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提法，来澄清或矫正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种有缺陷的提法，是运用＂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方法的表现．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重要方针，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若干年来，在讨论和争论包括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内的众多问题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总是担心自己的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相同或＂混淆＂之处，自觉与不自觉地表白自己的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阐述某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时，也习惯于使用＂完全相反＂一类话语．这就有必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揭示其间的真正区别与联系．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各个阶级、阶层、群体、集团的地位和利益的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呈现着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功能的视角上观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类属于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并且都以前代文化遗产为其思想理论渊源．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结论，便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这正是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之间，虽然常常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却具有相同的争论基点，并能找到共同点，以致相互影响、渗透的原因所在．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的社会功能在于，有利于巩固和保存既有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的社会功能在于，有利于发展和提升既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创造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事情是复杂的，一个坚持变革型理论的派别或个人，也会在思维活动与语言表达中，兼顾到或在一定程度、一定视角上表现着＂保守＂的方面，反之亦然．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流行着这样一些大体上属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孔德到斯宾塞的英法实证主义哲学，从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凯里（美）、巴师夏（法）、洛贝尔图斯（德）的新政治经济学，从洛克到边沁的英国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社会学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都是为建立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的或盲动的社会主义，卡贝、魏特林的空想的或盲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都是为改变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应的是，前者代表的大体上是已经完全取得政权或即将完全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代表的大体上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或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具有统一的方面和共同的利益，加之具有相同的认识背景和共同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虽有区别性和对立性，但却具有相同性和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于人类文明做出高于同代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来，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能以站在社会现实的运动、发展的立场上，透过＂稳定＂的背后，看到变化和斗争，这就比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本质揭示得深刻些，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渊博的知识，吸取了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思想成果，又具有穷根究底的治学精神，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艰巨的研究工作，这就比单纯出于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或激愤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的其它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即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来得科学些和正确些．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各国名声大振，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刻影响了其它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整个世界，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思潮．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等地取得了不容否定的重大成就，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地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大大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活动方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对于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对于建立和建设人类美好的未来，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产生在十九世纪，但比二十世纪的一些重要学派的代表著作，在论述深度，逻辑力量，可接受性等方面，都要高明得多．事实上，当代某些名著，特别是某些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显得深刻，并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代科学背景，有的甚至闪烁着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开创出了新的学派，给人以启迪，但其论点之不加论证或论证乏力，逻辑结构之混乱或破碎，语言文字之晦涩或模棱两可，东拉西扯式的跳跃或漫游，想哪说哪的自言自语或发号施令，贵族式的自听自赏或自吹自擂，连本民族圈内的学者都只能硬着头皮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然而，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不是完美无缺、万无一失的，都无权要求人们给自己打满分．这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听来有点刺耳，但这却是科学理论――客观真理本身的属性决定的．黑格尔看到了任何真理都有其缺欠之处，用他的说法就是：＂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４２）p42做为真理的表述形式的任何判断，＂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只有无穷个正确判断的总和，才能构成真理，＂真理就是全体＂．（１４）p100`56马克思在对整个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剔除和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真理观，拯救了黑格尔真理观中的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做出了比黑格尔哲学更为明确、更为深刻的论述．现代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哲学方法论，更表明了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明，真理的相对性既根源于客体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属性和关系，又根源于主体本身认识的局限性和所设定的参考系的多变性，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多种多样的方式．现代语言学和现代解释学指明了，任何理论，包括做为科学理论的真理在内，都免不了语言的＂纠缠＂，都要人来解读．按照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任何语言，虽然可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可能做到完满的表达．按照罗素的同行、朋友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同一句话，不但如黑格尔早就说过的那样，由不同的人说出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出不同的意义．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对同一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而＂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４３）p174难怪美籍德国哲学家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感叹地说：＂人必须经常注意所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它们都是人的创造；
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阱．＂（４１）p58在现代科学哲学中，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逼真度＂），到批判理性主义者卡•鲍波尔的证伪主义（＂试错＂），再到历史主义学派库恩的＂范式＂革命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表明了，任何科学理论――真理，都具有不完全性．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外思想理论界对此已大体上取得了共识．

　　马克思做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他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有些话是他即兴说出和写出的，难免出现差错．他在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期间，由于谋生的需要，在较短的时间中写了大量的文章，就曾出现过闪失，造成如马克思本人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和论坛报出丑＂的过错．（４４）p198他说自己＂对名称记忆很差＂，有一次就把＂日本＂误为＂爪哇＂．（４５）p223`220他在写作＜资本论＞第四卷时，对＂费用价格＂这一术语，在三个分册中赋予了三种根本不同的含义，即c+v+m（第一分册），c+v+平均利润（第二分册），c+v（第三分册），造成了术语上的混乱，而这在同一卷书中是不允许的．当然，做为尚未加工的手稿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聪明才智使他对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判断，比同代人要准确得多，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１０）p238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马克思本人占有的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使他难免有时做出不当的结论来．他在１８５２年曾断定路易·波拿巴即将发动战争，＂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４６）p7这一预言，没能实现．他在１８６９年曾断定＂德国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４７）p597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正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用武力自上而下地完成的．当然，具有高度自我批评精神和强烈责任感的马克思，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勇于改正，如在爱尔兰问题上就是如此．（４７）p398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指的这些具体论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其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和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所做的原则性回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二十五年后说的那样，这些＂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至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４）p228之所以要＂做某些修改＂，不但是由于时代在变化，而且由于真理本身即具有不完全性和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缺陷．正象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的、稳定的方面，而易产生僵化、呆滞的弊病，在社会革命到来时会逆潮流而动，从而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变动的、发展的方面，而易产生过度超前的弊病，在社会相对平稳时，有可能冒然前进，从而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虽曾犯过右的错误，但主要犯的却是＂左＂的错误，即对社会革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变，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发生并取得胜利．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曾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版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１７）p538，并一度要求＂不断革命＂（４）p479．五十年代，马克思在阐述欧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速爆发和迅猛发展．在１８５３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时，马克思曾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５）p6在１８５７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预言＂革命临近了＂（４５）p145．历史表明，马克思在四五十年代的这几次判断，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５）p267的预言，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德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会很快掌权，甚至说过：＂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２０）p283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同时，都几次陷入过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３９）p857他还曾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为＂国际的专政＂．（１９）p274正是这种急躁冒进情绪，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至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做法和危害，更是尽人皆知的．鉴于上述教训，邓小平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３２）p139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具有的缺陷的表现．

在新的历史时代，即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做为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调整自己的叙述框架，尤显必要．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做为经济全球化＂领军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起来，掀起了以微电子技术，互联网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物质财富和群众收入极速增长起来，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出现了所谓＂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经济活动方式，开始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加快了，国家政权之担负社会公共职能，特别是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的职能，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迅速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广泛建立的同时，普选权和其它政治权利，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以致能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而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资本股权的分散化，使阶级界限模糊起来．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也有所改变，那种只顾眼前私利而不顾长远公利，＂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的资产者，大大减少了；
那种＂对社会需求永远是一个未知数＂的状况，也被一定的计划性所取代．很明显，现时代的阶级关系已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同列宁的时代，大为不同了，对立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突出起来，阶级斗争大大缓和了。在国际关系中，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只在小范围内发生过。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共同利益凸显出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日趋频繁，共同发展的愿望日渐强烈。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就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体现。当然，世界还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以及由于民族、领土、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冲突，仍在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但时代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单一的或比较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或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过分集权，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展缓慢，执政党又屡犯左倾错误，加之原来的经济与文化比较落后，使之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于是，在上一世七八十年代，改革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遗憾的是，原苏联等多数国家在改革中遭到了失败，乃至葬送了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在改革中取得了公认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很明显，时代的这种变化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遭到巨大冲击．也就是说，对于主要适用于激烈的阶级斗争，频繁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叙述框架，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使之能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增强解释力，较好地回答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调整过程中，除了要研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外，还要挖掘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本＂资源，特别是要认真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优秀思想，不怕找出共同点，不怕所谓的＂混淆＂，更不怕失去所谓的＂纯洁性＂．现代西方一些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又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一些旨在批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弊端而又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具有某种历史局限性乃至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有的还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回答．这些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在阐述诸如人的发展，经济生活，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思维方式以及应对战争灾难，贫困悬殊等问题时，提出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见解和对策．在哲学领域中，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多视角剖析（如人本主义诸学派），对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规律的深入研究，对与非线性科学（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直接相关的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的探索（如科学主义诸学派）等，在树立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热情，开启人的智慧，改善人的思维方法，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等方面，都是有益的，并可以在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框架中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关于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的原理，关于在政府官员中会出现＂寻租＂现象的布坎南原理，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悖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关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等，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有价值的，并可以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叙述框架中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政治学、法律学和伦理学中，关于建立良性的政治运作程序的政治生态理论，关于在西方已深入人心的法制观念和强调＂应当＂的新自然法学，强调＂现实＂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社会＂的社会学法学，关于抵制个人主义泛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等，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可以借鉴的，并可以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中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或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之广泛传播，是历史的必然，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一些经济学理论及相关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直接运用，一些法学理论及相关规范和术语在制定与实施法律中的直接运用，尤为引人注目，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这表明，这些社会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共同性和相通性的，是可以和应当＂互补＂的．对于互补原理，当年在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上与哥本哈根学派首领丹·波尔进行长近三十年争论的爱因斯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却与对手有一致之处．爱因斯坦说：＂对应于同样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３４）p115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在谈到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两大学派时说：＂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是完全一致的．＂（４８）p55由此，自达·芬奇以来＂真理只有一个＂之说，只是在同样的时空背景中，设定同样参考系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如果转换了时空背景，设定了不同的参考系，真理并不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理的多元性．中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热心于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他在＂文化自觉＂中，反复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与波尔的＂互补＂原理，爱因斯坦的＂几种理论＂，石里克的＂形式不同实质一致＂之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同一社会现象会有不同的反映形式与表述形式，但两者皆可以为真．如果说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江泽民讲过的＂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４９）p110，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宽广胸怀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敢于和善于兼容并包，表现出一种理论上的宽广胸怀！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自己理论的特异性，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刚出现时，在所难免的、必然的．当然，他们有时也强调的过了头．在１８７５年看到哥达纲领草案后，马克思对其中复述拉萨尔的一些提法极为不满，气愤地在一封批判信中说自己＂和它毫无共同之处＂．（５０）p13但事实上这个纲领和马克思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并终于获得原来分为两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赞同和通过．马克思不久便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而在广大工人和资产者看来，哥达纲领和马克思的理论之间并无区别．由是，马克思便一改原来的想法，在生前没有公布自己的批判信，并在总体上支持了以哥达纲领为旗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原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往往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动辄谈论＂根本不同＂、＂完全相反＂，在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种相当普遍的心态，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段时间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在党中央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方针之后，在澄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今天，努力创造出＂互补＂的气氛是完全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也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占有者的面目出现，居高临下地用一根不变的标尺在那里衡量和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了，也不应设想＂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更无必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做过度解释，千方百计地从中发现＂微言大意＂，把一切新思想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早已有之＂的．至于＂异化＂一词，＜美国哲学百科全书＞（１９７２年版）在考察了该词的历史沿革和当代解释之后认为：＂面对这么多的定义，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中国的学者已倾向于把异化解释为，主体活动所带来的结果与主体当初的愿望相疏远、背离乃至对立．当然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用它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是否恰当，是否必要，是否有重大价值，也应当在运用过程中，加以鉴别和取舍．这里还有＂个人爱好＂、＂市场调节＂和＂约定俗成＂的问题，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硬往＂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上拉．至于那种从维护既得特权或特权地位出发，惧怕谈论乃至以行政手段禁止谈论＂权力异化＂，＂公仆异化为主人＂的做法，则已超出理论探讨的范围了．做为一个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人，在评判和对待某种理论观点或提法时，应当坚持从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个根本宗旨出发，而不能从当下某些掌权者的地位和利益出发．不能把＂带刺的批评＂，一律视为＂别有用心的攻击＂．如果党只可做自我批评，而不允许别人开展批评，那就会损害做为先锋队的党的生命力．一时看不清的，也要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期望在没有国家政权范导的情况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战胜＂或＂取代＂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最有可能的态势是，各种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各自既有的基地上，通过与其它理论的交往、对话、讨论、批评，互相取长补短，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共同汇成真理的海洋，以致在一个时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通用的＂话语＂、＂范式＂、＂概念体系＂、＂研究纲领＂等．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真理海洋中，马克思主义可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提供最有分量的成果，做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的过程中，还要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方法，而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宣传教育中吸取某些经验，就是必要的．现实生活中的三例，令人深思．一是某位加入共产党几十年的老同志，在退休前夕改信佛教，她解释说：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的大公无私一类思想，好是好，但能有几个人做到呢？连宣传它的人都没能做到，还是相信佛，做点好事吧！二是某地在评选文明村的活动中，有个普遍相信天主教的小村，由于邻里关系融洽，互助友爱风气浓厚，无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行为，而被提名，此事引起争议：这个小村的群众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以＜圣经＞为指导，怎么能当文明村呢？三是某出生于台湾的外国大企业的华人副总裁，是位学识渊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辞去副总裁后，致力于为中国大陆学生宣讲有关人生、人格、自信、成功等理念，比国内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进行思想教育的教师和政治工作者，更受学生欢迎．这三例既使人想起了当年列宁讲过的一段话：＂十八世纪无神论者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１９）又促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弄成与其他社会思想理论绝对对立的，或圣洁无比的信条，只能削弱它的科学性和战斗力．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江泽民文选（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２）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１３）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１４）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１９）列宁选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２１）列宁选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２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２３）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

　　（２４）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M］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１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６）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７）参考消息[N]１９８９，１－２８．１－２９

　　（２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２９）北京大学西语系·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言论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３１）毛泽东选集（第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

　　（３２）邓小平文选（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

　　（３４）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３５）毛泽东选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３６）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７）奈斯比特·大趋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３８）拓植久庆·发现的逻辑［J］发现杂志社，２００４，１，１３

　　（３９）列宁选集（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４０）毛泽东选集（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４１）西方学者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２）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４３）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４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４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４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４８）石里克·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４９）江泽民文选（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From the Argument on Humanitarianism to Putting Forward to Humanism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 Inner- 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rgument on humanitarian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o putting forward to human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cours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 was reflected. This course set people on deep-going thinking about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human ; humanitarianism; humanism ;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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