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富了方丈穷了庙

　　有一次，我请一位思想较敏锐的朋友给我的一篇短文提意见。文章中用了当前的一句流行语“富了和尚穷了庙”。朋友说，这句话不确切，因为“穷了庙”不一定是富了一般的和尚，只是富了方丈。所以，如果改成“富了方丈穷了庙”就确切了。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两个字改得非常好。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可以说是“富了方丈穷了庙”的典型。在那座“庙”里，不能说没有少数方丈以下的和尚沾了光，但真正富了的还是马科斯一家。资本主义国家嘛，我们且不去管它。

　　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和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立国思想来说，是谋求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并实行基本上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以资保证，照理说是不应该再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现象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苏联著名物理学家A·萨哈罗夫说，苏联“官僚们远不是存在毫无利己之心的，在诸如居住条件、保健质量(尤其是大部分居民根本没有可能享用的现代药品)、教育质量等物质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都在滔滔不绝的侈论的掩饰下践踏着社会公正。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的工资被人为地压低了。这意味着事实上存在着隐蔽课税，其基本负担落到了收入水平低的人的身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职业工资被压得格外低。绝大多数退休者的津贴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层集团却享受着巨大而又不公正的社会优惠。”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不乏“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例子。1964年我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时，所去的那个乡非常贫穷，工作队组织参观乡民生活时，我看到有两家真是家徒四壁，主人出外讨饭去了，每家只剩下一个破碗，床上只有稻草御寒。但是，乡党委书记的家里则比较富有，家具陈设，比我们一般的教授家还好得多。我所在大队唯一收入较好的单位，是大队粮食加工厂，由大队支部经营管理，群众几乎无份。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歪曲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正确思想，不是运用经济规律发财致富，而是利用不正之风大挖公家墙脚，把全民和集体企业(甚至事业)变成“富了方丈穷了庙”的典型。近年来时常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例子，令人痛心。

　　我们知道，资本家是利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利用私人资本剥削致富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私人资本，而有的党政负责人却可以变成“富方丈”呢？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致命问题。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甚至党政机关负责人，虽然没有私人资本，但他们有权，而且是大权或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如果再加上不自觉，忘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甚至党政机关，变成他们的私人所有制单位，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其结果，当然就富了方丈穷了庙。80年代中期，苏联新闻界广泛揭露了一个著名事例。据我看到的材料大体情形如下：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产棉部“党的黑帮”“有组织地行贿而且受贿，大肆盘剥棉农”，“所窃取的赃款数以亿计”，“谁要有所不满，谁就被投入单人牢房或精神病院，遭到极为残酷的摧残”。我国的陈希同案件也是这种典型。除利用权力贪污大量金钱珍宝外，陈希同还利用权力，由北京市财政拨款3000多万元，占用公地6000平方米建造虎丘山庄和某“中心”两座豪华别墅，其中工作人员都是国家雇员，服务费由国家开支。名义上是彻头彻尾的全民所有制财产，但实际上只为陈希同和王宝森这两个“宝贝”的享乐和从事不正之风服务。表面上姓“社”姓“公”，实际上姓“资”姓“私”。难道全北京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够高了？难道北京市全体人民都已脱贫？如果不然，是不是和“陈希同方丈”富了有关呢？其他报刊上登载的那些许多较小事例，我们这里就不再举了。总之，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如果党政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例还是会层出不穷的。久而久之，广大人民群众是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能不坚决而彻底地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吗？

　　(载1998年11月23日《长江日报》第13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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