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发展与转型的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很多研究认为，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国、印度比西欧收入水平高，但18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西方有了起飞，之后，许多地区成为西方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地区纷纷争取独立，并在二战后取得成果。独立后的这些国家，在其领导人的努力下推动现代化，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在此差距下，大部分国家采取了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道路，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改革和转型，中国、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最近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今天的人均收入还未达到1990年的水平。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是少数，失败的是多数。

　　那么，1、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失败了？2、为什么中国、越南在转型后经济维持了稳定，并快速发展，其他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经济却经历了滑坡、崩溃、停滞，然后再缓慢增长？

　　国穷国富根源何在

　　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从文献看，最早找到的原因，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其人均资本高，后又提出是因人力资本多、技术水平高。从回归分析看，以上三项确实会使人均收入高。但这种分析只看到了表面，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自主发明或者引进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的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

　　20世纪70、80年代后，学界开始寻找决定一国生存发展的更根本原因，归纳起来有5个流行假说:1、幸运论。有的国家处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则处在坏的均衡点，国富国穷完全由于运气。2、地理论。发达国家都在温带，热带人均资源虽丰富，但易产生疾病，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积累人力资本;或者热带矿产资源多，生活容易，人就懒惰，经济就发展不起来。3、文化论。有些文化强调信用，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较高，这都会让经济发展起来。4、外向型国家易与国际经济融合，对外贸易可使一国获得新的知识、技术和组织方式，经济容易发展。5、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其激励结构，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提高教育水平及技术创新，经济就发展较快。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目前最为流行。

　　然而，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由什么决定?西方主流看法认为，一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比较，决定了该国制度的好坏。但我认为这在说明东亚经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各自的历史都保持了稳定性，原来的利益结构也没有太大变化。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的政策决定了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领导人的目标主要是稳定执政、在历史上有地位、使国家富强繁荣。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作决策可能是其最佳选择，依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舒尔茨就认为，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安排。

　　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决定一国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便无效率，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差，危机不断。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多是认识的问题、思潮的问题。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缘于工业，这种思潮亦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比如德国和法国原比英国落后，在政府领导下发展重工业，才赶超上来，苏联亦如此。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失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发展起重工业，原因是市场失败，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所以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当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教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市场失败，发展重工业。对市场失败的这些认识其实是错误的。

　　那些发展比较好的经济，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这样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符合比较优势，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保护补贴，市场就能发挥作用。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型产业政策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企业有无自生能力。产业政策若依据了比较优势，政府帮企业克服了信息、协调与外部性问题后，企业一建立其产品就能参与国内外竞争;产业政策若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无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补贴将长期存在，“婴儿产业将永远是婴儿”。成败就在于发展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利用了，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如果追赶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目标虽对，但认识错误，这样形成的制度安排只会压低积极性，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

　　“休克疗法”为何失败

　　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多是“果”，其“因”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制度扭曲的内生性使得“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不能同时实现。比如，若同时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在企业无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能导致两种结果: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政府为无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

　　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要高于在国有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无法占有补贴;当这些企业实行私有化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一方面，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另一方面，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因此保护和补贴的数额就不减反增。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在改革后有所降低。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企剩余属于国家，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靠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政府就通过大量印钞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这又会引发通货膨胀。1993年和1994年，俄罗斯通货膨胀曾超过10000%，这正是当时的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

　　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越南转型成功

　　中国、越南的转型成功，得益于推行了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这一方式有如下特征:1、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转型开始时微观主体效率低，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3、给微观主体一定自主权，同时推行双轨制: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允许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就可放开价格。渐进式改革的结果:1、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成功的原因。

　　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未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根本差异:1、苏联、东欧在改革中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在中国，计划内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价格由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中国、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则高。2、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改善。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企业等进入轻工业部门，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3、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厂长、经理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中国、越南虽推行利润留成制，但企业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4、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国家只有通过大量进口、借外债来满足需求，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中国、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中国的改革对其他转型国家有以下借鉴意义:1、政府应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2、在条件未改变前，不能减少对无自生能力企业的保护和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此要在资源配置、价格上实施双轨制;3、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当双轨制中政府配置比重越来越低时，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便成熟，在此过程中，法律制度等方面需不断完善。这样，就可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贫穷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第一，就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而言，技术升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要素禀赋是一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决定了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该国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六，企业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第七，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发展中国家如能根据实际选择转型路径，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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