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比较

　　尼采是西方近现代世闻名的诗人和哲学家；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最重要领人物，两人在时代上刚好是前后相连接，而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基本的差异，但是在下述几个方面作对比论，也是饶有意趣的：

　　一、　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论就思想生命或现实命运来看，都是富有浓厚悲剧性的人物。

　　二、　在文学的领域里，尼采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结合者；
陈独秀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推崇者。

　　三、　尼采对西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价值重估”的工作；
而陈独秀则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空前的“价值转换”的工作。

　　总而言之，在近现代中、西思想史上，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人物

　　一、　踽踽独行的尼采与结群而起的陈独秀

　　尼采在1844年出生，比陈独秀的生父要大4岁。陈独秀在1879年出生，就在那年，尼采刚辞去大学教的职务，结束其学者生涯，开始作飘泊的创作者。以 后，尼采贫病交迫，居无定所，漫游于南欧各地。在现实的生活里，尼采的生活越来越困顿，但创作生涯则越越旺盛。他在45岁时病倒，生命几近终结；
而陈独秀 这时正值少壮时期，各方面刚开始活跃起来。（有关尼采的生平事迹，见本书《尼采年谱》。由于纪念“五四” 而举办讲座，故以论述陈独秀为主，有关陈独秀早期资料，主要参看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和林茂生、唐宝林：《陈独秀年谱》）。

　　以往，一般读到陈独秀时都从《新青年》杂志开始，实际上这是一个断头史，因为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的一段历史和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略略谈谈他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活动。

　　陈独秀19岁那年（1897年），是他少年时期生命转捩点的重要年代，这一年对他有三件大事：（一）他到南京赴考，目击考场的怪状，此便对科举制度的弊害 有了透彻的认识。（二）他在思想上开始受到维新思潮的冲击。（三）他发表了他的第一个作品：《扬子江形势论略》。（孤本现存放于陈独秀家乡安徽安庆图书 馆。）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他进入东京专门学校（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就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励志社（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组织）。翌年，他与张继、苏 曼殊、蒋百里等另组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1903年，留日学界发起了“拒俄运”，由是而揭开了20世纪中国反帝运动序幕。在“拒俄运 动”的前夕，陈独秀和张继、邹容三人在留日学界中发生了一件“剪辫子事件”，他们合力将清朝驻日的一名学监的辫子割掉——根据章士钊的回忆，由张继抱腰， 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这事以后，三人均被日本驱逐出境。邹容回上海和章太炎合办《苏报》（不久便发生了《苏报》案，邹死于狱中。）当时，陈独秀回到安徽 成立“爱国会”，筹办《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亦有一孤本，现存放于上海图书馆，几年前曾影印成册，但发行量不多）。在辛亥革命以前，陈一面办报，一面风 尘仆仆，奔走于大江南北串连革命。敲起现代革命史上第一响的吴樾炸五大臣事件，就是由陈独秀策划的。（国共两党的历史文件都记载了这件史实。）陈还到上海 和章士钊、蔡元培组织暗杀团，自制炸药。陈、蔡二人在这时期认识，陈办报时的艰苦毅力给蔡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蔡请陈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基于此。

　　总之，在“五四”以前的陈独秀，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陈在辛亥间是江南重要的革命志士，之后，他任安徽都督秘书长，曾成为安徽讨袁运动的主要策划人。

（二）这时期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意识，贯串了他的整个一生。无论在他所投入或领导的救亡与启蒙工作中，这种挽救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他与他同代人的共同意。

（三）陈在创办《新青年》以及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所会聚的一批知识群（胡适之除外），都是他留日和参加辛亥革命时结识的朋友，用社会学上的名词来说，他们这 群是一个“Peer group”（合意组群），借尼采的话说，是一群“共同的创造者”。陈之所以能在以后发起多次思想文化及政治社会运动，也跟他这段日子所结识的志同道合的 朋友有关，这跟尼采一生之踽踽独行，从来没有结群志士相比，除了因为两人本身性格的差异之外，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

　　二、　尼采和陈独秀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悲剧性

　　尼采说：“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就他的思想生命的延续而言，确是如此。尼采生前孤寂无闻，死后他的思想迅即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正如尼采专家考夫曼 （W.Kaufmann）教授所说：“在尼采死后的一世代中，他深深地影响到如里尔克、赫塞、汤玛斯·曼、司蒂芬·乔治、萧伯纳、纪德和马尔卢等人物。” ——的确，他的影响力及于德、法的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雅斯培、海德格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只不过是这多方面影响的一面而已。仅对西方世界影响已如是，在东 方，特别是中国，尼采的影响似乎更加迅速而具有另一种深刻的意义。尼采死后不到几年，他的思想便对鲁迅和陈独秀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在于 个性张扬方面；
对陈独秀的作用，则在于伦理改造方面。个性之张扬，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共同有的特质，就这方面言，鲁迅并未把握尼采思想的核心问题。尼采学 说的核心问题是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之“价值重估”，陈独秀把握了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点，并借用尼采学说中的这一基要概念作为助力来改造中国传 统文化，以此来与鲁迅相比，则意义更为显著。

　　尼采和陈独秀都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内心都充满着种种冲突和矛盾的思想感情。

　　尼采内心的矛盾冲突感最为显著，他在20岁时写的一篇《心绪论》文章里说：“我们的心境取决于旧世界和新世界的矛盾冲突，而心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场冲突的 现状。”尼采所崇敬的希腊文化的理想形态和现代精神之不相协调，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尼采推崇希腊悲剧文化，认为这种文化的重要特点，是用智慧来代替科学 地位，以作为我们最高的人生目标。可是，尼采所处的时代，科技突飞猛进，商品经济蜂拥发展，人们满怀着乐观主义的信念，然而尼采认为：“这种科学的乐观主 义改变了悲剧的方向。”（《悲剧的诞生》）他批评现代科学主义所造成的非人化和机械主义导致生命的病态，分工的细微割裂了人的整体存在，而文化的庸俗主义 尤为泛滥。尼采还抨击现代人的生活缺乏灵性，人们之间缺乏真诚的交往，人们在急速的生活步伐中渐而迷失了自我，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性”像毯子似地向 世界各处展布着。在尼采的内心，文化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的理性和感性生活，都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尼采冀求异性感情之依托，屡遭挫折。美梦成空 时，他曾愤愤地说：“掉到谋杀者手中，岂不比堕入女人的梦幻里要好吗？”他还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口说：“爱情是对孤独者的最危险之物。”他似乎竭力压抑爱 情，事实上他内心是十分渴求的。正如他青年时代在《自我观察》一篇文章上说：“自我是个多面体，自我的各个组成部分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的确，他常以 “孤独者”自许，而内心的感情却是始终激荡不安。在孤寂、矛盾冲突的激扰中，反倒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激发他的“冲创意志”概念的诞生。

　　陈独秀的个人感情生活之表露，相对尼采来说就不太显露，这和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尼采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普鲁士在欧陆建立强权政治，在战胜 法国之时，举国充满着骄傲的气氛。在他青年时期，俾斯麦上台，开始统一德国并把他的国家带上富强之路。尼采在给他母亲的信上说：“俾斯麦具有巨大的勇气和 不可动摇的冷酷心肠，可是他低估了人民的道义力量。”普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他认为祖国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在家里坐着是不光彩的。

可是，当俾斯麦入侵他国的手段越来越暴露时，他又认为：“崇高的目标是决不能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的。”（1866年尼采给友人威廉·宾德信函）这里反映 了他复杂的心情，在大量的尼采和朋友往来的书信和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从没有停止过对德国的抨击，他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当代德国文化界的现象。虽然政治上，他 反对俾斯麦铁与血的扩张主义，他批评俾斯麦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但是尼采并没有明显的反帝意识。这点跟陈独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 受到多国侵略和欺凌，在这种危恶的处境下，陈独秀和他同时代人，在思想感情上便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上，陈的文章流露出浓 厚的焦虑忧思之情。

　　在当代思想界鼓动风潮的巨子之中，早期的梁启超与陈独秀的文字，感染力之强，直到今天读来犹动人心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鼓舞青年说：“青年如初 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 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然而他目睹当代青年，年少而呈老衰之状，衷心戚然：“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
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 神经者十之九焉。”当时的中国，充塞社会的空气，确实是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的景象。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处境，有着如此概括的指 陈：“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专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 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此情此景，陈独秀沉痛地呼喊着：“国 人无爱国之心者，其国恒亡；
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当其时，国几不国，而普遍国人犹无自觉之心。1914年他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上， 便充分反映了作者“无出路的苦闷，同时也标志对新道路的探索”（引自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他为了敲醒沉睡的国人，有时甚至故作危言，愤激地发出许多耸听 之言。

　　辛亥前后，陈独秀胸中感愤极深，常借诗文表露他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压力中，个人际遇的抑郁与孤愤之情（请参阅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早期的陈独秀是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受到巴黎和会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刺激，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开导者。但无论他的思想如何转变，民族危机意识都始终含 藏在他的内心，他的思想的转折，看来似为矛盾，但那是时代大环境的必然走向，虽然反映到他的内心有着无比的冲突之情。有些看似矛盾的观念却能取得协调统 一，有的则难以取得妥协并存，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看似矛盾，但在陈独秀思想中，这救亡与启蒙的工作是应齐头并进的：要挽救民族 的危机，必须唤醒每个国民的自觉、提高所有个体之质素。这时期他的接受社会达尔文思想，和严复一样，目的无非在于借此去刺激麻痹的民心。他之引介社会主 义，一则激于民族意识，在思想上也是对于民主与自由概念的扩大——即由精英分子而扩大范围到更广泛的基层民众中。但当他组党之后，则在权力结构中存着许多 无法调解的复杂因素，党的组织必须讲求纪律而以团体为尚，这样，群体意识之吞噬个体权益的事端自然屡屡发生。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间之不可协调关系，表现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尤为明显。在这之前（1927年之前）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的瞎指挥，使局面一再败坏，其后在中国要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管辖权 问题上，联共以列强帝国主义将乘机入侵为由要求中共“保卫苏维埃祖国”，托洛茨基也呼吁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在这关键的问题上，陈独 秀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中共中央，主张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说词。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是确当的，而当时中共中央盲从联共的 指示是错误的。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虽然他遭受到横逆的打击，但他对民族意识的维护，一如他对民主信念的坚持，是令人钦佩的。

　　尼采和陈独秀都可说是典型的悲剧性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悲剧”，是尼采特殊意义的解释。悲剧是对苦难人生的反抗，在人生历程中，历尽坎坷，但要能以战斗不 息的精神克服重重障碍，斩荆披棘开创新路。从这看来，尼采的一生，以坚强的毅力在病痛中创作，孜孜不息地为文化理想奋斗，“以血写作”的名言（见《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读与写》）道出他一生从事创作的苦心与尽力。从他作品中所展现的旺盛的思想生命，可以感知其悲剧豪情之光芒四射。

　　反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成就不在诗文创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在其作为时代代言人的感人论说，以及其投入于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献身精神。从某方面来说，陈独秀的悲剧性尤胜于 尼采，他所面对的现实环境的险恶程度实千百倍于尼采的处境。他一生因持不同政见而被捕5次，当他第五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律师章士钊曲意为他辩护以求减 刑，但他起立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他发表了自撰辩诉状说：“自予弱冠以来，反抗清帝， 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他的辩护内容和他所表现的道德勇气，实胜过苏格拉底的 《辩护书》。这位“冲锋陷阵的启蒙大师”，在给鲁迅的信上说：“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他晚年撰文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 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1937年撰《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他性格倔强，如其诗句中所述：“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作为 一个“终身的反对派”，终其一生不屈不挠地坚持理想与原则。

　　陈独秀和尼采所奋斗的理想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不屈的悲剧精神，则在各自的生命中同放异彩。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从事的“文学革命”与“伦理改造”两大运动，借用傅斯年的话，是他思想中的“尼采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文学观和文化观。

　　三、　尼采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尼采的作品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结合。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书上提出这样的看法：浪漫主义是无拘无束、热情奔放的复杂感情的流露，尽管它激动 人心，但过于粗犷，是他年轻时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艺术。可是只有当人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和谐时，才能真正欣赏荷马、索福克勒斯以及歌德的艺术。尼采对浪漫 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看法，显然是受到歌德的影响。本来歌德是浪漫主义的推动者，但是到他晚年，浪漫主义的文风趋于颓废，由积极转变为消极。于是，歌德和席勒 一样，肯定古典艺术，而对浪漫主义持对立的态度。在《歌德谈话录》里，歌德说：“近代许多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非因为它们是新的，而是它们是软弱的、感 伤的、病态的。古典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并非因为它们是古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强壮的、新鲜的、欢乐的、健康的。”

　　歌德在一篇《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文章里，列举“古典主义的特征，是纯朴的、异教的、现实的……而近代的文学是感伤的、基督教的……”。歌德所列举的古典之为异教的特征，近代之为伤感的基督教的特征，与尼采所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从尼采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来看，他的作品应该是属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产物。尼采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他对古希 腊悲剧人生观的憧憬，这不全然是古典主义之作。在他的作品中，酒神精神的腾跃风格之浪漫多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用热情奔放的语言来表 达内心世界的感情，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并突出人和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鸣，以及表达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就这标准而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是浪漫主 义作品的代表。

　　尼采在文学界里的影响，主要是透过他的文学创作而不是文学理论，这与陈独秀恰恰相反。陈独秀的影响主要是他的文学观而不是创作——虽然陈写得一手好的旧体诗。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提倡白话文，但他一直都是写旧体诗，对新诗有很大偏见。他认为诗是一种美文，白话难以写出美的诗歌，他很反对把散文分成短句。他说：
“诗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怀、诗的幻想、诗的腔调等等需要去琢磨。……有些人，把一篇散文，用短句列成一行一行的就说这是诗。不过诗歌究竟不同于散文，它要 有情趣，要读之铿锵作声，要使读者有同情之心，生悠然之感。”（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下引同）他被国民党关在牢里时，有一次，一位创造社诗人写 了一本诗，印得很新奇，有大字小字，正字歪字，加上一些惊叹符号，很像炮弹打出后的破片飞散一样，诗人拿去给陈独秀看，并请他指教。陈看了哈哈大笑起来， 说他不懂诗，不敢提出评论。

　　对于文艺创作，陈独秀很反对形式主义和依循着思想模式去写作，他说：“文艺这种作品，绝不能用模式来套住，八股文为何一文不值，就是因为这是僵尸的文字。

有人以为把政治思想塞进文艺中就是革命文艺，其实是错误的，如果这样，有党的宣传部和新闻记者就够了，要文学家干么？”他不赞成对文艺家画地为牢，要他们 写无产阶级现实文学，不要写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这是办不到的，也是束缚创作自由的。他认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其实优秀作品都 包含着这两种的。

　　陈独秀主张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但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定要有精美的艺术构思；
又认为现实主义不可以没有浪漫主义的色调。他说：“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文 学，文学要有幻想，要用浪漫的构思和手笔，巧妙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来，否则读读历史看看报纸就够了。”

　　陈独秀对浪漫主义作品的喜好，源于他留日时代。据胡适的回忆，陈独秀是最早将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介绍到中国：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
从浪漫 主义到写实主义；
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并在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见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原载陈东晓编《陈独秀选编》）

　　不过，陈独秀在文学界中最大的影响，要推他在1917年《新青年》时期提出的《文学革命论》的主张。他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局 面，他提出了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
（三）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章，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可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主张。

　　1932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二十四号）写了一篇文章：《陈独秀案》，他说：“陈独秀的思想中这个‘尼采层’是使他最不能对中国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 妥协的，也正是他的文学革命与伦理改造两运动中之原动力。”傅斯年说的正是。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尼采对西方伦理改造的观点，以及陈独秀对中国伦理改造思想中 的“尼采层”。

　　四、　尼采的反基督教道德观；
陈独秀的反儒家伦理观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从事的“价值重估”，一如尼采对西方传统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转换”，他们在各自的思想文化界的影响都是划时代的。

　　研究古典语言学的尼采，对于苏格拉底之前的悲剧文化持有特殊的史观，并怀抱着无比赞赏之情。尼采认为古典希腊是由阿波罗的梦幻境界与狄奥尼索斯的醉狂境界 之相互作用而激发悲剧文化的发展。这悲剧的壮阔而深邃的生命动力，是希腊人生机蓬勃的奋斗精神和丰富旺盛的意志力的表现，而狄奥尼索斯的生命豪情，更衍发 为日后尼采所推崇的“冲创意志”的概念。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之后，悲剧艺术中的狄奥尼索斯的成分被排除，因而导致希腊文化衰落的关键因素。而柏拉图则是“先基督而存在的基督徒”，千年来基督教文化 成为西方传统的主导文化，它继承了柏拉图二元论世界观：肯定另一个虚幻的世界而否定我们这生机蓬勃的自然与历史的现实世界。尼采指责基督教宣扬“原罪”以 禁锢人心，这教义“如黑铅般地压着人心”，使人成为“病夫”（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指称基督教信仰“亵渎大地”、“敌视生命”，他说：“上帝的 概念是生命最大的反对者”（《偶像的黄昏》）。千年来，“上帝”成为西方人的价值根源与准则，于此，尼采做出震撼性的宣言：“上帝已经死了！”

　　尼采宣称上帝已死的“上帝”，实乃道德的上帝（moral God）。尼采批评基督教的核心问题，乃是道德问题。他指出基督教以懦弱、谦卑、驯服、盲从为美德，因而他称基督教道德为“羊群式的道德”、“奴隶道德” （Slave Morality）。

　　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对生命意志的抑郁，而前者表现出昂扬欢愉的生命意志。以此，他称悲剧精神所产生的道德为“自主道德”（Master Morality）。

　　尼采指称西方传统道德为“奴隶道德”之说，为陈独秀所借用。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抨击儒家伦理之为“奴隶道德”说：“忠孝节义，奴隶 之道德也；
（德国大哲尼采分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
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
拜爵 赐第，奴隶之光荣也；
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在给读者的信上又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答傅桂馨 书》）

　　儒家的纲常伦教说，几乎成为所有五四人物共同攻击的焦点。如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 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一九一六》）他在给吴虞的信 上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代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 之纲常阶级说也。”（《答吴又陵书》）

　　陈独秀之攻击儒家纲常伦教，除了两千年来儒家伦理在政治与社会文化上之沦为“奴隶道德”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基于这两方面的现实动机：一是孔教与帝制，有不 可离散因缘（参看《驳康有为致总理书》等文），二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参看《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等）。

　　五四人物的反传统，由陈独秀首开其端，鲁迅、胡适、吴虞等继之而掀起一股巨大的思潮。五四人物的反传统，主要是集中在抨击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然而目前海 内外学界流行着一种十分错误的意见，以为五四人物是“全盘反传统”。以当时具有最大影响力的陈独秀而言，他虽强力攻击孔教，但他却称许孔子“均无贫”的高 远理想，赞赏孟子大丈夫的气概。陈独秀晚年曾对孔子作出这样的“重新评价”，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1937年10月），一开头便引用尼采的话说：“尼 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
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 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陈独秀“一分为二”地评说：“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儒家的“礼教”，他们坚持一往的观 点，而对孔子非宗教迷信的人文精神，则持肯定的态度。

　　在百家各派中，陈独秀对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阴阳家明历象，农家并耕食力，却持肯定的态度，他对墨家的勤劳、兼爱、非命诸说以及“墨翟主张利益他人为 人生义务”（《人生真义》），尤为称赞。他尝说：“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答常乃德书》）。并说：“设全中国自 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答俞颂华书》）。

　　究其实，陈独秀是主张“九流并美”、“百家并立”的。他说：“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答程演生书》），“旧教九流， 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败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上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法与孔 教》）由此可证，陈独秀并非“全盘反传统”。

　　结语

　　尼采和陈独秀最大的共同处，就在以批判传统文化的陈旧价值而企图开创一个崭新的思想局面。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们都集中焦点于伦理的改造。

　　尼采由于对希腊传统持有独特的史观，由此而发展出自己的一个思想系统。从某方面看来，尼采是个激烈反传统的人，但他并非全盘反传统，他所反的是柏拉图以来（特别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而肯定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悲剧文化传统。

　　就作品而言，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富有哲理性的散文诗，其思想内涵之丰富多彩，及其高度的艺术性，在当代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陈独秀的论著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就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陈独秀的时代使命感显然要胜过强调自我提升的尼采。

　　陈独秀曾说过这样的话：“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也。英美如此，德法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 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的时代处境下，除了重视个体自由、权利之外， 在民族危机的激发下，会很自然关心群体的走向。所以，陈独秀的组党并积极的介入政治社会改革运动，这是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向历史的舞台，虽然他并非政治人 物。他的反帝意识，以及对基层贫苦人的关怀（比如，他在1919年写的《贫民的哭声》等文），这些都不是尼采的视觉所能触及的。陈独秀这种反对以强凌弱， 正是道德正义感的表现，他在政治上主张国民改造运动，都比尼采的个人主义为进步。

　　综观陈独秀的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无疑是他所领导推动的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如前所说，当代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都是他所开创的。

然而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来高举鲁迅而贬抑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胡适而压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乎史实的。事实上，陈独秀无疑是这一划 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领导者，而鲁迅和胡适乃是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代的左右大将罢！

　　从今天看来，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拥有太多发人深省之处。尼采哲学对生命意志的鼓舞，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陈独秀在标志科学与民主的大方向上，都是目前中国的启蒙工作极其需要的。

　　（1989年北京大学演讲稿，1990年修改定稿，1991年刊入王晓波主编《海峡评论》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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