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好兄弟余虹

　　我是在今年甚至不久前才与余虹有更多交往。

　　1999年在海口见过他一面，是在好朋友耿占春的家里，他与占春也是好朋友。我向他解释了编辑《不死的海子》那本书，收了他的那篇《神·语·思》，当时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听说他人在澳大利亚。他说“没事、没事”。这之前我还买过他翻译的一本书《海德格尔与尼采》。

　　年初遇见首师大的陶东风教授，陶先生说起余虹写了一篇关于影片《三峡好人》的文章，我请陶先生发到我的信箱里，看后击节称赞。他主要是针对《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那个关于《三峡好人》的座谈，我本人也在其中，他一样指名道姓批评了我，但是我惊叹他的穿透力：

　　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

　　这么多年很多人的感觉都磨钝了，或者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保留着赤子一般对于事情的敏锐直觉，这令我肃然起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他的email来信，说自己正在办一个叫做《立场》的刊物，问能否有文章给他。我马上发去一篇，目的是为了交换他的这篇《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我的一位朋友办了一个网站叫做《电影杂志》，我想向这个网站推荐这篇文章。他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与他的另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道，我一并推荐给了“学术中国”网站。

　　这之间我们应该还有一些email来往。我同时还给他的《立场》推荐了另外一篇年长者的文章，他来信说需要“关键词”和“内容提要”，我对他说那样德高望重的长者，这种习见的做法就免了吧。最后连拙作的“关键词”他也免了，我给了他一个简短的英文提要即可。

　　这期间给他发去一篇拙作，关于自己思想历程的那篇《经验的年代》，他看后很快回了信，大意说，如果他写出自己的精神历程，要比我的晦涩幽暗得多。我当时表示你写啊，我等着看。他应该是答应了的。

　　7月11日我约一些朋友在娄烨家看他那部惹是生非的影片，余虹驾车前来。其中徐友渔先生是他早就认识的，他在海南的好朋友萌萌、陈家琪、张志扬也是友渔的好朋友。看后有一个简短的讨论，他发言说我们都经历过八九事件，但不是影片中呈现的这样。

　　八月中旬他弟弟余明在北京“墙艺术馆”有一个画展《大地上的影子》，同时有一个讨论会，来了许多老面孔。我当时想到没有说出的是：兄弟俩的气质十分相像，他与他的弟弟互相阐释——余明看上去安静、纯粹，他的画与他这个人是一体的；
而做哥哥的那位，当他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心灵处于同样的“思与诗”的天空。

　　那天在饭桌上还知道余虹的一个业余“爱好”：他是一个讲究细节的人，于是陶东风先生、曹卫东先生的新居装修从设计到施工，就都由他操持了。曹先生说起当他出差多日回来，装修队的工人们不认主人，都说余老师让怎么样怎么样。席间频频举杯，我总是反映迟钝，但是也起身了一次，说“各位原地不动，我失散多年，今天可找到‘组织’了”（我原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结果唯一他依旧站了起来，给我深刻印象。

　　我先生恰好也是一个对于细节孜孜以求的人，对装修这种事情决不怕麻烦。我回来一说，引得他很好奇。余虹来信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我们欣然答应了。大约是八月底，一个有点闷热的下午，我们与他约好在他的住所世纪城附近的餐馆见面。那是一个十分整洁的地方，显然是他认可的。吃饭时谈的什么内容全忘了，我先生记得他提到他小时候文革，在大街上目睹了杀人的场景，后来就再也不怕死亡了。饭后去了他家（我与先生心怀侦探心理，这是他不知道的），看了他为自己设计和装修的屋子，大气厚重，果然经得起推敲。

　　他摘下墙上挂着的那辐照片让我们看，是他拍摄的纽约的一片墓地，他说这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突然一条界限划开，那边就是宁静、庄严的墓地，令人不敢相信。这副照片他此前email发给我看过，还说《南方周末》要刊登。被他装帧在相框里的照片像模像样，看上去就像大师作品。见面之前他给我短信，索要《哈维尔文集》，临走时他也送给我他的那本《艺术与归家》。这么多年钟情于海德格尔，定有他在其中想要释放的东西。他还说起过两天就要去广州，因为儿子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从广州离境，他要前往送行。提起儿子，他的口气中充满自豪感。离开时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有滋有味、很会生活的人，只是厨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

　　9月14日《电影杂志》网站举办纪录片放映活动，他驱车赶到今典花园，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他们是那天到场的最年长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嘉宾。坐在观众席上讨论时他还举手提过一个问题，问《秉爱》的作者冯艳觉得《三峡好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

　　九月底我搬离小西天，临时到密云居住。走前与他通话，开玩笑说“不能将我一个人丢给密云深山里的老狼啊”，希望大家能够来玩，他痛快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一吆喝”。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来。他如果愿意来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依山傍水，他可以尽情散步、打乒乓球，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来密云之后正好是“十一”长假，我拟了一个群发的短信：“我们家密云大锅煮出来的电视，没有中央台、地方台和北京台，光让看半岛电视台”。朋友们回信踊跃，大呼“这么酷啊”或者“密云是个多么好玩的地方啊，俺们也要去”，但唯独他回信比较拘谨：“你正好可以学英语”。这让我有点扫兴，不像他平时神采飞扬的。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已经不佳了。

　　10月份在机场附近参加一个会议，才听说他病了，正在检查，本来他也是要去的。随即短信问候，他说“还好”。短信这种东西也有问题，不能直接听见声音，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感觉如何。生病是一回事，对于病的自述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是我们往往会忽视的。后来得知是胃不好。同时也听说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是将事情看得重了。

　　我自己也是胃不好，这个秋天始终不舒服。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来自东北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建议我每天早晨喝小米粥，胃病需要养。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回来后即买来小米，果然一个星期大为好转。又给余虹发短信，告诉他小米的效果如何好，可以一试，他回信说“谢谢”。这差不多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了。

　　住在密云这个小镇上赶集的时候，我想到要给他买一些小米送过去，因为这里的小米极香极新鲜。上周连续两天在城里活动，与先生要找个地方落脚，也想到与他联系，能否在他家过一个晚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现在想来，多么应该去掉这些顾虑，直接打上门去，将他从沮丧的心理状态中拖出来！我们有时候多么犹豫不决啊，这种犹豫不决多么误事啊。

　　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他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人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还没有等到我送去小米养护他的胃，他就撒手而去！当接到噩耗，我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为何就去了那个冰凉的地方！第二个感觉很奇怪，怎么就想起了许多年读过的一本叫做《纳尔其斯与歌尔德蒙》的小说，作者黑塞，其中描写一对天性迥异的修道院少年，一个为气质为黑夜的、向死的、女性的、浪漫的、艺术的，另一个为气质为日光的、理性的、清晰和禁欲的，我想到余虹属于前者。他的气质很纯于是很容易加以辨认。他至今仍然像一个少年，他最后一举是一个少年才做出的。

　　除了他送我的这本《艺术与归家》，我去他的博客下载了他所有贴上的二十多篇文章，准备好好看看。我要重复王小波逝世时说过的：“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

　　200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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