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自由主义、知识贵族与公民德行

　　要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用五四思想是不可能的。五四思想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那样的主流思潮笼罩之下，其历史后果则是：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渐进改革思想的摧残。五四时期鲜明的旗帜当然是民主和科学。但是，早期五四对于宪政民主和经验科学的理解很快被激进主义式的理解所取代，「大众民主」和科学主义式的伪科学则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科学了。要想根据那样的理解来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0年，一个台湾学生“因为机缘”来到芝加哥大学，投到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门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那年，他26岁。导师哈耶克撰写过《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又一部巨著《自由的宪章》（或译《自由秩序原理》）刚刚出版，他成为杰出政治思想家的情势已经明朗。九年后，这个学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再过一年，他将正式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那年，他35岁；
在台湾，他的另一位授业恩师殷海光溘然长逝。很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两位导师，“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
殷先生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

　　2004年五月，当年的年轻学生，如今的著名学者，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职上荣休，“退休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专心写作了，心情特别好”。下半年，他回到中国讲学访问，从北到南，一口没有「京油子」口音的北京话，在各个大学的演讲厅受到青年学子们热烈的回应。谈到自由主义，谈到道德关怀，他和他的导师哈耶克一样，语调虽严谨，脸庞却通红，特别是在谈到国内学界某些人士对他的“多元分析”做了“化约主义”式误解之时。今年，他已经70岁了，正是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

　　他，就是林毓生。

　　2004年7月1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林先生的情绪和那天的天气相似，热烈时就像上午无遮无拦的阳光，冷静时就像下午骤雨过后的清风，正如我们在他的《热烈与冷静》中感受到的那样。

　　我是「老北京」

　　记者：这次回国去了不少地方吧？

　　林毓生：这次去了不少地方。在韩国作了4次讲演，从汉城到北京，本来是在北大讲一次，后来南开约我去，人大也希望我去，变成3次讲演。然后去上海看望王元化先生，在华东师大讲了一次。后来朋友约我去浙大，所以在杭州也讲了一次。前天来到广州，昨天在这里也讲了一次。

　　记者：林先生小时候一直在北京？

　　林毓生：我是从7岁开始在北京长大的。我们老北京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老北京，就要看他是不是喜欢喝豆汁。豆汁要加得很热，热得烫嘴。豆汁的味道对外地人来说非常奇怪，也可以说非常难喝。但是喜欢它的人，有瘾。1979年我回到北京，就去找豆汁，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冰镇酸梅汤也没有了。90年代，北京不是恢复了一些老吃食吗？地坛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食肆，也有豆汁。我在1999年又回到北京参与一个研讨会，听说以后，很兴奋，晚上就去了。但是不行，已经不会做了，原来那是一个“游客的陷阱”。

　　记者：林先生在北京时上什么学校？何时离开北京的？

　　林毓生：我是8岁在北京上小学，在西四帅府胡同报子胡同北师附小念了六年，然后读了一年半和平门外师大附中后离开北京，那年14岁，是我的父母带我和弟弟妹妹到台湾去的。

　　从殷海光到哈耶克

　　记者：您是哪年到美国去的？

　　林毓生：1960年。那是很多机缘促成的。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做梦一样。当年殷海光先生将哈耶克（殷先生译作海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翻译成中文，我在《自由中国》上面看到，就想把原著拿来读。当时外汇管制，买西文书要经过一个有外汇配额的书店。我是用我的第一笔稿费订购的，是我翻译罗素的一篇文章的稿费──殷先生帮我改过，那时我还没有独立翻译的能力。我想对这第一笔稿费的最好纪念，就是把《通往奴役之路》的原版书买来。这时候我已经看了殷先生的几篇翻译，同时也看了一些罗素有关政治、社会的著作。一比较，才知道罗素跟哈耶克不能比，罗素实在没有深度，哈耶克非常有深度。当时想，如能跟这位思想家读书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吗？不过觉得那只是一个梦想，没想到4年以后竟然实现了。

　　这是机缘，中间的曲折过程中遇到了好几位“贵人”。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Donald Lach教授。他到台大讲学，没有学生敢去上他的课，因为他只会用英文讲。我的英文还可以，结果系主任派助教来找我，说“你要和另外一位女同学代表我们历史系去上课，不能说请了人家来，没有学生上课。”一个有40多个座位的教室，就只有我们两个学生。我也不敢和这位老师讲话；
他在上面正式讲课，我们两个在下面努力作笔记。下课后，各走各的。大考时，我答完考卷交给他的时候，鼓足勇气问他是否可以跟他谈谈。他说太好了；
一直等我们来找他，也不晓得你们中国人的规矩，所以也就没有主动找你们来谈。他要我按约定时间到他住的招待所去。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在台大毕业，受完预备军官训练以后，去跟 贵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哈耶克教授做研究生。

问他是否在我将来办理申请手续时可以写一封推荐信？他说已经看过我的大考考卷，成绩非常好。他不单要写，而且要极力推荐。

　　记者：殷海光先生和哈耶克先生都是您的老师，他们在思想和人格上对您分别有什么影响？

　　林毓生：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他的身教与言教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追求的问题；
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求知识（或曰追求真理）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不认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求知识吗？追求知识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用英文来讲，可以 intellectual autonomy 来表达。这种知性活动不受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势力的干扰，也不会为了赶时髦而从事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所发现，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误解、曲解，也只能坚持下去。这里也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坚持下去的问题。

　　这种在知识领域之内追求知识的人，即使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原创的发现，也绝不会产生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的心态。因为他是在追求知识，不是在追求虚荣；
何况知识边疆的扩展，使他面对的是知识边疆以外的无知领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筑在别人的努力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即使他底最具原创性的发现──例如，他发现（在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是产生、保存、协调、流通与增益知识的最佳机制──也间接与他的师承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
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归属。

(199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举办的纪念哈耶克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系列演讲会上，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Gary Becker先生曾说：仅就哈氏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的贡献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写过那一篇发表此一重大发现的论文，就足以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那篇论文是在 1945年 9月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译作“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所著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另外，他永远是以开放的心灵、知性的好奇心，面对别人的意见，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 50年代，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 [Michael Polanyi] 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当作是刺激他反思他底思想的材料。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带给他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知性的傲慢，当然也与孤芳自赏之类的偏狭心态无涉。

　　这种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展示着，用韦伯的话来说，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不是什么社会贵族，也不是经济贵族。知识贵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祇的精神。

　　哈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殷海光先生语）。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当他谈到自由的意义，以及自由被误解的时候，虽然语调仍然严谨，但常常会血脉贲张，脸庞通红。然而，他却那样习于自律，而且做得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他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由于西方现代社会和文化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产生了种种价值的混淆，这种精神在许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身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殷海光先生的身教与言教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同胞的苦难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已。他会尽一己之力以言论介入公共事务，希望能够指出在公共领域之内的诸多问题的解救之道。这种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这样的表现当然也有；
不过，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另外一个殷先生的精神特征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及经济势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真诚。这种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资源。

　　不过，在他的心灵中，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产生了转化，因为他毕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篱（家族、地方、学校、党派、种族、国家）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质。（这里所指谓的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它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安那其〔无政府〕个人主义不同。它不反对国家的存在，毋宁主张国家需要存在与发展，国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四年所说，「保障人权，共谋幸福」。）

　　殷海光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却反对本能的民族主义。他的早年性格中确有狂飙的一面，但却归宗于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自律。正因为他的关怀具有超越性，所以他更能使它落实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取代、不可化约的个人价值 (th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与个人（每个人）的尊严与发展之上。（这里所说的个人价值，不是英文中的 “value”，而是 “worth”。中文在这方面，不够细致，不够分殊，所以 “worth” 和 “value” 都只能用「价值」两字译出。因此，我在这里谈到殷先生所坚持的个人价值时，需要用「不可取代、不可化约」来说明它的特殊意义。）

　　如何进入世界秩序

　　记者：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以何种方式进入世界秩序？

　　林毓生：五四80周年，在北京开会，我写了一篇小论文，曾说：“「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只能以「改正错误」与「试图进入西方自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以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形容。”不但中国，印度、日本、和非洲一些国家也都参加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普世秩序。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不单发展出来了世界秩序，而且也产生了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参与到这个世界秩序中去。但这不是说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要接受西方的帝国主义。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像是一个有机体。西方的东西相互关连得像是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绝不可分割。所以，你若接受在西方发展比较完整的人权观念，你就同时要接受或忍受西方的帝国主义。这是虚妄的有机式一元论。事实上，传统中国文明中也不是一点与西方人权观念相似或相容的成分没有。历史演变出来的文明，不是有机体，其内部的成分是相互矛盾的。正如孔孟思想与韩非思想相互矛盾，互不相容一样，人权观念与帝国主义也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我们接受其一，就不能接受其二，除非你要自我矛盾。这是在西方的过去和现在，之所以也有不少人根据人权观念来斥责帝国主义的理由。我们对于历史演变出来的文明需做多元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使其成分相互分离，而后加以取舍。

　　中国加入了 WTO，中国也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但历史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得到好处，少有坏处。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是一部激进主义获得极大的成功却又变成极大的灾难的纪录。活生生的灾难早已重复地呈现在眼前，所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赞成甚至极其反对激进主义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意识的底层仍然深受富有激情的激进主义思考模式的影响，以致常常不自觉露出化约主义与一元式思考的倾向。

　　如要推展民主宪政，必须先努力建设支撑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法治的确立，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公民社会的养成。这里所说的法治，相当于英文中的 the rule of law（法律主治），而不是 the rule by law（依法而治）。法治当然是以宪法为依归。但不是任何由国家立法机构通过、正式颁布的宪法，就是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必须符合法治背后的原则：（1）必须具有普遍性（平等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2）必须具有抽象性（不为任何人或团体[包括政党]的具体目的服务）；
（3）分立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者均须经由法律界定与限制；
（4）国家有义务平等地保障境内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是指：所有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人（当然包括各个层面的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文明性（civility）与公民德行（civic virtue），包括：「公民们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使得他们很少可能会为了暂时或偏私的打算而牺牲国家利益」（麦迪逊语）、「尊重别人的意见，勇于表达自己经过考虑过的意见，以及个人在群体生活中所应有的自我肯定和完成这些肯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伯林语）。另外，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当然需要对于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基本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就必须从学校和社会的公民教育入手。

　　至于公民社会，则是指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机制。

　　今天谈到建设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对于西方共和主义传统所能提供的资源，注意与挖掘得不够。共和主义传统相当驳杂，而中国自由主义者过去一直是以反抗专制为其主要目的。在如何建设宪政民主的根基方面，则较少注意。然而，面对未来，如果要在思想上为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尽一份心力，我们也必须从共和主义传统中的成分，择精取华。这样才能实质地对建设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提供厚实的资源。

　　我说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台湾稍一开放，不但未能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政客们竟然如此简易地利用所谓台湾国族主义使宪政民主的形式的建立、扩张、与运作变成违反宪政民主的拉美式民粹主义的「民主」。原因之一是：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倡导，并没有吸取共和主义的滋养，所以没有多大力量在内部政治建设方面对付民粹式国族主义的诉求。（当然，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我虽然认为思想〔无论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视历史脉络中当时的情况，会或多或少发生作用，但我并不主张一元式思想决定论。即使当初自由主义思潮在台湾的发展吸取了共和主义成分的滋养；
一旦开放，也仍然可能走入另外的歧途。不过，那是另一问题。）

　　真正宪政民主的落实，自然要保障个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宪政民主又称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法治之下的个人自由，不但不会带来社会混乱，反而能够导致最适合演化需要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文明进展的最有实效的原则。因为在这样的自由秩序之中，个人最能有效地使用社会中其他人提供的知识。关键是，必须先有健全的法治。这是哈耶克先生底自由主义的洞见之一。

　　记者：您怎么评价国内的知识分子？

　　林毓生：最近几次返回中国大陆，我看得很清楚的事之一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从政治教条笼罩之下的文字障中解脱出来了。现在很少人还把「历史的进步规律非个人意志所可转移」、「这是科学的」、「那是不科学的」挂在嘴边，或把中国的过去用「封建」二字加以概括。（不过，偶而仍然听到或看到把从政的人都称之谓「政治家」的说法。「政治家」含有赞许之意，「政治人物」则是中性语言，「政客」则有贬义。应视不同情况使用之，不可笼统称谓所有从政的人都是「政治家」。）过去那种化约主义式的语言，很难表达精致的思考。语言越分殊、越具体、越有特定所指，越能表达复杂、精致的思考。

　　现在大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除了政治的限制以外，市场经济产生了把学术当作商品的诱惑；
以及学术行政官僚化，在建立评鉴、升等标准化的过程中，只学到了美国制度的皮毛，以致犯了形式主义谬误而不知，甚至扼杀了学术进展的生机。这里涉及学术规范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甚为复杂的问题。今天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无法深谈。大陆以外的中文社会其它地区，这方面的表现也是不太理想的。

　　不过，国内为数不多的第一流人才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喜悦的。他们气度恢弘、已经积累了不少学术根柢，又能保持独立的思辨性思考。不过，即使是这些人，也多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虽然「学术交流」这个名词在国内已是流行用语。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是：以开放的心灵，看懂、听懂别人的文字与语言。国内学界较有成就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也相当不足。但大家喜欢争论，多半只是混战，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多少学术的积累。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自由的学术传统尚未建立起来。

　　英文有一个成语，〔To give someone〕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指的是：当你不同意或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先怀疑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完全了解对方的意见，或者你攻击对方的论证是否充分。如果在尚未完全了解对方的意见的时候，便先假定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或者在反对对方意见的理据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便已开始攻击对方，这样的做法，不但有欠公允，而且在学术上也没有多大意义。国内学术界的作风是否仍然反映着过去政治运动中「大批判」的深层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较少看到由于尚未完全掌握清楚对方的意见，请对方再详细解释一下，然后再表示自己的意见的现象。较常见到的则是：大家各自宣布自己的主张，各说各话，或者在未弄清楚对方意见的时候，便开始攻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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