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

　　一，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说起

　　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汉娜·阿伦特的中文版著作是《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世上还有一本书名也是《人的条件》的名著，那就是1933年问世的、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以此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人的条件》（La Condition Humaine）。以蒋介石4.12事变为背景的描写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马尔罗的小说，似乎与25年后出版的阿伦特政治学著作风马牛不相及，最近笔者重新细读了阿伦特在另外一部她自己最满意的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年），发现她的《人的条件》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不无关系。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序言”中，就援引马尔罗在小说《人的条件》中对革命下的定义：革命是“救济进行革命的人们”。（1）不仅如此，阿伦特早在1954年评价法国存在主义者的时候，批判萨特和梅洛庞蒂被黑格尔历史主义同化的同时，赞赏了“加缪、马尔罗坚持传统的美德，拼命抵制和避免从自我沦落为虚无主义”。（2）笔者读完《过去与未来之间》所收的《文化的危机》（1960年）一文之后，注意起马尔罗的不凡、多彩、曲折和矛盾的人生：

　　马尔罗的父亲费尔南是个在交易所做生意的平庸的商人，他的童年说不上是幸福的，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马尔罗4岁的时候，母亲贝尔特被父亲抛弃，带着他回到处在乡村小镇的娘家；
马尔罗小学时代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对于老师的教诲、学校的纪律和各种限制，乃至作文规则一窍不通；
后来他考上著名的孔多塞国立中学，却因为未毕业自动退学，战后成为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拿到中学文凭的文化部长；
最初在一家贩卖色情读物出版社就业，却对文学、艺术狂热、执著地追求，他不仅贪婪、广泛地阅读，还收集善本、珍本，结交了不少当时法国文学和艺术界“风华正茂”的名人；
当他成了左翼文学群体的一员之后，又积极投身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各种政治活动，战后却与斯大林主义残酷的乌托邦实验划清了界限，与法共决裂，成了戴高乐内阁的文化部长。（3）

　　马尔罗青少年时代——20世纪初，欧洲进入了工业社会。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学习原先贵族垄断的艺术文化遗产，被中产阶级作为爬上新的上流社会的手段，这种“庸俗主义”的教育（4）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取得了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工业社会人口的大部分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由支配时间余暇的增多的结果——商业娱乐文化已经抬头，成了社会主流。大众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消费社会，余暇已经不是主要用作于以下两个目标：即原先中产阶级为了自我完善、或出于庸俗功利目的企图通过学历文凭获得更高社会地位，而是更多消磨于消费性的娱乐之中。（5）马尔罗，在一个不很富裕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少年，在那个时代，既没有为主流的娱乐文化所诱惑（就在色情读物出版社就业，入污泥不染），也没有像一般中产阶级子弟那样选择上名校、谋取阶层身份证明的人生道路（他主动放弃了文凭）。那是因为他天性对艺术有一种亲缘的情感，也正是这种天赋的对艺术追求的趣味，决定了他成年后终身徘徊在文艺与政治之间。阿伦特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把康德的《批判力的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力的批判”部分看作“康德政治哲学中最伟大最具有独创性的一个侧面”。（6）她在分析康德的这些论述时，指出20世纪欧美的文化危机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消失，关键是人们无功利目的的“taste”的彻底消失。“taste”一词，《精神生活》中文版的译者都翻译成“审美力”，当然不能算错，可是，或从该词的词义的演变来看，或结合上下文来理解的话，在文本不少语境中都保留了“趣味”的含义。笔者看来，阿伦特提出的“趣味\审美力\ taste”的概念（7）也是解读马尔罗人生吊诡现象的一把钥匙。让我们先来看看阿伦特所谓的“taste”是什么？

　　阿论特的“taste”概括起来，就是说：康德在《批判力的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在理性管辖范围之外的、或者说政治领域之外的新的判断，只涉及美和感性的事项的判断。这种判断具有私人的特征：主观、任意。所谓主观，这种“taste”是对世界保持一定远距离从自己的位置做出的判断，对世界纯粹只是一种关心，不抱有任何“利益目的”，也不包括对个人生命、自我道德的关心。所谓任意的特征，即不是像追求真理那样，有共同认可的强制性，是经验，不是理论；
“taste”没有对他人的强制，犹如政治领域里的运用说服方法来表达的意见，只能请求他人认可，完全排除物理性的暴力的干预。（8）但是，根据趣味、审美观做出的判断，不能对事物的质做出判断，因为确定质并不亚于决定什么是真理所具有的强制性，通过说服、请求他人认可的前提就会遭到破坏。但是，又因为真正美的东西很容易辨认的，所以通过强制手段、暴力的手段强迫他人认可对事物质的某一种（审美）判断，只是发生在艺术和文化腐败的时代。（9）而且，个人对时代抗争，往往首先是出自那些对从“taste”出发追求艺术的个人。

　　法国社会的教育功利目的表现为文化资本的世袭、出身学校成为身份的象征。这些东西对马尔罗没有吸引力；
20世纪的大众社会娱乐文化的划一性，也与他的放荡不羁、任性自由的性格、特别与他天赋的探索艺术的无功利目的——“taste”是冲突的。马尔罗选择了自学成才、探索艺术本源的人生道路，最后取得成功。这不仅得益于他具有很高的天赋，也是因为他幸运地生活在一个适合这种对“taste”执著追求的文人（homme de lettres）荟萃的法国。法国的文人的传统“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世界里，首先被书包围，不愿意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进行职业化的协作和阅读。”“总是力图与国家与社会保持距离。”（10）同一世代的瓦尔特·本雅明也想走这样一条法国式的“文人”道路——“物质生活无经济收入，却又以知性理念拒绝被政府和社会整合”，在德国却历尽艰辛，惨败告终。（11）本雅明1913年一来到巴黎，就为巴黎能容忍“文人”生存的风格所吸引和动心，30年代拱廊写作计划及其提纲“巴黎，19世纪的首都”是那以后长期酝酿的结果。因为“从第二帝国起，巴黎就成了那些不为生计奔忙，不谋求职业，不想达到什么目的的人的天堂——波西米亚人的天堂，这些人不仅是艺术家和作家，还包括那些流离失所、没有地位，被政治和整个社会不能接受的人。”（12）本雅明不计功利的追求，不仅为穷困所扰，最后遭遇了一个史上罕见的、“通过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他人认可对事物质的某一种判断的艺术和文化腐败的时代”——纳粹时代，个人悲剧诞生了。不管怎么说，先前“文人”那种从“taste”出发的非功利的追求，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必然要历尽艰险。连朱利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现代已经失去了这种“文人”生存的基础。1924年的马尔罗虽然业已成名，也还曾因为一文不名，失去生计手段，到柬埔寨腹地偷盗文物而锒铛入狱。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也写出了做一个“文人”的艰难。

　　进入了现代大众社会后，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抗争的时候，个人已经没有可以逃逸的、可以置身于社会之外的空间了，然而，艺术家是这样社会中唯一的坚持到最后的个人。虽然和革命家不同，可是因为他们要继承人类永恒的文明精神，必然与现代性作最后抗争（13）而且，他们是相当坚决的与现代性抗争的抵抗者。“taste”作为文化的主要活动方式与政治判断力也有着深层的关系：因为它不仅都在乎关注应该如何看待世界这样的问题，还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在公共领域里显示自己的人格，发现这个世界里谁是自己的知音。这和政治领域里的言论和行动非常相似。（14）所以，他们的这种抵抗，往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对资本主义反抗的意识形态有一种亲和性。这种亲和性，在“taste”审美趣味要深入到美的“质”的时候，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两者都进入了公共领域，都有要求他者认可的目的。政治的“瞬间的言论和行为的伟大，只有赋予美之后，才能在世界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5）阿伦特说：“一般来说，文化为表现本质美提供了艺术空间，就如为政治行为的人显示了一个可靠的公共领域；
文化反映出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尽管相互对抗，却内在有着联系，相互依存。”（16）可是，当艺术家创作锐变为“制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里把艺术家的制作看作和劳动领域里产品制作是同样的）之时，是与无功利的哲学家的沉思（contemplation）、政治领域中的活动（action）是不同的。艺术家出自功利目的“制作”的时候，和政治和谐同居的时候，因为接受了真理的强制性的制约，本身就失去了自主、自由的“taste”。20世纪30年代的马尔罗、本雅明都想在艺术探究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间寻求一个融合点，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难以解脱状态之中，原因就在于此。战后，马尔罗走上政坛，写作的重心转向文艺理论、文艺史的研究，从事社会文化事业建设，停止了创作小说——阿伦特理论中的所谓有目的的“制作”，是明智的，也反映了其观念的转变。

　　这里还要回过头来说说本文开头提到的阿伦特援引马尔罗小说《人的条件》及其对马尔罗赞赏的问题。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因为逐渐得知苏联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乌克兰的大饥荒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等事件的真相，马尔罗的信仰也渐趋动摇，到了战后完全放弃原先的信仰。在阿伦特看来，这样的变化早就在30年代初问世的小说《人的条件》中埋下了伏笔种子，是他以后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源。这种子，除了阿伦特援引的马尔罗对革命的定义是“救济进行革命的人们”之外，还有就是这部小说本身隐藏着马尔罗的对于艺术与政治矛盾的疑惑。人的死亡是必然的，艺术是永恒的，是对人类死亡的一种回报。他在《沉寂的声音》里曾说“艺术家的力量在于……向世界发出呼唤，让世界听到人的声音。过去的时代虽已消失，保存在艺术品中的声音却是永恒的。”（17）因为他强调死亡的必然性，所以有人把马尔罗的人文主义误解为绝望的人文主义。人在政治领域言行也只停留在当下瞬间——过去与未来之间，那么，谁都难以预见将来的社会，历史事件本质只是出于偶然，并没有人能指点和驾驭的客观规律。阿伦特曾直截了当指出，历史主义错误所在：一，人必定要死的，决不能见到历史的总结（目的），二，人不仅见不到历史终结，也不可能知道历史的目的。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不可能对未来做出预言的。（18）

　　二，从政治领域走向学术界的布鲁希尔

　　安德烈·马尔罗之所以进入阿伦特的视野，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海因利希·布鲁希尔（Heinrich Blücher，1899--1970）和马尔罗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不仅和马尔罗一样，出生在世纪交替时代，青年时期也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对美术、乃至对马尔罗的艺术理论也充满了兴趣。（19）布鲁希尔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家境贫寒并不能阻碍他自幼出于“taste”喜欢通过哲学、美学来追究人性的本质。他对于历史学也有相当兴趣，也是一个充满读书热情的人。阿伦特也曾说“文人”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部进入了文化人阶层，另一部分成了职业革命家。（20）和马尔罗不同的，布鲁希尔，更加直接投身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实践，一度成了专业革命者。他参加过卢森堡、李卜克纳西组织的斯巴达克团，亲历过1918年德国革命，和勃兰特拉建立的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关系一直保持到30年代初。流亡美国后，还曾长期陷入失业的困境。

　　是金子总有闪光的机会。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格林威治村新艺术家俱乐部在崭露头角。那天关于讨论马尔罗艺术史著作的讲座因为预定发表演讲的两位著名教授因故缺席而取消（21） ，布鲁希尔替代他们接连作了两场演讲。这次演讲中他口若悬河，听众都为他打动，名声大振，以后接二连三被邀请演讲各种学术报告。那年秋天，经阿尔弗雷德·卡津介绍进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讲授艺术史和哲学。（22）1952年连高中文凭也没有布鲁希尔成了纽约巴德学院的教授，一直执教到1967年退休。他拙于写作，擅长言辞，“讲课从不使用讲稿，把每一句话都印在脑海里，神采飞扬打动整个课堂”。他的学生们把他的讲课内容都制作成录音保留在巴德学院的图书馆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汉娜·阿伦特/海因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的编者科勒尔很推崇布鲁希尔，认为人们关注了阿伦特，而忘却了这位与阿伦特共同生活了大半生的人。所以，特意在该书的末尾还收录了一份他的讲稿《一次基础课的讲稿》。阿伦特也承认布鲁希尔在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方面对自己的影响，他是自己唯一可以直接交流的人（23）。从《书信集》中他与阿伦特关于问题的探讨，读者可以见到布鲁希尔学力之一斑，也会明白知性很高的阿伦特怎么会选择工人出身的布鲁希尔为终身伴侣。

　　因为布鲁希尔“述而不作”，除了这一书信集及其编者科勒尔的介绍和伊丽莎白·扬-布洛尔的《阿伦特传》的记载外，很少留下他的学术痕迹。很巧，最近偶然读到一条80年代才发现的、瓦尔特·本雅明在30年代末写的一则笔记，其中提到了布鲁希尔：

　　布鲁希尔恰如其分地指出，《市民读本》的有些内容只不过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时间

　　理论的翻版，这证实了这些诗的预言特征，我也提出了这一点，可是是从一个相反的分析角度提出来的。的确，这些诗的主题部分确切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恶劣分子和那种最普遍的不择手段的行动路线。布鲁希尔对我写的《市民读本》中第三首诗的评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希特勒并不是诗中所描 绘的把施虐狂对准犹太人而不是剥削者实践的第一个人，相反这种施虐狂的成分早就在布莱希特描绘的“没收没收者”的行为者存在了。……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对没收者没收，而是为了更强大的没收者。……与革命工人的接触可能阻止了布莱希特对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实践给工人运动带来危害进行错误的富有诗意的赞美。无论如何，我用那种形式发表评论是一种虚伪的虔诚，是对布莱希特开拓主题的共同罪过的掩饰。（24）

　　这段笔记反映出访问过苏联，得知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的本雅明的思想变化，同时也是布鲁希尔原先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观在那段时间发生转变的佐证。（25）这一时期，马尔罗的历史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于萨特等人拉开了距离。（26）马尔罗从文化人走向政治家，布鲁希尔则相反，从专业革命者转化为文化人。

　　在对历史主义认识的问题上，本雅明、布鲁希尔和马尔罗都走过弯路，最后都放弃了历史主义，可是，在阿伦特看来，走过弯路不是最可怕的，更加重要的是人们要坚持他们自主的“taste”，她推崇西塞罗名言：“与其跟从毕达哥拉斯的非理性‘感悟’真理，不如根据柏拉图的理性，误入歧途。”即认为即使在探索真理过程中走错了路，是否坚持出于自由的“taste”才是大问题。真正信仰人文主义科学家的实证的真理、哲学家的真理和艺术家的美都不是绝对的，人文主义者不是专家，而是能够根据超越来自专业强制做出“taste”判断的人，我们要拒绝真理和美的被强制。现代人，无论谁都能够自由地超越各种各样的专业学习，只要我们坚持按照自己的“taste”，就可能超越各种专业化和庸俗主义。（27）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精神尚残存于已经成了专业化职业训练机构的大学之外。

　　三，政治学领域的奇人

　　阿伦特自1955年2月至6月曾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政治系开设讲座，讲授关于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其时丈夫海因利希·布鲁希尔留在纽约，夫妻俩书信往复不断。阿伦特给布鲁希尔的信，前后有5次提到自己在当地认识的码头工人埃里克·霍弗——一位“真正的信徒”，总是由霍弗作向导一起去圣弗朗西斯科。

（28）今天美国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这个“奇人”的名字。

　　霍弗其人其事，虽然近年来在汉语因特网上多有介绍，但是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毕竟还是相当陌生的。1902年7月25日霍弗出生于纽约市一个不富裕的德国犹太人移民家庭。他自幼好学，5岁就能用德语、英语阅读。霍弗7岁丧母，同年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失明。就此没有上过学。15岁时，视力自然恢复，因为惧怕再次失明，霍弗开始疯狂阅读一切可能得到的书籍。阅读成了生活主要内容。他家住在一个旧书店附近，把那旧书店里所有的的书都读遍了。18岁时，父亲去世。没有任何谋生技能的霍弗离开纽约来到洛杉矶。当他花完了最後一点积蓄，接连五天没有饭吃，最後不得不走进一家饭馆当了洗碗工。他在图书馆旁边租了房间，只打零工，挣钱只到解决温饱为止，留下大量时间，自由读书思考。以后他又作过季节农业工人、码头工。因为四出打工，要随身携带很长时间才能读完的厚书，所以他喜欢在图书馆挑大部头书借。由于这个读书习惯，他开始喜欢上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散文集。蒙田的文风给了他很大的影响。（29）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老是怀揣笔记本，随时随地记录下他的思考。195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也是他最出名的政治哲学箸作：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有译成 《狂热分子：关於群众运动本质的思考》，也有译作 《忠实信徒》或《真正的信徒》）。此书一出版，即被誉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畅销达50余万册，被翻译成10余种语言。连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买了它来送人。在书中，霍弗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分析总结出，人们之所以会热衷於极权纳粹主义、狂热民族主义那些轻蔑视人类个体生命的群众运动，其根源在于：这些处于各种困境的人否认或害怕与个体成功机会同时并存的责任，因而产生对自我和他者的轻蔑。他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的责任，或者，用狂热纳粹分子的话说法，是为免除自由。于是，不必担负责任，比获得自由更有吸引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用自己的独立去换取免除意志，决策和对失败所负的责任、重担，心甘情愿地任凭那些愿意计划、指挥并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放弃了责任，因此生活在无目的、空虚的人总是在寻找新的刺激，不仅仅会去狂热投身于圣事，还会产生疯狂复仇心理。而群众运动为两者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阿伦特认识霍弗的时候，霍弗的名扬全国，所以，阿伦特对布鲁希尔提起他时说：“你很可能知道他是谁。”那时霍弗开始为报纸上写专栏，在加大伯克莱分校、斯坦福大学当客座教授，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码头工作，直到1967年他65岁时才退休。1983年2月，获得美国公民最高自由勋章。霍弗终生未婚，1983年5月21日去世。身后留下了十部著作和几百本笔记。

　　近几年汉语因特网上，网民们经常为中国的大学聘用非学术界人士当教授引起骚动。比如，前不久，李湘受聘任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那是大学的经营者不仅挥舞连“庸俗的教养”水平也达不到文凭和学位吸引只追求一纸证明曾经“学习”过的证明青年，还要动用娱乐文化来彻底毁灭大学里已经几乎绝迹了的“taste”。美国的大学百余年前就是全球商业化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商业化已经相当成熟，但是，霍弗的事例说明了，同样时为了吸引学生及其家长的眼球，毕竟因为国情不同，加大伯克莱分校引进人才时的判断和评价，和我国的大学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私人领域未被侵犯的程度，私人领域中残存“taste”的“指数”差距，也反映了文化危机和教育危机的程度。

　　注

　　（1）（6）（8）(9)(14)（15）（16）（27）ハンナ·ア－レント，《過去と未来の間》，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年，页8；
296—297；
300—302；
303；
302--303；
295；
295；
305—306；

　　（2）（18）（28）1954年在美国政治学会提出的研究报告《最近欧洲哲学思想中对政治的关心》（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引自ハンナ·アーレント：《アーレント政治思想集成·2》（Essays in understading,1930-1954，東京，みすず書房，2002，页289-294；
278；
311—364。

　　（3）参见让·利奥塔尔《马尔罗传》，蒲北溟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4）17世纪德国大学的大学生首先用“庸俗主义”（philistinism）一词来称呼一般市民，以区别大学人与非大学人。

　　（5）同注（1），页24-285。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严格地说，文化和艺术是有区别的，因为没有大众文化，只有以世界文化为材料的大众娱乐。

　　（7）阿伦特的关于政治、文化和艺术之间关系的详细观点，还可以参阅《康德政治哲学讲座》（网络上已经有中文译文流传）和《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附录《判断》。

　　（10）（12）（13）（20） 汉娜· 阿伦特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页169；
163—164；
270—271；
170。

　　（11）同注（10），详细可以参阅《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瓦尔特·本雅明》一文。

　　（17）转见柳鸣九等编《马尔罗研究》，南宁，漓江出版社，1984年，页30。另外可以参阅该书第27页的马尔罗在巴黎大学的演说。

　　（19）《汉娜·阿伦特/海因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孙爱玲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54。

　　（21）Meyer Shapior，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
Joseph N. Frank，普林斯顿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22）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2004,p.284.

　　（23）参见L.ケーラー,H.ザーナー编，《アーレント=ヤスパース往復書簡，1926--1969》（東京，みすず書房，2002年）所收1946年1月29日、8月17日阿伦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

　　（24）参见郭军等编译《论瓦尔特·本雅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368—369，译文，我按照原文做了一些改动。

　　（25）阿伦特和布鲁希尔夫妇俩在从法国逃往西班牙途中还不断讨论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到了美国后阿伦特还编辑过本雅明的遗著，从许多历史观论述中可以见到阿伦特也受到本雅明的影响。阿伦特的前夫君特·安德森和后来丈夫布鲁希尔、本雅明乃至马尔罗的历史观，相互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这一20世纪同一世代的文化群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26）同注（3），页170—250。

　　（29）关于霍弗生平，参见他的自传：Truth Imagin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83，呢无独有偶，阿伦特认为法国“文人‘传统中的“taste”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明察，赋予帕斯卡尔思想如同警句般犀利，赋予孟德斯鸠思考政治的时候大胆开明”（《黑暗时代的人们》，页170）。她在《论革命》、《精神生活》中推崇的浪漫主义作家赫尔曼·海尔维尔也是一个受到蒙田、帕斯卡尔很多影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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