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序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和摧毁同时出现、并存、冲突以及此消彼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本身既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投资新的人力资本、促进新的社会成分成长；
它也是一个摧毁过程，摧毁旧的产业、旧的人力资本、旧的社会成分。不论是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采用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初始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享受到要素投入、知识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也会碰到结构调整、利益分配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迅速增加。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并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记录。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两个方向的显著变化：从它的正面来看，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了5.7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也增长了5.7倍。从它的负面来看，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不断增多的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高指数的能源消耗以及不断出现的政治腐败案件、群体抗争事件，成为“另一个中国”的景象。

　　因此，对中国而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基础、社会模式、文化形态，如何在竞争与保障之间、风险与机会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速度与稳定之间实现合适的平衡，又如何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这始终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学者而言，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在巨大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安邦之道。

　　《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目标与途径》一书记录了王绍光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和基本对策。我称之为一部十分难得的活生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精品之作。尽管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经我之手，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上先后编辑发表，但是现在重新读来仍有新鲜感，体现了他本人独特的研究风格，展现了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含义。特别是作者把对民主、公平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为清晰完整的制度框架，是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对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因此，这不仅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本能够启发读者思考的启迪之作。无论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还是关注中国发展的普通公民，它都是必读之书，以体会作者的学术之思，探索中国的安邦之道。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并介绍一下相关背景，以便读者了解王绍光著作的基本思路和学术贡献。

　　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作为一位严肃严谨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学者，王绍光对民主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讨论了民主的若干重要议题：民主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在政治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实践？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是什么？

　　作者在开篇之文《警惕对民主的修饰》就对民主的含义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于民主的本来含义的解释。熊彼特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①显然是非常狭隘的。而各种各样对民主的修饰词，诸如“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等，实际上阉割了民主的真髓，目的是为了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温顺的绵羊，变成少数精英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主是一种政治安排，最重要的是解决如何进行资源分配的问题，即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获得等。对于民主而言，人民的决定权显然要比代表的选择更为重要，因此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发言权问题，即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正如Przeworski所言，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民主不需要修饰，真正的民主需要回归民主的本意，即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要当家作主。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可能不是最完美的制度安排，却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化在世界各国不断扩散，成为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民主制度都能够存活并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实现可持续的民主。那么，民主制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坚持下来并发挥作用呢？西方学界一直把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充满活力的国民社会以及强烈雄厚的国民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成功地迈向稳定的民主道路的三个关键参数。王绍光在《有效的政府与民主》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紧凑而有效的政府。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民主化的发端往往是把基本的注意力集中在打碎政府的控制结构和降低政府干预经济与社会的程度。但是，从非洲、拉丁美洲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来看，脆弱的政府结构不仅不能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反而使社会陷入腐败、犯罪以及基础公共设施匮乏的泥沼。相反，民主化进展较为顺利的国家反倒是东亚、南欧、中欧那些所谓的“大政府”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逐渐削弱的是政府的专制权力，但却不能破坏政府的基本权力。简单地说，民主化的过程要继续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和国家建设应该先于民主化进程，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与其他类型的体制相比，民主体制可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作为其基础，因为这样的体制往往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竞争。

　　在对民主的研究过程中，王绍光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早在1990年，王绍光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一文中，首次给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及其公式。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作者在文章中还强调国家的政权形式（regime type）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应该把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外延范围（how extensive）与力度或有效程度（how effect ive）区别开来。

　　实际上，这篇文章也为后来我们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奠定了理论基础。1991年，我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研究，认识了当时在耶鲁任教的王绍光博士。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于是开始合作，并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②。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③，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后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1993年11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④，并不断演进，比人们预想的要好。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西方学者才逐渐认识到，必要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民主化乃至社会发展的基础。2004年，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th Century》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软弱无能或失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呼吁重新纳入国家构建的概念，并强调要把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福山认为，国家构建分为两个层面，国家体制的运作范围以及国家体制的能力强弱，前者是指政府施政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政策执行的效能与力量，这两个层面的交集代表着国家政府的强弱程度。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称为“强国论”的经典之作。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称，福山是一位顶尖的当代事务分析家，他独具洞见与特色的论述，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今日世界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

　　实际上，王绍光对国家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的研究比福山提出的观点要早了十几年，也比福山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国家基本制度的见解深刻得多。这源于王绍光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政治学理论的深厚基础，而福山是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出现大量“国家失败”经验之后，才提出“国家构建”的基本命题的。

　　王绍光对中国改革的知识贡献还在于最早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提高国家能力，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三大目标；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观是：集中中央财力，扩大决策民主。这些理论观点和基本思路是具有前瞻性、务实性的特点的。

　　到底未来中国应当选取何种模式？在王绍光文中提出了四种体制：权威主义的强政权；
强有力的民主政权；
权威主义弱政权；
弱民主主义政权。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并且中国转型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强化国家能力，改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第二步是向民主国家转变。同时他也前瞻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家能力提高并顺利向民主国家转变；
另一种可能是国家能力被弱化致使公平权力不复存在，爆发内战和革命，革命也许给民主制度带来更大混乱。当时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还刚刚出现前苏联解体的迹象，更没有出现南斯拉夫的解体。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的领导者十分智慧地使中国在经济转轨和民主化进程避免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也避免了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局面，几乎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良性的独特的民主化道路。这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发展前途的难得的前瞻性和少有的预见性。

　　为什么中国会避免第二种可能、走上了第一种可能性的转型道路呢？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对此王绍光做了探讨和理论总结。他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一文中实际讨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实践问题。他通过案例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回归到民主的本来含义，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因此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变量。虽然“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程度未必都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决策的机制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等各方面的收益。可以预见，决策模式的变化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这里，西方泊来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许多西方学者贴在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标签，与其说是学术分析的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既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会成功，也不能解释他们对中国的预见为什么总是会失败。

　　二、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特殊性的中国社会实践问题。我们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渐进过程。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⑥。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效率优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兼顾公平的改革原则”⑦。这成为相当一段时期的“主流思路”，这既与决策者的理论来源有关，也与人们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

　　熟知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王绍光深入研究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最先对“效率优先论”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关系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含义。早在1994年，他在《效率公平民主》一文中探讨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三种观点：效率优先，公平优先，两者之间折中。他对效率优先的意义做了明确规定，即指为了提高效率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这就意味着：第一，牺牲公平是手段，并不是目的；
第二，牺牲公平不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
第三，牺牲公平不是提高效率的充分条件；
第四，并不是越不公平就越有效率。

　　王绍光认为，牺牲公平不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或者不是越不公平就越有效率。效率优先不是无条件的，不应该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或条件，在能促进公平的地方应尽量促进公平，在不必牺牲公平的地方应尽量避免牺牲公平。我们既不赞成效率绝对优先，也不赞成公平绝对优先，而是赞成在两者之间偏向于公平方面的折中。这意味着坚持如下五条原则：扶贫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政治民主原则；
经济民主原则。上述原则成为我、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的核心观点，成为我们提出解决中国地区差距的基础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的重要来源。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上的不平等问题呢？王绍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也包括国际比较）认为，目前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相当严重，采取措施缩小不平等的时机已经成熟，它应当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

　　中国如何实现社会发展平等目标呢？王绍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四个标准、处理好三大关系、采取六种必要的行动。平等的四大标准是：极小极大化标准（减少最富群体的收入），极大极小化标准（尽量提高最穷群体的收入），比例标准（缩小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最小差距标准（缩小贫富之间的绝对差距）。三大关系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策变化和制度变化的关系。六种行动是：取消向沿海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重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消除贫困，保证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王绍光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研究所关注的都是影响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除了研究收入不平等、地区不平等之外，还专题研究了公共卫生和医疗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特别关注和分析了公共安全领域中最突出的煤矿安全问题。从煤矿死亡率的趋势和差异性定量地分析认为，大量（国有）煤矿的安全记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接近，但是小型（私人或非法）煤矿是真正的死亡陷阱。

　　早在1994年王绍光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改革有两大互补目标：改革的目的不仅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体制，而且要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体制。显然，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仍然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只有建立公正的、和谐的社会制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对基于国家基本制度构建两大目标的共识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当初我们只是对建立第一个目标有了政治共识，即1992年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在我们对建立第二个目标有了政治共识，即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

　　王绍光教授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也由来已久，这常常为许多中国研究者所忽略，而实际上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中国研究领域。他既在讨论公民社会的一般理论，也在讨论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现实环境以及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社团组织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出路在哪里？公民社会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格局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王绍光的研究对厘清公民社会的真实意义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很有帮助。

　　市民社会并不是天堂，更不是社会发展的终点。在市民社会的迷信在世界范围最盛行的90年代初，王绍光就指出：“市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⑧90年代后期以来，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所谓市民社会的种种局限性。关于市民社会最流行的神话是其“独立性”，王绍光用跨国数据证明，这种独立性实际上是大打折扣的⑨。关于市民社会的另一个神话是它可以制约国家权力。实际上，大量所谓“市民社会组织”不过是些追求一己私利的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而已。

　　但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确实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伴之以对人、自然和社会的保护机制，否则市场经济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光靠政府并不能对人、自然和社会提供充分的保障，民间非营利部门是对市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必要补充。三足鼎立的体系才是稳定的。从理论上说，市场和政府都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在双方都失灵的情况下，就需要民间非营利组织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非常有必要促进市民的结社活动，尤其是非政治性、非利益集团性的休闲型、兴趣型社团活动。与着眼于社团的外部效应（制约国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不同，王绍光看重社团的内部效益，即帮助其成员构筑持续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社会资本。正是在非政治性、非利益集团性的社团中（如老人合唱队或者观鸟俱乐部），人们才最容易平等相处，培植相互信任感，学会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内部事务。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特征正是增强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兴趣、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⑩。

　　对市民社会的发展来说，既有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资金、人脉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就中国而言，发展非营利事业的社会条件、法律条件和资金条件都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但资金缺乏是目前中国发展民间组织的最大障碍。王绍光认为，对市民社会组织来说，个人捐献的资金和时间可能是最好的支持来源，因为这类支持一般很少或没有附带条件。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依靠私人捐款作为市民社会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几乎每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主要都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因此，市民社会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私人捐款有利于维持独立性，但仅仅依靠它将阻碍市民社会的成长；
另一方面，虽然通过商业活动或从政府或外国捐款者那里筹集资金更加简单，但市民社会组织常常不得不为了获得这笔收入而改变它们的任务和性质。为了确保拥有合理程度的自主，市民社会必须建立一个私人慈善捐款的殷实基础。然而，指望私人捐款成为非营利组织收入的主要源泉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避免过于依赖任何一种收入来源，无论它是来自商业活动、政府还是外国捐款者。

　　另外，王绍光在书中不仅展示了他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很多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比如，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的结社革命？结社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哪些领域的社团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哪种类型的社团更能促进合作、公民参与、宽容、信任和互惠规范？参与非政治或非志愿的社团能否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兴趣？社团如何促进公民观念和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参与社团是不是比不参与社团更有可能成为好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重新构建国家与社会都是重要课题。我们欣喜地看到，王绍光做出了十分有意义的新探索，成为他探索中国安邦之道的重要方面和重要贡献。

　　四、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

　　王绍光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之一，也是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在海外SSCI（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中收录了12篇文章，引用次数277次，在海外中国政治学学者中居前列；
2000～2005年间，他在国内CSSCI（中文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中收录20篇（第一作者），被引用415次（排除自引）；
在google学术搜索中，中文网站引用1490次，英文网站引用813次。这既反映了他持续的创新能力，也反映出他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最近他获得国家教育部授予的“长江讲座教授”称号。

　　我把国情研究即当代中国研究（Cont emporary China Studies）称之为公共知识，具体来讲就是提供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政治变革与对外开放的系统知识。但是，如何做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一个大的机遇。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现代中国研究，应当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有些人也讲到中国学或者中国研究，不在中国，而在中国之外。它是什么含义呢？它是指在国际上正式发表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论文和著作，由来自中国的学者发表数或引用数相当少，主要是外国学者，又主要来自欧美学者发表的。为什么呢？几乎全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最好的大学和最重要的“智库”都设有中国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他们确实有很多的高水平的学术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研究，不仅有长期的知识积累，还有人才的积累，而且获得各方的大量资金资助。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尽管我们是研究中国的，至少国际学术舞台主体还不在中国，也就是说在国际学术舞台，包括国际会议论文，也包括国际学术杂志，来自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比例还相当低，被引用的次数比例还相当小，当然最近几年在迅速地上升。

　　第二，中国学还没有能够形成我们称之为的系统的理论，也包括现代中国系统性的知识。

　　第三，中国研究的挑战。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学不是简单的资料的汇编，而是按照社会科学或者其他科学方法，对这些原始的资料、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和上升为重要的理论。所以说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规范地去进行研究，以便于不仅你能够理解，还使和你交流的外国人能够理解；
不仅学术界能够理解，而且进行国际交流，引证你的研究成果，为同行所认同。

　　三联书店出版《安邦之道》这本书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学术研究的典范。该书由25篇文章构成，其中有一部分文章曾发表在国际人文科学界的杂志上，成为国际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每篇文章都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诸如理论问题是什么？历史问题是什么？现实问题是什么？然后对大量文献做梳理工作，并提出作者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析与评价；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独到理论框架，不只是单维视角，而是多维视角，把具体的中国问题放到框架下看其演变过程、可能变化趋势；
根据理论分析对特定问题公开，对特定问题做实质分析，包括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由此得出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结论，形成该问题公共知识，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将研究成果以附加值的方式，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思路。

　　对于中国研究来说，我们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一些扎实的基础研究。王绍光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表率。前面提到，王绍光关于民主理论、关于国家能力、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在世界上都是领先于人的。同时，他对中国问题也力求精解。比如中国到底有多少社团都还没弄清楚。除了一些笼统的数据，我们对中国的社团版图知之甚少。王绍光教授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利用年鉴、地方志、互联网和抽样调查等各种渠道汇集数据，勾勒出中国社团活动的规模、范围和结构。根据他们的研究，目前中国约有803万个社团。一场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正在中国展开，将如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样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绍光教授的这些实证研究，对于切实了解中国市民社会的现状、问题以及发展前景都大有裨益，并且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研究有两条基本路径：一种是理论导向的，即从理论出发，寻找一些案例或数据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另一种是问题导向的，即从现实问题出发，整合甚至创新已有的理论来解释、解决问题。这两种路径都有它的适用性。

　　王绍光的学术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他是问题导向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是实用主义的；
从研究问题上来看，他是在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他有扎实的西方理论背景，但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条条框框；
他植根于深刻的中国现实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没有困惑于中国现实的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中国研究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拿着西方的理论标尺来量中国的现实身材，而应当大力推崇“实践主义”，用中国的事实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并创新中国的理论，展现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

　　许多人把王绍光称为“新左派”，我认为这有些牵强附会，我称他为“实事求是派”。他所讨论的理论不是十分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
他不迷信所谓“理论教条”，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也包括实证分析，因而他所提出的见解就具有解释力，也具有预测力。应当说，王绍光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的安邦之道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与坚实的实践的基础。

　　（本文系作者为王绍光所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即将出版）一书的“序”。王磊、魏星协助整理资料）

　　注释：

　　①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批判了“古典民主观”，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即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

　　②1993年1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正式出版；
Wang Shaoguang and Hu Angang，2001，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New York, M.E.Sharpe。

　　③我们当时认为，有关国家能力与市场转变问题是一项崭新的国际性课题，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尚未能提供现成的成果，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尚未能提供现成的经验。本书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同时也是该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需要我们继续钻研，不断创新。引自王绍光、胡鞍钢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第28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9～54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中文版为[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江泽民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讲：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3条规定：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参见“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⑨参见“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⑩参见“中国的社团革命”“促进中国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发展”，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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