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红：高考圆我人生梦

　　恢复高考迄今整整三十年了。1977年冬天，来自各个行业的570万 “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向沉寂了十一年的高考考场时，有谁能想到这一重大事件将改写共和国的历史，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每每想起这一时刻，就心潮汹涌，激动万分。是邓小平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圆了我的人生之梦。

　　高考圆我大学梦

　　上大学本应是我学业的自然延续，但文革浩劫使它成为梦寐以求的奢望。1966年小学毕业的我在经历了四年停课闹革命后，从1970年到1973年完成了初高中学业，当时正赶上教育回潮，大家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我们能考大学了！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只能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战天斗地。虽然我在知青点上表现优秀，但连续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因插队时间不满两年而失去机会，公社书记曾给我许诺，要我继续在农村劳动一年，明年一定推荐我上大学。但是阴差阳错，我稀里糊涂地在“返城潮”中到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在食堂当了一名炊事员。偌大的省级机关人才济济，我一个小小的炊事员无论怎样表现出色注定都不会被人注意。我曾被后勤上的工人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先进工作者，都因食堂在机关的地位而被否定了，希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梦想也就石沉大海了。那是我人生最困惑最痛苦的两年半时间。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我们闭塞的厨房时，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了。同学们早已八仙过海，四处求师，借书复习了，而我在食堂不但不能请假，连晚上开会也必须参加。我本来喜欢政治理论，中学时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实践论》、《矛盾论》，插队期间找本小说都困难，我硬是看完了在废纸堆里找到的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知青丛书《政治经济学读本》。但高考文科考试的历史地理我从来没学过，来不及也找不到本史地教材，只能报考理科了。离校已近五年，中学速成的数理化已忘的差不多了，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复习数理化。那时，经常晚上八点下班后听说哪个学校有辅导班，就飞快地冲进门窗过道挤满人头的教室，没头没尾地听上一节半节课，回来整理笔记到临晨三四点，五点半就又去食堂上早班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虽苦虽累心中还是充满希望。忘不了1977年12月5日那个飘着雪花的日子。我坐在太原四中考场上看到“为四化作贡献”的作文题时竟然激动的大汗淋漓、双手颤抖、思如泉涌、一气呵成我的作文。考政治时监考老师久久站在背后看我答题，交卷后那老师才告诉我说我的政治卷子答的非常好。果然我是以政治98分、语文85分、超出当年录取线48.5分，总分288.5分的成绩达线的。但由于我报的是理科，数学不及格未能被录取。接到录取通知的同学一个个报到入学了，在我彻底失望的无奈中，突然意外地得到消息说文革前在省委党校招收的山西大学政治系要恢复招生了。我不顾一切地找到省委党校的有关领导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意愿。忘不了那个平易近人的校长当即留下考号、姓名，说党校正想要我这样文科成绩好的考生。不出一周时间，我顺利地被山西大学省委党校大学班录取，我真是喜出望外，兴奋万分，我真的能上大学了。1978年6月5日我终于踏进了省委党校鲜花盛开、绿树成阴、郁郁葱葱的美丽校园，在这里度过了我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

　　高考圆我入党梦

　　我十八岁在高中学习期间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尽管我在中学期间一直担任红卫兵和团的干部，学习成绩优秀，在各项活动中都表现积极，但学生党员名额有限，到毕业也没发展一个学生党员。插队以后我立刻给所在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争取入党。插队三个月，我就成了大队干部，我一人身兼统计、记工员、广播员数职，还负责分粮分菜分饲料。尽管自己很忙，但仍然坚持参加劳动，割麦、插秧、挖河、打场、薅谷、喷药，什么农活都干过，并且只领取一份补助工分。每到春节，全村每户人家大大小小的春联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写，腊月里大叔大娘、小伙子大姑娘揣着一卷卷的红纸涌进大队院里我的办公室，说说笑笑，裁纸研墨，非常热闹。“接受再教育”让我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我曾被评为所在县区的模范知青，工作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但入党的事因为名额冻结迟迟没有解决。带着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的歉疚和遗憾我回城了。在电台食堂工作期间，我是后勤部门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我把年轻人聚集的食堂学习宣传氛围搞得生动活泼，饭菜花色多种多样，环境卫生干干净净。但我想入党的愿望却不被所在部门的领导理解和接受，他们甚至觉得可笑，一个食堂的小丫头入什么党，做你的饭伺候好人就行了。再加上我想学习，想上大学，实在不安心一辈子干这份工作，入党就更成了难圆的梦想。进入大学后，看看全班80多位同学，个个基础扎实、多才多艺、勤奋努力、积极向上，入学前有干部、教师、记者、最少也是企业里的工人阶级，还有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我感到自己是社会地位最低基础最差的了，更不敢奢望在这人才聚集的群体中能早日入党，但没想到在这令人奋进的环境和温暖的集体中，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信任中，我居然于1979年5月在全班第一批加入了党组织。在庄严神圣的支部大会上，我立下誓言，永远不会辜负培育我的党组织和亲爱的党校。

　　高考圆我工作梦

　　小时候我家最奢侈的电器是一部熊猫牌收音机，“星星火炬”、“小喇叭”、“小说连播”、“广播剧”是我经常爬在收音机前喜欢听的节目。五六岁时别人问我长大干什么，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广播电台播音员。我喜欢朗诵、喜欢看话剧，在中学是学校的广播员，到农村又兼着大队的广播员。可是长大了我工作了，只是个广播电台炊事员，离我的理想相差甚远。我渴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的语言、声音、情感去表达去创造去工作。终于等来了1977年的高考，考试之前听说北京广播学院在山西招生，而且要在省广播电台录音进行初试，我莽莽撞撞找到机房，当时试音的除了省台的播音员都是地县广播电台的专业播音员，分别就不同体裁的文章播报。我没见过这种的场面，更没经过任何专业训练，也没有丝毫的准备，就说让我也试试吧。机房的师傅一看竟是厨房的小丫头，那就读几篇文章吧，这样我开始在期望中等待。高考笔试结束后我去一打听，才知根本就没往北京送我的录音，原因是未经训练，不懂技巧，完全童音。可是送了录音的几个人笔试一个都未达线，那一年北京广播学院招生山西可能是空白。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理论教学、理论宣传、理论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去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从事理论教学工作，毕业分配对我来说一帆风顺，我如愿以偿地在省委党校当了一名理论教师，真的是用自己的语言、声音、情感去创造去工作。现在我已在党校这个神圣的讲台上工作的25年，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理论教师。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不仅是能用所学知识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我只要站在讲台上，不管有什么干扰很快就能激情飞扬地进入角色。很多学员说我讲课很有激情、很有煽动性，台下的我和台上的我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其中除了不断地学习充实提高自己，就是这种特长和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用自己所长从事自己喜欢的创造性的劳动，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幸福。如果没有高考，我能从事这样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吗。

　　高考圆我爱情梦

　　哪一个青年男女不渴望甜蜜的爱情，可是当我进入婚恋的年龄时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农村回城的几年我已二十四、五岁，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我自幼好强，不甘心就此进入“围城”。我想上大学、想入党、想调个好工作，总之我需先立业，再成家。在食堂期间后勤上许多同龄的工人对我表示友好，我视若不见；
好心的师傅们在外面给我介绍对象，我婉言谢绝；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不愿见人，几乎和中学的同学断绝了来往。但是上学、入党、调工作、前途渺茫，我在机关食堂闭塞的小天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切菜和面、做饭卖饭、劈柴烧火、收拾打扫这样简单的劳动，轮休时我专门把元旦春节休息时间让给别人，用工作来填补心中的苦闷。我也曾遇见过不错的对象。那是一位老师给我介绍的，是她最欣赏的学生。小伙子三代工人家庭岀身，根正苗红；
工农兵大学生，哈工大毕业；
国有企业上班，聪明正派，而且也真喜欢我，论条件确实无可挑剔。但当他和我谈婚论嫁时，我却不近人情地当即拒绝并果断分手，当时着实伤害了人家。我不知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不想结婚。这段交往结束不久，就传来高考的消息，我真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露，顿时精神振奋全力以赴地投入复习。进入大学后，同学们只争朝夕恨不能把逝去的时光补回来，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荡漾，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问题，况且大学生也不允许谈恋爱结婚。转眼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已是28岁的大龄青年了。大学虽不允许婚恋，但也需从实际出发，班主任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几个大龄女青年的个人问题，甚至托老三届的师兄们帮我们物色对象，但终究限于条件和环境，成功率很低。最后结果是在我们77、78两级120多名同学中居然有十对恋人喜结良缘。我也在其中非常自然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经历了甜蜜的爱情，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快车，成为我们这代人中的幸运者，上了大学，入了党，有了份好工作，找了个好爱人。回首三十年，我无怨无悔，对工作、对社会、对家庭，我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无愧于时代和党的培育，也无愧于母校和老师同学，我很知足也很幸福。写下这段文字，同龄人或许感到亲切，年轻人像在听故事，老一辈抑或又会想到那个“左”的年代，但这就是恢复高考时那个真实的我。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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