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郭沫若：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

　　他在1933年就有焚书一说

　　建国后，郭沫若在他的那条沿途贴满了标语的文艺道路上越走越窄，越走越险，然而，他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间到了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郭沫若竟说出这样的话：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1

　　这就是郭沫若著名的"自焚"说，话一出口，举世震惊，然而，在该年7月4日，身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郭沫若在北京再次发言，对他先前的焚书说有所解释，他"无悔"地说，"严格地说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2其实他的"焚书"论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也并算偏激，不但能理解，而且不偏激，甚至是实事求是的，试想，以无产阶级文化的尺子来尺度他以前的作品，焉有存在的价值呢？8月25日，他回信徐正之，就他的焚书说再次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3他之所谓"焚书"之意便是以新的政治标准来进行文艺上的自我更新和重生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真诚，不过这是一种幼稚的、浪漫的真诚。

　　其实类似的"焚书"说，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说过，1933年8月26日，郭沫若在为乐华图书公司出的《沫若自选集》写的序言中便说，"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4只是当年他没有建国后的地位和身份，人微言轻，当然也不能产生地震般的效果了。

　　这是他从"政治标准"上对自己作品的自我否定。以当时的标准来讲，他过去的作品都是政治错误，故而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作为党派知识分子，他视政治第一，政治正确为文艺的生命，正是基于此，他才会发出如上那些惊世骇俗的焚书论。

　　不能"魂不附体"

　　1960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献给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诗曰：

　　在全国正大闹文化和技术革命，

　　到处都看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解放前还是文盲，今天已成为先生！

　　解放前还是保姆，今天已有了发明！

　　为什么出现的奇迹如此地惊人？

　　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5

　　只有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便是"魂不附体"，只讲政治，没有作品的政治便是"游魂野鬼"。1941年12月17日，郭沫若在赠送左派作家潘梓年的诗中说：

　　提高党性遵逻辑，

　　写好文章是作家。6

　　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作家是脱离不开政治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过分强调了政治的要求，或者以为在这样紧迫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失掉了它的效用。不，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人类是"政治的动物"，离开了政治的要求，人类便只好是动物而已。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文艺何能两样？文艺正是极犀利的政治斗争的武器，我们今天不仅不能搁下我们的武器，更应该磨炼我们的武器，使它更加犀利起来。"7在他看来，作家与政治要亲密无间，合二为一才对。而在有些艺术家来看作家与政治宜分不宜合，"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8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961年，郭沫若在读书札记中称袁的这一看法"良有见地"。""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9他还说，"对创作来说，思想、立场、劳动、实践等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政治第一。"10他主张，在文艺活动中首先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有了政治第一的意识，还要坚持"政治正确"的方向，"要作好文章，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和良好的作风。"11所谓"政治正确"，便是你是否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你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你是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方向，归根到底，你是否自觉到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党的宗旨为宗旨，你的文章是促进了这一宗旨的实现，还是破坏了这一宗旨的实现。

　　他说戏剧除了感梁力强外，还要有一层"伦理上的限制"，那"便是内容要于民众有利，至少是无害。假使于人无益而甚至有害，那么价值的批判便要恰恰相反。譬如，诲淫煽情，有伤风化，又譬如替汉奸辩护之类的作品，照道理上说来应该感动不了多少人，然而用技术的魔术却往往可以收到惊人的效果。"12如果"政治错误"的话，无论艺术上有多成功，也不能称之为一件艺术品，非但无益，反而越发有害。所以，他说，"诗人应该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胜任的时代歌手，并从而教育人民。施教者必须先是受教者，要好好向人民学习，了解人民的思想希望，掌握人民的活语言，吸收本民族的一切民主性的精华。在这基础之上，用正确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剪裁，结构。"13作者有了生活，有了素材，但还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来加以尺度和取舍。

　　正动和反动

　　郭沫若的文学价值的评论、及文学理论的论争也多以"政治的正确与否"为主要评判标准。

　　1949年2月他在为陈国柱的《革命诗钞》作的序中说，"昔杜少陵曾以此（案：指杜之诗史）见称于世，而有每饭不忘君之誉，继周（案：指陈国柱）则每饭不忘民者也。形式系旧有者，律之工雅远不逮杜，而意识则远逾之。"14然而，今天来看，"每饭不忘君"杜甫的诗史仍为人所吟诵，而"每饭不忘民"的陈国柱的《革命诗钞》却几无人知，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1948年，他以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文化"代言人"痛斥"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桃红小生沈从文、蓝衣监察朱光潜、黄帮弟兄、白面娄罗以及黑色买办萧乾等都得到一一清算和警告。至于郭沫若的评判标准呢，依然是政治正确。他说，"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
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对。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反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15人民利益重于一切，1941年他也是以此来评判善恶的标准的，他说，"谁个还不知道合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善，反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恶。"16"中国人民知道，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文化，是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的产物。"17然而，今天来看，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艺成绩重新得到世人的承认，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的确存在很大问题。

　　他将已有定评的作家也拉入政治正确的轨道来加以解释。郭沫若说到鲁迅对于木刻的贡献时说，"新的木刻技术是由他首先由国外介绍过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意识上的照明。他使木刻由匠技成为艺术，而且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犀利的人民武器，木刻没有走过怎样的冤路，一出马便以健全的现实主义，配合着人民的要求，紧迫着时代的动向，迈进了它的大步。"181947年2月10日，普希金110年逝世纪念时，郭沫若说，"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以文艺的武器来诚心诚意地替人民服务。他采用着人民的语言，利用着民间的传说、历史上于人民翻身有关的故事，作为他的创作工具和材料，以促进人民的解放。"19

　　关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他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的新旧并不重要，语言的文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映了什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形式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意识。这个意识的获得并不必限于解放区。然而要学习这样的形式却必须限于人民意识的获得。"20

　　他以此来批评新文学，虽然文言变白话，但有的却仍没有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虽然地在企图翻身，但终因人民意识的未能彻底，尽管文言变而为白话，而白话又成为了新式的文言。一部分新文人们的搔首弄姿怡神旷意，不是比起旧式的倡优来更加顽固乃至无耻吗？"211958年，郭沫若在答《新观察》杂志关于文风问题时说，"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至于思想方法 ，"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22

　　1950年4月19日他在致吴韵风的信中说：

　　单从形式上谈诗的新旧，在我看业，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假使作者是反动派，而内容是为落后势力歌颂，或对进步势力诽谤，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的形式，我们断不能说它就是"新诗"。

　　又假使作者是革命家，而内容是对落后势力搏击，或为进步势力歌颂，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旧式的诗或词的形式，我们也断不能说它就是"旧诗"。23

　　文章好或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或旧，而在于内容的正或误，作家的革命或反动。他在另一处也阐发了几乎同样的意思，"形式不在乎新旧，主要是内容问题。用旧形式装上新内容，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新东西；
反之象徐志摩那样的东西我们能说它是新的吗？所以，对于新诗发展的基础，不应该从形式上去追求，而应该从劳动实践上，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上去阐发。内容总是占领导地位的，政治第一，这是铁定不移的。有一定的内容，就会产生一定的形式。"24

　　在论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时，他着重强调了"革命的"那三个字眼，这就意味着作人作文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立场。"上面冠上了"革命的"，跟过去的当然有所不同。在今天来说，"革命的"是指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表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表现了这些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25

　　这里"革命的"意味着马列主义的意思。"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6至于浪漫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这都无关紧要，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你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采取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7

　　可见，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问题的探讨都是以"政治正确"为主要立论依据。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

　　思想决定文章进而发展到作文首在做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人做什么文。上海纺织工人的歌谣《上海民歌选》的序歌，很典型地说明了那种思想决定一切的作文要求，歌云：

　　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28

　　郭沫若屡次表达了与此极为相似的意思，1944年3月28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我的主意是说一个作家要有正确而坚强的信念。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是做文章的基本条件。文就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便写出什么样的文，也就如是稻粱种子发而为稻粱，是松柏种子发而为松柏一样。"29他在另一处也这样说，"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作文章的问题。思想、立场、观点，是文风的首先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作出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谈文风首先要谈人的作风，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古时有人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就是这个意思。"30"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文艺界也有了"阶级决定论"、"血统论"的痕迹，出身决定思想，思想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未免显得武断而霸道。

　　1950年3月14日，郭沫若给当时在学校上学的吴明的信中说，"写作的目的是服务大众，夸大一点说是教育大众。假如自己尚未完成，如何教育人呢？写作不是为图表现自己，那种观念不仅落伍，而且有些反动了。"31于是，教育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政治思想便成为一件紧要的事情了。

　　"诗歌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民族形式。这须得我们在思想上建立革命的人生观"。32郭沫若在致一名叫白贝的小学教师的信中说到对"星际殖民"类的"科幻"小说的批评，并要知识分子"象割掉毒瘤一样"，并树立起"积极进取的思想"，郭说，"你所爱的那位"小时候的同学"，我看他是有才气的，但不幸他的想法只是些唯心论的泡沫。"能变物质"是不可能的。"万物有情"，作为诗人的辞藻可以，但要作为一种实际，那就离实际太远了。"拓星"的想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找寻殖民地的极狂妄的想法。别的星球上，可能有生命，这是还待研究的问题。在地球上进行改造自然的工作，已经就是够宏大的工作了。那种虚无缥渺的想法，值不得佩服。小资产阶级，处在革命的大时代，应该象割掉毒瘤一样，丢掉旧的包袱，充分学习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积极进取的思想。"33

　　这就是要艺术家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意识"。1947年，郭沫若将意识的觉醒分为三个阶级，他们分别为：民族意识的觉醒，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人民意识的觉醒。"辛亥革命前后是以民族意识或国家意识的觉醒为主流，当时的号召是"排满兴汉，富国强兵"。五四运动前后是近代意识，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反帝反封建，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抵是由有产者的立场号召出来的。近年来这种号召更加明确而普遍化了，主要是奠定了人民本位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民意识的全面觉醒。"34相应文艺也应以人民本位的，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配合。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的人生观"、"工人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民意识"，名目繁多，说法不一，归根结底一句话，凡是"一切遵从党的意志"便是"政治正确"，反之便是政治错误。

　　建国一年之际，1950年10月27日，郭沫若在《郭沫若选集》自序中写道：

　　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已经获得全面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人民文艺将有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出现。35

　　多年过去了，可惜的是，"人民文艺"那"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如他所愿的那样蓬勃出现。

　　1956年5月28日，郭沫若写诗《赞红岩》，诗曰：

　　红岩呵，你是多么好的一个象征，

　　你象征着党性强的

　　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你象征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们

　　要向你，红岩，宣誓：

　　我们要多多地产生出

　　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

　　红绝而坚实，无愧于你。36

　　那些"政治正确"、"党性强的"作品到如今，多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

　　1962年3月30日，郭沫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时，热情洋溢地赋诗曰：

　　艺苑东风二十载，

　　百花齐放满园新。

　　莺歌燕语流天籁，

　　岳峙渊渟绝滓尘。

　　服务工农增喜乐，

　　发扬马列倍精神。

　　放诸四海而皆准，

　　传至千秋也是真。37

　　出于革命时代的毛关于文艺的见解，且不说"放诸四海"，就只在中国，也且不说"传至千秋"，就只是在八十年代，赵丹临逝世时便在《人民日报》上提出"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38的怀疑。

　　当年政治第一的标准在现在遭到抛弃，当年政治正确在现在看来并不见得正确。

　　注释：

　　1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2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8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10-08，5版。

　　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1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1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1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1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1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1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1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18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20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21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2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2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2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5页。

　　2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28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2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

　　3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31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32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3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34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

　　35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3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3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38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10-08，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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