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利息税劫贫济贪

　　11月1日银行利息税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征收。出台这项税收政策的预期目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动内需，刺激消费，鼓励人们多化钱，少存款，以扭转当前国内经济持续低靡的局面。二是加大政府的收入。政府征收来的消费税，在现在可以用于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未来还可以用来直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三是调节收入差距。谁存的钱多谁交的利息税就多，钱少的人交的利息税就少，从而使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更趋平均，实现共同富裕。

　　但是，从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反应来看，这项税收的实际效果与对这项政策的主观预期之间可能有不小的差距，即便是这项政策的初衷也有值得商讨之处。利息税能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吗？人们不愿意消费的原因绝不是因为该买的东西已经买了，剩下的钱无处可花，只好放在银行里，而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收入能否稳定增长没有多少把握。如果收入增加的问题不解决，越逼迫，人们越不愿意消费。

　　利息税能加大政府的收入吗？应该说，在短期内，利息税对扩大政府的收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看，由于政府通过扩大税收提走了民间的资金，使民间因资金短缺，难以进行投资活动，政府的税基将被严重削弱。在市场经济下，刺激经济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减免税收。靠增税的方法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在效果上往往适得其反。

　　那么，利息税能得到劫富济贫这个似乎最能为利息税提供正当性的目的吗？一些记者针对利息税所作的调查表明，富人们对利息税根本无动于衷。普遍的反应是，利息税对有钱人无太大的损失，对老百姓则是一种负担。

　　不仅如此，在法治不彰、腐败泛滥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劫富济贫的行为都极有可能蜕变为劫贫济富。在官员的财富来源缺乏透明度的社会，劫富济贫的政策只能使那些无力无处隐藏、转移或进行大规模投资性活动的寻常人家在以惩罚富人的名义出台的税收政策面前束手待“征”。以利息税为例，由于对股票、国债和若干专项储蓄的利息收入均不征税，那些有能力把大笔资金放入股市或国债上的人就几乎不受利息税的影响，只有那些无力入股市的小户人家成为征收利息税的主要对象。而这些人寄希望于微薄的储蓄来购买房屋、子女教育、应付意外事件以及未来可能失业的风险等巨额支出。对多数人来说，银行的有限存款可能连应付上述其中一项的支出都不够。所以，不论利息税多高，他们也不愿把这些救命钱用于日常消费。所以，中下阶层对利息税通常的反应是利息税越高越要存。有人甚至说，“没有利息也要存”！

　　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太自由化了、竞争太充分、太公平以致造成两极分化，而是行政权力、垄断行业和既得利益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形成。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政治原因，是权力不受监督，官员可以任意滥用权力，是漏洞百出的豆腐渣制度滋生的腐败，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一些有权的人可以更从容地以政策设租，以职位寻租，利用手中权力敛取巨额不当财富。

　　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公器被用于官员的私利。在还有几千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社会里，一些官员可以贪污上亿元财富，挪用上百亿元的公款。这方面的问题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政治体制有这么大的漏洞，而又迟迟没有补漏措施。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靠加大行政权力缩小市场的作用能扭转吗？

　　克服个人间的收入不公不能仅靠加强税收，因为许多因腐败得到的收入不在征税范围之内。只要有大量灰色收入凭借权力逃脱纳税，这样的税收措施就注定是在拿守法者和贫穷者（如在大城市里经商的农民）开刀。非法暴富的人固然可恨，但上述的大力度税收又恰恰保护施惠于这些非法暴富的人，而打击的正是合法致富的人。要知道，对于那些仍在岗位上的、陈希同、王宝森们的非法收入，任何税收手段都奈何不得的。这样的税收措施向世人所展示的只能是，法律打击的是守法者，保护的是枉法者。这样的税收不仅达不到“均贫富”的目的，反而以共同富裕的名义把穷人的钱大把大把地送进巨贪及其政界、商界的朋友腰包，为他们创造无限的商机、贪机。劫富济贫的动机终于达到了劫贫济富的效果。不信请看看报纸上对贪污、挪用、截留扶贫基金、救灾经费和退休抚恤基金的数不清的报道吧！

　　一些学者建议政府通过从社会中加大提取来给穷人更多的福利而不是更多的经济自由。可是一旦政府担负起了分配性公正的使命，政府将获得无可限量的资源和权力，并建立起行使这一职能的庞大而腐败的官僚系统。这样的政府既威胁到自由，同时不仅不可能解决公正问题，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并使穷人永远是穷人。其结果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员愈富，穷人愈穷，以帮助穷人始，以坑害穷人终。

　　所以这实在是很不高明的奏折。因为目前社会中对权力尚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度，而民间财富有限，腐败者的欲望无限，这样的措施无疑为他们的贪婪打开绿灯。只有在有效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健全税收制度。但若花钱不负责而又征税无节制，这不是对老百姓、对有权者自己负责任的做法，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有了有效的监督机制，也应轻征薄敛，这样才能藏富于民、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增加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1949年以来，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之所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这些改革措施打破了大锅饭。故若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大规模地启动平均主义的改革措施显然无助于改革的深化。既然平均主义政策不可取，是不是就应该坐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呢？绝对不是！在有些人看来，劫富济贫似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实现财富合理分配的途径。其实并不然。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的最有效的途径恰恰不是劫富济贫、剥夺富人，而是为所有的人，尤其是为穷苦人改善自己的生活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和适宜的政治制度环境。例如，取消对社会流动的限制，使穷苦人有更多的异地赚钱的机会；
从结构上消灭腐败，建立一个廉洁的政治制度，因为腐败官员的收入往往最容易逃避税收；
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防止凭借政府的权力来获取超额的利润；
通过新闻自由来让舆论揭露、监督腐败行为等等。

　　如果要想在中国实现比较公平的分配的话，那么就应该淡化政府在重新分配这方面的职能。政府要做的是对自身的体制改革，推动公平的、充分的自由竞争，消除腐败，帮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才是实现公平的根本出路。集中到一点，则是通过实行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从事创造财富活动的积极性。

　　所以，民意无代表，财政无监督，官产不公开，征税是为那般？缴税为那般？催征、申报又为那般？

　　（原文发表于《大河报》，1999年10月28日，利息税出台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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