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光：户籍壁垒的存在能说明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吗？

　　昨夜10点和11点，我在家里接到了两个陌生人从大洋彼岸纽约打进来的电话，一位是美国一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向我采访对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联合发布的绿皮书《2006—2007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提出“粮食增产难、农民增收难”的看法；
一位是美籍华人学者与我讨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这位美籍华人学者竟然把中国现实存在的“户籍藩篱”看成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裂状态。他与我通话长达80分钟，自始至终强调自己的观点，即“如果中国政府长期维持着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那么中国就是一个长期维持着分裂状态的国家”。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给我列举出了一长串的“确凿证据”：诸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迄今为止“大陆人”与“台湾人”却一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分离状态，更不要说“大陆户籍”与“台湾户籍”接轨了；
同样的，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多年了，但时至今日国人到那里旅游还须办理‘出国签证’，而像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窗口城市，“内地人”来这里办事还要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边防证”；
即使撇开像香港、澳门、台湾这样的“一国两制”敏感地带不谈，那么像北京、上海和其他省会大城市，“外地人” 想到那里定居生活也只是一种奢望；
此外，中国东、中、西部的地区人口流动和户籍迁移同样受到限制，即使乡村之间的农业户口也不是随便可以迁移的，因为国家规定：“农民承包地要维持30年不变动”，而农民在乡间流动时又不能随身背着土地走；
最为突出的是长年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2亿农民工，其人口规模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至今仍然处于一种“上不着天堂、下不着地狱”的无序混乱状态，由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国家”……总之，悠久漫长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语言、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上的地域差异，进而导致族群之间的情感隔阂和冷漠，以至丧失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极易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统一的最大祸根。而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户籍管制，严格限制国民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徙，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发展权和人身自由权为基本原则，平等对待国内不同种族的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就业、婚姻登记等等一系列问题。末了，这位美籍华人学者丢下一句话，即“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当务之急就是破除城乡隔离的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度”。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中国解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人很多、很多，但像这位美籍华人学者把“户籍壁垒”与“国家统一”的问题联系起来分析，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我在昨夜的整个通话过程中，只是多听、多记录、多思考，而对于这种大胆、新奇、有见地的“外来语”一时弄得回不过神来。结束通话后，我在想：即使撇开这位美籍华人学者认为“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谈，那么中国实行长达几千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究竟对中华民族的人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呢？此时，我忽然回想起了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的一段话：“假如你们只要求在城邦内实现平等，这样的平等就受到了限制，失去了普遍性，就不成其为原则，而变为一种利害关系。这就不再是平等了，因为这既是平等，又不是平等。一部分人享有权利，另一部分人却没权利，这是一种特权制度。这样就确立了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种类和状况，并由此会派生出一系列的种类和状况，它必然形成城邦内外人们之间等级和差异。城邦外的人丧失一切权利，城邦内的人却能享有一切权利”。可见，一个优秀的民族，一定是具有伟大的理性精神和包容精神、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

　　我国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2亿多农民工顽强地冲撞和撕破了政府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藩篱和禁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传统计划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堡垒——城乡户籍管制必将彻底解冻。但当我们迈进了21世纪的今天，仍可感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无处不在。试问，我们究竟还要等多久，中国才能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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