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
“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
“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谢泳：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第122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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