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开启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到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新的“改革开放”，其间经历多次非理性革命的中断，但最终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已显然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上次本栏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上千上万，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今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到，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千万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做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 等等。

　　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五位同仁（Robert Allen, 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篇题为《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在一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等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麦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一斤1元1毛，12亿美元相等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一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五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档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万个鸡蛋，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一定会让我母亲听了晕倒！而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4毛一个，12亿美元等于240亿个鸡蛋，也很多，但不到乾隆朝廷收入的一半！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一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显得更多。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的。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存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更加显得高了。第四，相反，鸡蛋、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越珍贵，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一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1986年至90年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敬儿子，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无法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可是，在中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后，不要说在广州，连在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录，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达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国选择与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产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现金福利和工资两部分，由于那些隐形收入不好估算，这里我们可看看那时的现金收入。普通工人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时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鸡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达到乾隆之后的新低。

　　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4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4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28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数倍！

　　文革时期，买一台自行车、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美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它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为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1毛5，等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能力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能力。

　　到今天，村里农民多做工一天，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比文革高15倍），5.7斤鱼（比文革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既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能力增加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对服装业、对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对在村里、村外的农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按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作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开架药铺买药自治，几乎无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 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的机会和收入机会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28年增长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农民的生活显然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孙文领导的革命以及之后各种名目的革命的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28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政治运动和革命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是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土地公有等体制制约了农民的发展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我以前通过系统的实证数据说明过，在过去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框架下，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实现公有制，不仅人人可以日子过得很好，而且通过科学的或者说“有计划、有步骤”的政府资源配置，可以让人人收入平等。—— 但实际的经历是，在那种体制下，不仅从北京到农村，人们的真实收入出现了历史性的下跌，而且资源和收入机会是靠权力配置，靠关系配置，不是按什么“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配置资源。所以，解放生产力、促进收入机会平等的药方不是走回老路，而是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宪政民主改革。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8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多倍。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比民国时期、比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在于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思。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感谢袁为鹏、李利明、曾人雄、文贯中、韦森、周程给本文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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