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英语族”的悲哀

　　八十年代初逗留英国期间，有机会接触了当地大学的一些汉学家。他们所讲的汉语并非十分流利，发音也不甚准确（汉语四声和非送气清辅音对英美人来说是极难掌握的），但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学知识之丰富，不亚于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连气质和神态都有点像中国人，甚至所讲的英语也有点走调，带上了汉语语音的痕迹，因而禁不住思忖：语言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浸润其中，整个人都“化”了进去。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这些汉学家身上那种决非做作的中国式谦恭。这不大可能是一份与身俱来的先天礼物，而更可能是后天习而得之或“习得”的。十多年后，读到了一篇英国人所写的关于英国汉学家的文章。文中称他们为一个特殊“种族”，或“汉语族”，因为他们不仅在知识结构上异于一般西方人，而且在思维方式、神情、做派甚至口音方面都染上了明显的中国气。笔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并没有因之升温几许，但“英雄所见”得到了一点印证，也颇感欣慰。

　　但从此也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十分留意中国大学校园里是否也相应地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种族。须知，中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从业者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其数量远远大于西方的中国语言文学从业者。观察了若干年后，得出了这一结论：的确存在这么一个族中族，姑以“英语族”称之。在此郑重声明，使用这个名称决非出于恶意，因为笔者亦忝为英语族人，甚至从中学到大学、从本科到博士、从助教到教授，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有过改行的念头，可谓忠贞不渝。还必须郑重声明，本文所批评的英语族，主要指的是研究层次的英语族，与中小学乃至大学本科层次的基础英语教育并无太大的关涉。

　　笔者留意到，我国英语族的知识结构与一般国人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的语言、思维乃至行事风格更比一般国人多了些直率，少了些含蓄，或多少已有点像西方人。但他们并非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习得”中国气那样染上了过多的西洋气。他们也决非像半殖民地时代中国某些英语从业者那样，刻意模仿洋人的做派，以示高同胞一等。更不可以把他们同英国人留在印度的那笔特殊的殖民遗产----英印混血儿----相提并论，因为这个不小的种群除了在生理上是混血，在母语和文化认同上也是混血，并且以混血身份自傲，瞧不起纯粹的印度人。然而，中国的英语族的确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行当。由于把毕生精力投入一种艰深外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他们的母语能力因而受到了削弱，或他们的母语潜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开掘（“口才”不好或者没有“口才”；
笔头也不好也不快，或者说根本没有笔头），这就使他们的个人发展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更值得注意和批评的是，他们拥有一些足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特殊族类的不成文行规，而这些行规并不是有道理的。例如，判断同行水平的高下，他们的习惯作法并非是首先看他或她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是首先看他或她的语音语调是否准确，口语是否流利。你如果恰巧是英语族人，这差不多已是你的全部出身，是你是否能在业内立脚的关键，甚至可能比你是否毕业于某个名校如北大、北外还重要。

　　出身好，那就可是一美遮百丑，你在学术研究方面几乎可以不思进取、无需建树，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出身不好，你从一开始就很可能被拒于英语族族外；
甚至你的研究能力再强，同行们虽不至于完全不承认你的能力，但多少仍然会将你视为异类，使你很难抬起头来。鲜有人会说，印度人的英语十有八九带有浓重的本族语（须知，印度有十四种主要语言或十四种“普通话”）口音，但他们的英语应用能力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倍；
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英语口语可能比不上我们，其口音之重更是不敢恭维，但其读写能力可能并不亚于我们，更重要的是，日韩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西方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超过我国。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讲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但谁能说他用词不准确、不老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英语族中，不仅语音语调是判定同行水平的头号标准，音色也至关重要。“音色好”（几乎等于声音“性感”----用现在的话说），你差不多已中了头彩，因为你的英语听上去一定“漂亮”，一定有“味道”。近年来这种情形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由于不合理的行业习惯作祟，从业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仍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与其他任何专业评估同行水平的通行做法是大相径庭的。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英语水平与研究挂起钩来？对于英语从业者来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何罪之有？讲流利的英语的确无罪。对于非重点高校和非研究生层次的英语族来说，那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了。可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总得有点文化创造才行。如果没有昔日的辉煌创造，中国文化怎么可能成其为中国文化？怎么可能深刻影响整个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怎么可能有衰落后的复兴？因而，至少对于重点高校和研究生层次，不应只要求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应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较高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知识进步和文化创新做出贡献。对于重点高校和研究生层次的英语族而言，就是“流利”也应当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准确、简洁、老到、能表达复杂思想和情感、能表达范围广泛和色彩不同之事物的流利，而非不准确、不简洁、幼稚气、不能表达复杂思想和情感、不能表达范围广泛和色彩不同之事物的流利。

　　正是在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方面，英语族的弱点暴露无遗，尽管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恰恰在于英语专业本身。如所周知，同其他任何专业相比，英语族的研究能力、学术质量乃至学术产出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说学术质量不好比，那就比学术产出吧。任何人只需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中文界的学术产出量至少是英语界的七、八倍甚至更多，前些年的差距更可能有几十倍之巨。英语族对于国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文化的创造所做贡献有多大可想而知。所谓“贡献”，是指发挥较直接的作用。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英语教学，英语从业者提高了全民族的英语水平。在此意义上，他们已为中国学术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只要看一看西方汉语族，立马便知道我们与他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们在教学之余源源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已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对我国的中文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冲击（我国英语学术界何时才能对西方产生类似的冲击？）。考虑到我国英语族的数量远大于西方汉语族的数量，我们就更应感到汗颜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在西方汉学家中“流利”、语音语调甚至“音色”美丑与否，决非衡量同行水平的主要标准，而研究能力和学术质量及产出才是关键的尺度。这至少部分解释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

　　当然必须承认，西方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优势地位或“西方霸权”也是海外汉学成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英语族庞大的人口与弱小的研究力量、可怜的学术产出是极不成比例的，而我们的习惯做法和认识水平肯定是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当然，文化差异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近代以前，中国文明的知识论传统相对羸弱，因而大多数人的知识追求带有太强的功利色彩）。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英语界不仅在整个本科阶段用英语教学和写作论文，在硕士博士阶段也同样使用英语，甚至在管理部门明文提倡使用母语写作博士论文（有关管理部门拥有统计数字，很清楚英语专业博士生与其他专业博士生的巨大差距，因而有此举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仍然拒绝使用母语。这不仅与国外汉学界相比是绝无仅有的，与我国其他语种的外语专业相比也鹤立鸡群（也许法语是个例外，少数高校法语专业已尝试过用法语写博士论文）。当然肯定会有人出来反驳说，这是英语的地位使然；
英语好，学生就业前景好。这是事实。可为什么看不见大量英语硕士博士最后在高校和研究部门落脚？为什么看不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单位进行业务评估，主要看汉语而非英语出版物的质和量？如果英语从业者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在一生中的黄金时间段未能得到充分的母语写作训练，工作后却又必须用母语写作，比之其他专业其所处的劣势地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事实上，英语族中许多在读硕士、博士甚或高校教师缺乏基本的汉语技能。无论在口头还是笔头上，他们的母语词汇贫乏，缺乏表达复杂事物的能力，更缺少色彩的变化。就他们本应充当中西文化间的桥梁而言，就他们的头脑本应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和合的坩锅而言，尤其是就他们命定为汉语世界的一分子，应当为汉语学术乃至中国文化事业做贡献而言，他们的汉语文史哲知识太匮乏，他们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太弱，他们的视野也太狭窄。与用母语写作的文史哲学者相比，英语族中许多人甚至缺乏生活情趣，更遑论思想的激情了。他们其实已沦为英语匠人。这决非是说英语从业者智商不高，甚至努力不够，而是说一些非理性的习惯、未能“与时俱进”的认知、拒绝用母语写作的行业恶习阻碍了他们潜能的开发。在语言是认知的最重要手段，或者说语言决定存在的意义上，母语能力的欠缺意味着英语从业者的生命感觉已大打折扣。

　　当然也可以在客观方面找原因。这就是英语专业本身。英语族必须花大量时间精力掌握一门极困难的外语。这门外语在“血缘”上与汉语毫无关系（具体说来，并非像印欧语系中的法语与西班牙语，或英语与德语，或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与另一门欧洲语言那样相互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难度极大，因而他们在母语技能方面的欠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什么不可以像西方汉学家那样坚持用母语写作？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英美一流大学的汉语族不仅硕士、博士论文是用母语写作的，就连本科三、四年级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教学也使用母语。原因很简单。使用母语，知识的吸收更有效，知识的消化更容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更看重从业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在学术研究中，用母语写作容易，还是用一门毫无亲缘关系的外语写作容易，这对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来说，都是明明白白的事，本应成其为问题。

　　也应当看到，西方的汉学家不用汉语而用母语写作，并不等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汉语口语能力也许不如我国英语从业者的英语口语能力，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的汉语阅读能力比我们的英语阅读能力差。而在一般情况下，对于用母语写作的研究者来说，所学外语的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为重要，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就足够了。也就是说，西方汉学家对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作了区分。所谓“主动技能”，是指说、写能力或说好和写好的能力。这种技能亦可称为“产出性技能”，因为要说就得说“出来”，要写就得写“出来”。所谓“被动技能”，是指听、读能力或听懂和读懂的能力，或曰“非产出性技能”。这两种技能虽然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但并非不可以作适当的区分。对于培养研究能力和提高学术水平来说，这种区分甚至是至为重要的。语言教学法研究者乃至一般英语从业者都知道，掌握主动技能远比掌握被动技能困难，能用于主动技能的词汇也远少于能用于被动技能的词汇。因此，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企图掌握超出需要的主动技能，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意味着精力被浪费一种缺乏目标的追求上。当然，对一般英语从业者而言，听说读写四种能力都很重要，口译人员尤其需要较高的听说能力。但笔者以为，我国高校和研究所层次的英语族对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不作区分或不愿意作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对他们思想的贫瘠、学术素养的贫弱、研究能力的低下负责。

　　可是既然英语是自己的专业，为何不可以努力努力再努力，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譬如写出一手漂亮的英语美文？姑不论在一种并非正常使用英语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努力究竟能有多大的收效，写美文还得有美文的读者。我们的英语美文再漂亮，我们的读者却可能十有八九是中国人，甚至只是少数同事、朋友或学生，因为我们的英语美文获得发表的机会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用英语写就的美文基本上是写给自己读的，或者说，是一种在自我证明和自我欣赏中寻求自我满足的奢侈行为。再者，英美人以母语写作的美文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已够我们读。这里有一个摆正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高校和研究生层次的英语族首先应当树立直起一种基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的主体性一旦确立，英语、英语文化、英语文学的对象性也就清清楚楚了。

　　问题还可以这样问：英语对于我们是终极目的抑或只是一种手段？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抑或只是一个仆人？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需要而言，英语显然应当是后者而非前者。因为如果英语本身成了主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英语从业者就不可能不丧失自己的语言-文化主体性，英语就不可能不反客为主，使你沦为它的对象和奴隶，反对英语霸权乃至西方文化霸权便无从谈起。从资源有效配置的现实需要这一角度看，如果英语本身成了目的，那也实在太奢侈了。因为仅就英语专业而言，中国的智力资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考虑到那数量巨大的“托派”、“Ｇ派”或出国族、移民族，情况就更严重了。因此，对于高校和研究所层次的英语族来说，学好英语，准确地说，掌握较高程度的被动技能和适当程度的主动技能，只应被视为一种获取学术信息，扩展学术视野、进行学术交流的手段，最终说来，一种为全民族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建设做贡献的手段。唯如此，有限的智力资源方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把英语本身当作目的来追求，显然是本末倒置，也很可能是孤芳自赏，不仅无益于社会，也无益于自己。

　　持不同意见者会争辩，用英语写论文难道不有利于国际交流？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先写好汉语文稿再译成英文？实际情况是，国内学术会议十有八九完全以汉语为会议语言。即使所谓国际会议，往往只需要在部分议程中使用英语，且由于过多的表演性而使交流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以国际交流为由替不用母语写作开脱，是没有道理的。为了这小小方便而牺牲研究能力、学术素养和学术产出，实在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这点小方便意味着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无数用英语写成的硕士论文像课外作业一般湮没无闻。近年来用英语写成的博士论文中，相当大一部分也只是在答辩通过若干年后才得到全文发表的机会，更多论文要么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要么像无数硕士论文那样被尘封在资料室的某个角落里，除了曾使作者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以外，对知识的推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根本谈不上贡献。可培养一个博士不知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资源！更由于学术成果未能形成学术积累，未能进入学术交流场域，就连英语行内人士也难以了解其他院校的英语族究竟已做了什么工作，其结果是我们总是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都得从头开始自山脚推巨石上山。如此这般，中国英语界怎么可能像西方汉学那样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传统。

　　考虑到英语族的庞大人口，如此巨量的智力活动的产物不能有效地参与全民族知识的推进和思想文化的创新，资源浪费之巨大就更为触目惊心了（见相关链接：“附录的附录”----“现行英语学术体制弊端种种”）。并非不重要的是，用英语而非母语写作硕士博士论文，意味着对英美学术成果的极大依赖，使学生丧失了以汉语和中国文化为根本内涵的主体性，使他们不仅在谴词造句上，甚至在基本思路和问题上，都任由自己头脑变成英美学术的路马场，而非将英语、英语文化、英语文学视为一个客体、一个对象，带着真正的问题来研究它们，并把研究结果用于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极难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风格和问题。

　　如果连问题也是人家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摆脱思维的贫困和想象的贫乏？我们怎么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积累？我们怎么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传统？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也由于学生在一种非正常使用英语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使用英语，他们的英语再好，也是有限的，极不可能好到完全独立地写出不仅英语地道而且有真正创新的文字。因而，他们极有可能仅仅是在转述英语世界的学术成果。结果可想而知，我国英语族永远摆脱不了对英美学术的依附，永远不可能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产生真正自己的思路和风格，永远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已有蔚为壮观的汉学传统那样，形成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传统。

　　---- 本文原发表于《读书》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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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英语学术体制弊端种种

　　我国高校英语界同其他行当一样，当前面临着量化管理的种种弊端，深受其苦。但我们也很清楚，在对林林总总的非理性学术评估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前，甚至在已经对它进行了较大的合理化改造之后，量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是不会根本改变的，而实行过分的和不合理的量化管理，学术成果的质量很难保证不说，学术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总会冒出来；
问题提了出来，也难以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从本质上看，量化管理所追求的是形式的合理性。它既然不追求实质合理性，就难免走向官僚化和僵化，从而对学术研究所面临和应当设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缺乏敏感性。此外，量化管理的僵滞性也很大程度地产生于学术程序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由于牵涉到在位者的利益，权力关系一旦形成便很难打破。因此，在量化管理的压力下保证英语学术成果的现实相关性，是摆在每个从业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术很快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就是文学、语言学（包括教学法）和翻译。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正在形成中新的学科方向，如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跨文化研究、文明研究，以及英语主导的传播学（主要进行新闻学、媒体学或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但是这些新学科方向的界限和界定还相当模糊，或者说学科性还很成问题，还远远不成熟，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成熟。所以，一个在读的英语硕士或博士要想获得大学教职或已有教职者要晋升职称，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这三个方向当中作一种排他性的选择，此后被期待不断产出相关“成果”。从业者选了文学，便不能搞语言学，选了翻译，便不能搞文学，否则就会因不够专门化而出不了成果。恰恰也存在与这三个方向相对应的专业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和《国外文学》等（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语界》等（语言学），以及《中国翻译》（翻译）。此外还有大量高校学报，以及省、市级社科院刊物。从业者甚至可以不受刊物篇幅和倾向性的限制，独立地写出一部专著来。可无论以何形式发表成果，都很难摆脱文学、语言和翻译三分天下的格局。因为除了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以外，英语界的学术评估机制也同样上演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同样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块。各级评审委员会的在位者被认为是这三方面的专家；
反过来说，他们如果不被有关方面视为这个三方面的专家，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评委。这里存在着恶性循环。

　　以我国现有的研究条件和研究队伍的质量来看，更考虑到与庞大的英语教师数量，要让每个从业者不断产出有价值的成果，是不切实际的。许多“学术论文”至多只是对已有成果的转述，如果不算剽窃的话。可是为什么大量“学术成果”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英语从业者却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研究领域，寻找一些更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下列方面的研究，譬如英国中世纪的婚姻问题、英国16世纪以来的教派关系、英国圈地运动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英国议会民主制自大宪章以来的演进过程、18至20世纪英国人海外游记（可归于后殖民研究）、当代英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美国黑人问题、犹太人及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影响、美国同性恋问题、美国堕胎问题、美国法制演变、美国政党政治、美籍华人状况、美国宗教状况、英美女性主义等等？

　　对于正在迅速现代化，正在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来说，更详细地了解各英语国家的社会、历史、法律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显然十分必要，而对于高校英语从业者来说，做这些方面的研究本应是他们的本份。从英语国家的汉学或中国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东亚系或汉语系都不可能只研究汉语语言文学，而研究中国历史、社会、艺术、戏曲、宗教、法制、政治制度等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鼓励甚至阻碍我国的英语从来者拓展新的学术领域。因为英语界的学术出版和评价机制早已被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个方向的既得利益瓜分了。不在有限的三个方面发表文章，哪怕只是转述性文字（如果不是剽窃的话），甚至只是转述的转述，从业者的自身利益就很难保障。如此这般，哪有真正的学术进步？

　　可能会有人说，有历史、政治、法律、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专家来做这些工作，不用我们语言背景的人来操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我国英语读写技能过关的研究人员相对说来很少，与十三亿人口不成比例，也与一个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事实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已经设有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一类专业方向，北外甚至已有美国社会研究博士点，北大英语系也正计划开设这些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从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或汉学）状况来看，上述研究方向也应成为我国英语从业者的研究领域。也如上所说，英语国家的大多数东亚系或汉语系不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而且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等。

　　有些研究项目显然是能直接发挥社会效用的，例如能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的工程技术、财经或社科项目。贸易、金融、财会、房地产、经济、法律、建筑、生物、微电子、信息管理等学科方向的科研成果甚至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或者说能够挣钱。可是英语不是能直接转化为这种效益的学科。那么英语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相关性究竟在哪里？首先，考虑到专业性质，应当看到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那些本来就极具实用性的学科的现实相关性。应当看到，包括英语在内的人文学科如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或者说往往不能产生短平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来说，人文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北大英语系有古典研究的传统。一直有人在古英语文学、中古英语文学、希腊罗马文学方面开课和做研究。这种学术很不实用，以至于很不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选这方面的课程，但北大英语系却照样聘他们为教授。如果了换一个学校，可能早就把这些课程砍掉，并强迫有关教师改行了。可是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价值，但对于国家总体性的文化建设却是必要的。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终究总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实用性的学问才行。这是因为人文学术研究虽然不能产生直接效益，却具有长远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产生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当神舟5号在距离地球350公里左右的太空飞行时，宇航员为什么用笔在一个写字簿上写画着什么？这并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个画面其实极富象征含义。它昭示着，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喜欢文化、重视教育的民族。在它后面，是一个数千年来由无数人文学者培植、塑造起来的重视文化教育的全民传统。成功的载人航天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国力，也表征着一种不怎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厚文化。

　　这里显然有一个什么是“现实”或者说什么是“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的问题。对于我国高校英语从业者来说，“现实”不应该是能够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现实。如果是这样，一个年收入高达五千万美元的当红歌星（譬如近年来在美国红得发紫的性感明星布雷特妮·斯皮尔斯）所做之事就最具现实意义，最具现实价值。这样一个歌星两年的收入即够发射一艘神舟号飞船，与他或她相比，岂不非但英语从业者的工作毫无意义，甚至数万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无意义？然而，对于维系学术共同体乃至大学体制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来说，不仅英语从业者的教学工作不可或缺，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学术共同体或大学体制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来运作。如果从业者不做学问，那么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不做学问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学讲台，把做学问的人赶下去。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学是社会的灵魂所在，是民族的良知所系。大学不仅传播、更新和创造知识，而且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守护者。如果不按大学本身的逻辑行事，这一极其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其逻辑后果不仅是学术共同体会散架，大学本身也将跨台，说得严重一点，一个社会、民族将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明白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以上所说可能仍然没有回答大量转述性文字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一问题，至少没有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大学英语老师心中的疑问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其实这主要是一个体制或操作问题。大学英语老师的工作是教授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基础英语，所需做的研究工作不如英语专业教师多，因而对她（他）们提出与专业英语教师相同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硬行规定全国每个教大学英语的助教、讲师或副教授每年发表一篇或两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数量多大、学术价值多高可想而知。因而根本的解决方案应当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即设立专职教学岗，对在岗者不提研究任务的要求。事实上，某些单位如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等校已经这么做了。

　　本文原作于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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