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别用西方视角看东亚复兴

　　历史上政治分裂的欧洲塑造了西方的战略思维

　　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由于西方世界一统天下，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史，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曾长期受作为主体的西方历史所支配和指使。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其实也是欧洲国际关系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正如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所指出来的那样，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按照西方经历和经验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种以认识社会间相互作用为其义不容辞的理论义务的职业来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范围是惊人的狭窄，而且具有民族优越感。它基本上只是对西方国家体系的研究，而且在现有的理论著作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情况。”因此，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观察家甚至是政治家一直以西方的目光来审视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

　　在进入欧洲意义上的现代之前，欧洲与东亚国家体系就曾“花开两朵”、大异其趣。与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不同，欧洲从来没有过各部分共同拥戴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与此相反，欧洲是各种小王国、公国、边境贵族领地的“大杂烩”。从16世纪世界“大国中心”地图可以看出欧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此情况下，其中一个大国相对实力的显著增长，就是对其他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尤其是现代史上德国、日本在“崛起”后，人类世界接二连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经历，使西方国际政治学对大国崛起所持的态度更为悲观。

　　这种政治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人的战略思维，就是把大国林立和权力制衡，作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和信仰，很少怀疑它的正确性。美利坚民族的战略思维，则是对欧洲知识传统的继承创新，并在与欧洲大国相互竞争和战争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它同样对通过战争和冲突变革国际秩序，持有高度的敏感。而日本虽然在地理上是亚洲国家，但在总体精神状态与心理上，其实也与欧美国家共享了一般性。在这种战略思维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两极体制终结后亚洲将经历一段军备竞赛和强权政治加剧的时期，在很多人看来，随着东亚各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现代东亚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地区。

　　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产生“中国威胁论”也并不奇怪。无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还是马丁?怀特的《权力政治》，或者近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共同阐明了一个命题：那就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最终来源于该国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一个国家经济能力增长后，一个国家必然会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在此过程中免不了要与居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发生严重碰撞甚至战争，因此会成为霸权的挑战者。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大国兴起必将冲击现有世界秩序。这一命题最早是由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实际起因，在于雅典国力的增长在斯巴达引起了恐惧。而今日，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必将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成为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者。

　　东亚国家体系与西方有本质区别

　　在过去上千年历史过程中，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国家体系，国家之间事实上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国际交往规则。与欧洲国家体系不同，在实力结构上，欧洲大国林立，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东亚则长期以中国为至尊，形成封贡体系。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准确，这种“封贡”关系更多是一种通商关系，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中国与周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封贡体系，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体系，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对外邦的内政一般不加干预，仅满足于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在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大封贡体系的同时，还存在分别以日本、朝鲜和越南为中心的小封贡体系。在大封贡体系中，日本又不时扮演起挑战者角色，寻求与中国对等地位。这个国家体系内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长期主要是由中国提供，包括调解这一区域的国家间纠纷，中国长期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仲裁者。

　　此外，欧洲大国习惯于以战争和冲突作为变革国际秩序的动力机制，其历史时间相对较短，只是在罗马帝国彻底灭亡后才产生，历史经历和经验都非常有限；
相反，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家体系，至少有着2000年以上的存在历史，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有更为丰富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做法，并不特别看重武力和战争在变革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

　　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来看，中国曾有过多次文明复兴经历，但并没有严重挑战地区体系。往往是中国四分五裂、处于衰落期的时候，因战乱、人口迁移，反而使东亚世界遭受更多冲击。而在中国内部安宁、国势强盛的时候，中国则成为东亚世界中一个有力的国际关系调节者，此区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至少使本区域内部的纷争得到了调节和抑制，为本区域带来了和平。因为中国在硬软实力上的明显优势，东亚许多国家希望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为本区域生活一起创造更多公共产品，这一心理特点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东亚世界“失语”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东亚一直面临着如何迎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这一问题。西方国家来到东亚是以强势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东亚国家在逐步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后，自身文明体系先是被外来强力所否定、接着是在与外来文明的比较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后，处在了“我不见了”的尴尬境地中。不仅对自身命运没有了自我把握的可能，就是对于自我的表达，也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东亚世界按一个流行的词语来说，是“失语”了。我是谁？我在何方？我要到哪里去？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因此长久在知识话语及价值观的生产中，与西方世界之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单向接收过程。看待东亚的复兴，不但世界在以西方的目光审视，就连东亚国家自己也是如此。

　　现在，人们正从一个上升的中国和东亚以及两者的互动中，感受到了当下东亚世界与几百年前那个东亚世界的有机关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东亚地区不仅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地区动荡，相反，东亚国家之间经济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进行革命输出，周围的国家也都以中国为敌人，而到了９０年代，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比以往要正面得多，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崛起”的时期，而不是中国处于动荡的时期，这是因为中国的繁荣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安全局势的稳定。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感叹，历史上，亚洲国家似乎并没有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相反，这些国家会产生一种依附感。

　　这些事实都说明，世界，尤其是中国和东亚国家自己，要转变角度思考东亚的地区问题，要以东亚视角来取代和包容其他一些思考和表达方式。西方文明虽然表现出了巨大活力，但这样一种纯粹单向的传授过程，在今天已经不再能够为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未来前途，提供足够的智慧资源。东亚视角也是一种国际关系视角。在东亚的历史文化脉络里理解中国文明复兴，它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和理论推演，而且应该是一种现实历史。只有用东亚视角来理解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才更有说服力。

　　（作者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学者。）

　　《环球时报》 (2007-01-18 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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